内外交困的蒋介石

　　这一天，国民党中常会作出决定:在9月23日全国下半旗并停止娱乐一天，表示对沈阳沦陷的哀悼。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这一天显然仍处在焦头烂额之中，一方面要收集来自张学良和其他各方的战事消息，并向在江西剿共的蒋介石和国内外通报，同时又继续召开自9月19日就已召开的紧急会议商议对策。

　　在这次会后，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致电海牙国际法庭王宠惠和日内瓦国际联盟中国代表林森委员，向他们报告了中常委的会议结果，表示要一心一德，抗敌御侮，并要这两位驻外代表“善为宣传，俾国际间了然于日本之横暴”。同时，外交部向日本政府提出了第二次抗议，要求日军立即退出占领区，恢复原状，并保留进一步提出正当要求之权利。

　　已从最初的忙乱中恢复过来的行政院在这一天正式向南京卫戍司令部、警察厅、淞沪警备司令部、各省市政府、公署发了密电，通告了“九一八”以来东北的情势和政府所采取的对策。电文中提到，“顷驻京日使馆员奉日政府令来外部面称:日政府认沈阳冲突为不幸，已制止扩大，并下令保护在日华侨，请我政府对于在华日侨，亦一律予以保护”。

　　当时这个积弱积贫国家的首领——蒋介石正在从南昌赶回南京的途中。二次围剿失败后，国民党在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为一致协力扑灭赤匪告全国同胞书》，并为此调集23个师加3个旅约30万人的兵力，6月21日，亲任“围剿”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带着德、日、英等国军事顾问到南昌，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按照蒋介石及其顾问的计划，他们准备采取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先击破红军主力，再捣毁根据地，然后再深入进行“清剿”。“九一八事变”让蒋介石不得不停住他江西的“剿匪”步伐，转而投向这场外患当中。

　　但当时蒋介石仍视日本为“疥癣之疾”，称共产党才是其“心腹之患”，9月20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给两位驻外代表的电报中，仍坚持指出一心一德的前提还是“赤匪必须根本铲除”。

　　这一天，心事重重的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倭寇野心既已爆发，必难再收，东亚从此无宁日矣。”“闻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不宁，如丧考妣。”“苟为吾祖吾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北，永无人格矣！小子勉之！内乱平定不遑，故对外交太不努力。卧薪尝胆，生聚教训，勾践因之霸越，此正我今日之时也。”

　　一直忙于长江水患的“长江水灾救济委员会”主任朱庆澜在9月20日当天，代表全国5000万灾民致电蒋介石、张学良、汪精卫等党政要员，呼吁“举国团结、一体奋斗，同舟风雨，共济艰苦”。

　　这一天蒋介石的日记中还记有，“倭寇处心积虑，侵略东省，不幸今竟成为事实，一时殊觉无法补救，然而如我国内果能从此团结一致，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也。”忧心忡忡的他一方面不得不考虑放缓剿共步伐，另一方面也想到与广东政权的“团结”。在20日形成思路以后，他第二天回到南京后就在干部会议上提出了“对广东以诚挚求其合作”的意见，并要求“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及剿共计划，悉予停缓”的意见。此后蒋与广东进行了多次协商，一再对汪精卫和胡汉民的要求退让，甚至最后于12月15日下野，辞去了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等职务，完成与粤方的和解。“安内”之策的暂缓虽然没有最后促成蒋对日抗战，但促成了中国在外交上的步调一致，在中国的努力下，国联终于做出决议，要求日本撤军。

　　这一天，日方的一项军事行动在秘密策划中。一天前，日本驻朝鲜部队已计划向在东北的关东军增援，但由于内阁会议作出不扩大事态的决定，而不得不在新义州待命。20日晚上8点30分，驻朝部队给陆军中央部发了电报，建议部队移动不必等政府敕命，那样会导致事态更加严重，“为使之成为地方性问题，我们仍认为以采取独断出兵之方式为妥。务希酌情给我部命部分兵力独断越境之余地”。而在这天上午，实际上陆军首脑在参谋本部开会时已经作出了更大胆的决定:“军部希望在此时一举解决满蒙问题，倘政府万一不同意军部该方案，政府因此而倒台也毫不在意。”

　　于是，新义州的日本军队向东北开始增援的同时，8点30分，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把土肥、板垣、石原和片仓召集到沈阳馆一号开会，要求确立以后的行动方针。会上土肥原提出要建立一个以日本人为盟主的“满蒙五族共和国”，但后来根据板垣等人的意见，形成了一个《解决满蒙问题政策案》。这个方案是要“建立受我国政府支持、以东北四省及蒙古为疆土、以宣统皇帝为首脑的中国政权，使其成为在满蒙各民族之乐土”，而他们计划中的“新政权”，不但国防、外交以委托方式由日本掌握，主要的交通、通信也由日本管理。

　　(编辑：独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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