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孙铭勋继承陶行知“育才学校的道路”

　　对于育才的发展前景，陶行知先生有一个庞大的规划，他曾经设想，等到战争结束、社会安定、有了条件，就将育才学校办成一个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专科的完整的“生活教育”实验学校(见《陶行知全集》第四卷)。陶行知先生去世，作为重庆育才校长的孙铭勋，就决心继承陶先生的遗志，去实现这一理想。他的整个计划见1950年7月21日《新华日报》 第六版《育才学校的道路》一文。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是得到周恩来赞同的。周恩来与育才学校的关系很深，一直亲自关心支持并给予实际的帮助。南方局派出共产党员到育才学校工作(孙铭勋就是党组织派到育才去的)，周恩来坦诚地将学校中共产党员的名字告诉陶行知，在白区秘密工作时期这种情况十分少见。育才学校决策层中的共产党员们，帮助陶行知制定了学校的教学计划和远景规划。如此密切的关系，基于周恩来对陶先生的信任，也基于周恩来对“生活教育理论”的赞同。1946年7月陶先生在上海逝世，毛泽东题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也被一般人看作是毛泽东对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认可。

　　抗战胜利后育才学校大部分迁往上海，小部分留在重庆。不久内战爆发，留在重庆的育才学校分部与上海失掉联系，完全断绝了经济来源，募捐又越来越困难。周恩来鼓励重庆育才分部负责人说：“把育才坚持下去就是胜利！”这个鼓励像明灯一样指引着苦撑苦熬中的育才师生。重庆解放前夕，周恩来指示从香港给育才学校汇来800块银圆，使他们顺利度过最艰难最黑暗的一段时期。那时候，孙铭勋已经在思考着解放后育才学校大发展的实施计划了。解放后，孙铭勋遇到重要事情还直接与周总理通信。

　　解放了，育才师生扭着秧歌舞欣喜若狂地迎接解放军进城，并且在“抗战胜利记功碑”(现在的解放碑)顶上插上他们自己制作的、飘扬在重庆上空的第一面五星红旗，解放当天，重庆广播电台播放的第一支进步歌曲，也是由育才师生演唱的。

　　解放之初，作为国内知名的幼儿教育家、育才学校校长、1935年入党的老党员孙铭勋，享有较高的社会政治地位，被安排为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的委员，当选重庆市第一、第二、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他写的文章经常见诸于各报刊杂志，育才师生的学习及活动情况也经常为各报刊所介绍。

　　孙铭勋向重庆市政府文教局提出了创立规模庞大的“育才学园”的设想，希望得到政府支持。他是这样想的：“……饱受压迫，尝尽辛酸的育才学校，已随着重庆解放而获得新生，……明年将增设托儿所，恢复小学，扩大初中，和社教组，并呈请军管会另拨较宽的新校址，发给学校经费和部分学生公费，同时积极展开募捐工作，筹集款项，以便从事新建设。……”

　　这一想法初步得到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允许：“本市育才学校……校址和经费问题，军管会同文教会已答应帮忙协助，并发起向社会人士募捐运动，共同来完成这有益于后代的义举。”

　　这一设想最终没有能够实行，原因在于一方面孙铭勋的规划与现实有着较大的距离，另一方面，依然为“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斗争”所激动的人们，难于静下心来思考文化建设。孙铭勋怀抱着宏大的育才学校发展规划，找到刚刚成立的人民政府文教局，又直接找到副市长，说明育才学校从创立开始就是租借房屋校舍，一直“贫无立锥之地”，现在准备扩大招生，希望政府拨给相当于一所大学的地盘，并给以人员和经费物资的支持。

　　他说话十分直率，一切都直截了当。他的态度立即使文教局长和副市长非常反感，副市长不客气地斥责说，你是党员首先要有党性，你是干部为什么不首先考虑服从组织决定，你怎么总是强调你的个人意见！两人发生争执。孙铭勋觉得人民政府理所应当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公仆”，便说出“人民政府是不是人民的政府，就以对育才的态度来考验”这句传播很广的“名言”。

　　(四)教育家的民主政治理想

　　孙铭勋对于中国政治的民主化进程充满着梦想。他在《怀念陶行知先生》(《新华日报》1950年7月25日第六版)里这样写道：

　　一九四五年十月陶行知先生从重庆城里到乡下草街子去参加育才的庆祝胜利会，他听到一位老太婆问：“民主是不是老百姓做老板？”这“老板”二字感动了他，于是，他写了一首诗，题目是：“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大公司，四万万五千万人做老板。”里面有这样的一些句子：

