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凌志军

　　自从1994年春节以后，邓小平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了。境外的媒体至少一百次说他“病危”，他却在京城里自己那个四方形的院落中，过得既舒适又洒脱。1997年2月，邓小平病危。这一次，境外的媒体没有谁说什么。

　　告别政治生涯

　　邓小平是在1989年9月4日提出他的辞职要求的。辞职信写给党中央政治局。但是，直到11月9日全体中央委员同意了他的辞职之后，他才算是退休了。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这一天是可以留下一页的。党的领袖的“终身制”在这一天被瓦解了，第三代领导集体从这一天真正开始了自己的历程。当邓小平的辞职公开时，不少老百姓认为，他辞职却不一定会辞事。不过，我们从现有种种记录来看，至少在那个时候，邓小平已下决心不再过问台前幕后的是非恩怨。用他自己的话说，“退就是真退”，他从今不再代表集体、党和国家，亦不再插手中国大政。当日诸如《人民日报》这样的官方报纸，全都大张旗鼓地说邓小平“告别政治生涯”。如果不是他的本意，旁人是不敢这样说的。“你们有事找我，我不会拒绝，但是不能像过去一样。”他对中南海里新一代领导人说：“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之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还说，“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他相信他已完成第二代领导向第三代领导的过渡，回到家里，对家人说：“退休以后，我最终的愿望是过一个真正的平民生活。”

　　最后一次公开亮相

　　1992年10月12日，中共十四大在北京召开，江泽民作了《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江泽民的声音停止的时候，台下掌声雷动。会场外面，有一个人也在鼓掌，这是邓小平。他是特邀代表，但没有到会场来，正坐在家里的电视机前，看着他的接班人读完了最后一句，说“讲得不错，我要为这个报告鼓掌”，便独自拍起手来。可是当时大会堂里这些人，并不知道邓小平在和他们一同鼓掌，会一散，都问邓小平为何没来。大家一直期待着他出现在大会堂里。

　　邓小平打定主意：再次到前台走一趟。那一边，会议已经闭幕，代表们全都觉得这场面缺少一个高潮，不免美中不足。正在这时，他身穿灰色中山装，把脚踩在红色地毯上，一边迈步，一边频频致意。七个常委都跟在他的身后。两千多位代表和中央委员全都站在他的面前，掌声不息。他微笑着走了一圈，停下来和几个人握手，然后又走到中间，看看大家，对江泽民说了一句话：“这次大会开得很好，希望大家继续努力。”然后转过身去，摆一下手，飘然离去。众人望着他的背影渐渐远去，目不转睛。他没有再说“告别政治”这样的话，在场的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

　　“非常时刻”到来了

　　1997年2月，全体政治局常委都接到通知：不要出京，留在家中待命。不是发生了什么意外变故，而是一个既定的进程日益迫近终点：邓小平走到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医院的报告说他已经病危。

　　只有他的家人和党的新一代领袖们知道这个消息。根据医生解释，他的心脏健康，肝脾也好，没有老年人常见的糖尿病或者前列腺炎，致命的问题发生在神经系统，这在医学上叫做“帕金森综合征”，是一种没有办法根治的疾病。

　　1996年12月的一个清晨，他一觉醒来，觉得呼吸不畅。按照过去多年的习惯，他本应走到卫生间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在一个小方桌子边开始吃早餐，有牛奶和鸡蛋。秘书通常在这时进来，把他要用的东西放在办公室里——眼镜、手表、放大镜，还有一摞文件和报纸。他把这一天剩下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办公室里。他喜欢看地图，喜欢翻字典，有时候看看《史记》或者《资治通鉴》，但他更喜欢看《聊斋》。他喜欢打桥牌、游泳、看人家踢足球，但他最经常的运动是散步。每天上午10点，护士就会进来，提醒他出去散步。可是这个早晨，他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了。咳嗽不止，令他不能呼吸，不能下咽食物，更无法完成他的这些活动。身边的医生已经不能应付这个局面，只好把他送进医院。

　　从他的家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也叫三○一医院)不过十公里，可是在那一天，这是世界上最漫长的十公里了。“没有想到，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卓琳后来这样说。他的车子经过京城最重要的街道长安街，一路向西驶去。这是一个非常时刻，可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中南海里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在1月份还到外地去巡视了——李鹏去了辽宁，李瑞环去了海南，乔石去了江苏和上海，朱镕基去了重庆，胡锦涛也按照计划出访南美三国。多少年来，中国人判断政治气候冷暖的一个依据，就是党的领导人是否在公开场合露面，现在看到这些人的行踪，他们就觉得天下太平，却完全没有注意到党的最重要的领导人江泽民始终坐镇京城。那些已经出京的领导人，也不像往年那样和四方百姓共度春节，全都缩短行程，匆匆赶回京城。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