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泼斯坦经常受邀参加八路军办事处召开的记者招待会和其他活动，采访过八路军、新四军的一些领导人，其中周恩来给他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多年后，他回忆起与周恩来的交往时写道：“我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有时去拜访他，尽管我那时只有23岁，各方面不成熟，但他还是很耐心地、热情地对我讲解许多事情。他那坚毅、诚恳、明确、有耐心和对原则问题极端严肃的态度，同他豪爽的风度和言谈交织在一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总是那么谈笑风生，从不咬文嚼字，敷衍了事或干巴巴。有时候他还派助手来提醒我对各种事 件和倾向的注意，教育我，使我懂得了过去所不知道及不了解的事情。”有一次，周恩来还特意介绍爱泼斯坦去采访将要出任新四军军长的叶挺将军。他写了关于这次访问的报道，在国外被广泛采用。

　　爱泼斯坦在采访台儿庄战役回到武汉后不久，即被合众社派往广州工作了五个月。他看到日本飞机对广州的狂轰滥炸，不但没有吓倒广州的民众，反而使人们的爱国热情更加高涨。但是，广州军政当局脱离群众，没有把人民群众很好地动员组织起来保卫广州。那些空喊抗战口号的国民党军政官员不战而退，日军于10月21日侵占了广州。

　　广州的大多数民众，不向侵略者屈服，不同侵略者合作，背井离乡，撤退到外地去。撤退前，炸毁了珠江大桥、发电站、自来水厂、无线电台和一些工厂及一切可能被敌人利用的基础设施，留给日本人一座空城。从珠江两岸到东西江的广大农村地区，游击队纷纷组织起来，到处打击侵略者。

　　爱泼斯坦目睹这一切，使他确信“广州的迅速陷落，绝不意味着抵抗的结束”，“日本人的胜利只是暂时的，战斗将继续下去。”然而，当时的西方国家看到中国的主要城市和港口一个接一个地落到日本人的手里，认为中国的抗战难以支撑下去，企图讨好日本，牺牲中国，搞亚洲的“慕尼黑”阴谋。美国合众社则断定中国的抵抗会逐渐消沉下去，日本实质上已经战胜了中国。它大量裁减派驻中国的战地记者，认为爱泼斯坦的报道是片面的（说他偏袒中国人）和不现实的（因为他相信中国会取得最后胜利），因而，广州失陷后，爱泼斯坦一到香港，就被合众社解雇了。在香港，爱泼斯坦从八路军驻港办事处领导人廖承志处读到毛泽东于1938年5月在延安发表的《论持久战》。毛泽东的远见卓识，使他看到中国抗战的光明前景，更加坚定了他对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念。他应廖承志邀请,参加了把《论持久战》和其他一些来自延安的中共文件翻译成英文、向世界各地广为传播的工作。

　　爱泼斯坦第一次见到并认识宋庆龄是在沦陷前的广州。当日本空袭广州市区最严重的时候，宋庆龄不顾个人安危多次由香港来到广州，鼓舞民众的抗战意志和加强抗日统一战线。她向妇女们讲话，号召她们缝制、捐赠棉被、棉军衣，送给远在北方前线的抗战将士。她到医院慰问在轰炸中受伤的同胞。在一个医院里，她抚摸着刚从被炸死的一位母亲腹中安全取出的婴儿，泪流满面。1938年9月18日夜晚，为声讨日本侵占东北三省7周年，广州市民举着火把在大街上游行示威。尽管日本飞机随时可能前来轰炸，宋庆龄还是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走在游行队伍里。之后，她又召集一批中外人士，愤怒谴责日本野蛮轰炸的暴行。宋庆龄首次同爱泼斯坦谈了话，并邀请包括他在内的中外人士组建“保卫中国同盟”广州分部。保卫中国同盟于1938年夏天由宋庆龄在香港创立，并担任主席和实际领导人。其主要任务是联络和动员国际友人募集资金、物资和从医疗服务方面支援中国抗战。在广州，爱泼斯坦参加了欢送印度国大党援华医疗队北上抗日前线的活动。这个医疗队最后去了延安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救治八路军伤病员。其中柯棣华大夫接替了牺牲在岗位上的白求恩大夫，最后他也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