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

　　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出现在9月17日《北平晨报》的第一版，“张于凤至主办江淮水灾协赈会征求彩品启事”，文中说，“本年入夏以来，霪雨为灾，江淮泛溢”，一个星期前，由于凤至发起的江淮水灾协赈会成立，代十六省灾民“伏望各界同志”捐赠赈品，并“务请近一月内惠赐北平灯市口同福夹道七号”。

　　在被“九一八”这场外侮惊醒之前，1931年的中国笼罩在一场全国性的水灾当中——当时全国受灾区域达16省，其中长江中下游及淮河流域的湘、鄂、赣、浙、皖、苏、鲁、豫8省灾情极为严重，“是上个世纪受灾范围最广、灾情最重的一次大水灾”。1931年2月到5月，蒋介石派军政部长何应钦，率兵20万进攻江西中国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时，全国性大水灾的序幕已经拉开。

　　9月初，《华北日报》发自上海的报道说，因为芜湖“水涨一寸并持续上涨”，连日来饿死江边百姓几百人，许多尸体沿江水顺流而下。后在上海的“芜湖水灾会”对灾情作出统计——共有灾民418000多人，死亡4400多人，等待救助的灾民共37万，其中被大水毁掉家业无家可归者22万。国民政府官员蒋坚忍由此建议，“移500万灾民赴东北屯垦”。

　　“长江的瘫痪就是中国的瘫痪。因为伟大的长江是诗人所称的中华之邦的命脉。重灾之后的恢复不是几天的事，也许不是几个月或几年的事。”这是当时正在中国考察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对1931年长江大水灾的严重后果所做的评论。在灾情最重的武汉，“全国救济水灾委员会”委员朱庆澜已在月初到武汉主持灾区工作。

　　9月17日，汉口的天气突然转冷。一星期前，蒋介石乘军舰赴武汉，专程视察水灾处理。《华北日报》每一天都向外报道:先是汉口形势稍有缓解，“行走于市内街道已经可以不用小舟”，戒严了好几天的市民纷纷涌上街头。到17日汉口江水已落，水深处也只没到脚脖子，但到处是污泥、臭气熏天，城中积水迅速向河道汇集，黄包车、大小商店都开始营业。但17日骤然冷下的天气，让许多灾民在寒风中又冻又饿，只好等待救济。汉口水退不久，就有巡航在大街上的汉口“剿匪”宣传车。汉口“剿匪”宣传处处长蒋坚忍在忙于发表这样的演讲:“蒋总司令已率20万大军围剿赤匪了！”

　　缺衣少食的灾民被迫迁徙流离。金陵大学的调查表明，离村人口约占灾区人口的40%。按照这个比例，被调查灾区总人口2520多万，逃荒人口至少1000多万。外逃灾民有1/3找到了工作，1/5沿街乞讨，其余的人下落不明。在上海，许多逃往湖南的灾民大多又折回来了，因为盐城阜宁等地都已经被大水淹没，灾民中纷纷相传如今到处都是水患，连着几天断粮使外逃灾民饿死了将近一半。

　　南京政府也在全力以赴，忙于应对这场全国性的水患。9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行了第一批赈灾公债3000万元，宋子文设法用发行水灾公债等方法筹集赈灾款的想法得以实施。而孔祥熙致电张学良，要求今年惟一农耕正常的东北运粮赈灾;因为秋风已起，上亿灾民的冬衣问题迫在眉睫，政府开始以每日一万套的速度赶制冬衣，并且全国征求破旧衣服和鞋，经消毒后运发各地。政府劝告全国农民不要用美国运来的小麦做种子，并且下令灾区不可宰杀耕牛。

　　国民政府许多部门的工作重点也是这场水灾。教育局已开始要求灾区减免学生学费，政府方面有人谈话，认为眼前惟有救水灾，但同时提醒大家“以后要注重修林造堤之各种水利工程”。“水灾奇重”，中央令各级党部因国庆日不可铺张典礼。

　　“目前中国最大的问题还是水灾的救济”，《华北日报》以醒目的标题刊登了蔡元培在国府纪念周大会做报告时说的这一番话，蒋介石、于右任等也出席了报告会，蔡元培说，因为灾民已达七八千万人，占中国总人口数的1/6，如果不能得到有效处理，不仅是中国的惨剧，也与民生主义背道而驰。蔡元培还提出各项近期远期的计划，如购借麦棉、禁烟种苗、改良农业等诸多建议。

　　中国的自然灾难也惊动了当时的国际联盟。9月17日的国联通过救华水灾办法——“一切会员国非会员国一齐救助中国水灾。”国联卫生部长拉西曼也专程来中国协助处理水灾后的卫生防疫工作，他刚刚到达南京，下榻于宋子文公馆。

　　57岁的杨度在这一天卒于上海，结束了他颇有争议的一生。同一天，中国航空公司南京至北平航线复航。徐州号、沧州号两机对开，每架飞机最多可以坐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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