　　“……中国好比一个大公司，老百姓都是老板，大人是大老板，小孩是小老板，妇女是女老板。……文武百官是伙计，大官是大伙计，小官是小伙计，女官是女伙计。……要想事事如意，人人如意，伙计要忠实，伙计要和气，伙计要努力。还要四万万五千万老板，坐上第一把交椅。”

　　……目前除了台湾西藏，全国解放了，人民政协，人民政府，人民代表会议，地方协商会议，各行各业的各种会议，组织起来了，老板坐上第一把交椅，人民做了主人，“重大方针自己管”，“好的规矩立起来”。而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善于和党外人士合作，要密切联系群众，要理论与实际一致，要批评与自我批评，这就真正要把忠实和气努力的工作作风普遍到全国了，诚然如陶先生所说的：

　　“工厂还是工厂，情形大不相同，从前工人是奴隶，现在都是主人翁。你来我去拉拉手，工人歌声遍西东。只要自己不懒惰，海阔天空路路通！”

　　是的，陶先生的愿望已经成为现实，解放区的幸福是永远说不完的。今天如果陶先生仍然健在人间，看见了人民大翻身，看见了共产党领导的英明正确，不知道会如何的愉快高兴哩！

　　电影《武训传》放映之时，京津沪渝等大城市里刚刚从国民党末日状态下解放出来的文化界民主人士，反对专制独裁的高昂情绪尚未消失，追求民主思想和言论自由的优良传统依然存在，英勇无畏、敢说敢为依然是一种受鼓励的时尚道德评价。但是理直气壮地追求民主与开放的文化人还没有懂得新中国的法则，他们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一点：对某种尚未得到当局首肯的事物大声叫好，实在是犯了大忌。

　　于是孙铭勋面对着越来越大的压力，承受了各种责难甚至污蔑，孙铭勋有着太多的委屈，他在《解放一年来的我和育才学校》一文中说明了自己担任育才学校校长前后的情况，这样剖析自己：

　　在解放前的一段最艰苦的时间，……我积极准备，要能维持到解放后三个月，就是说：在解放后三个月之内，不能向政府要钱，而政府也一时不会有钱，但是，那时候，也有着一种主观的幻想，以为解放三个月之后政府就可能有较多的钱来支持，绝不会使我们内部的物质条件再像过去那样的贫乏，……今年三月，育才改为市立，必要的经常的费用，已由政府负责，原有的一些无家可归的公费生的饮食，也有了人民助学金来维持。但这些公费生的衣服、书籍、文具、零用还得由学校自行设法，尤其是医药方面，过去对于校内师生尽量供应，而且供应校外民众，现在是一天天的在紧缩，……

　　在没有能够迎刃而解的时候，政府没有力量来负担这个责任，学校也没有力量负担这个责任，遇着一些无家可归的孩子生了重病的时候，以及一些虽然有家而穷得连伙食费都纳不起也不能请领人民助学金的孩子没有饭吃的时候，多半是由先生们来解囊相助。先生们的薪水，在改市立之后，和私立时候相较，实是提高得很多，因而有可能也极愿意拿出钱来帮助学生解决困难。育才的师生，从来就是在同甘苦共患难中生活出来的。

　　在过去的反动政府压迫之下，十一年来弄得贫无立锥之地。最初在草街子的凤凰山，是租的房子，虽然订了二十五年的租约，但被当地的土豪恶霸侵略、驱逐，最终不得不整个离开。到了红岩村，也是租的房子，我们采取不声不响的躲藏的策略，也算躲过来了。解放前后我们主观的希望也太奢，以为政府一定可以拨给我们较多的房子，这种愿望与客观的现实不相符，重庆的房子根本也不多，而政府机关所需要的房子还不够用，自然一时无法拨给我们，到了六月，红岩村塌了楼房，死了一个女生，伤了几个。据建设局派人视察的结果，整个房子，如不大加修理的话，都有在短期内倒塌的危险。于是只好宣布暂时停课，……

　　从这一大篇实事求是的倾述里，可以看出孙铭勋能够体谅政府的困难，他并没有把人民政府当成敌人，同时他也在反省自己，认真地作着自我批评。

　　但是1951年11月28日《新华日报》头版头条黑体大字登载的《关于重庆育才中学“武训精神”影响及前校长孙铭勋思想的初步检查报道》长文中，却说“……孙铭勋向人民政府提出要求，其中有‘请拨伪国防部———即前伪国防中学旧地全部地皮及房屋’，……补助150个工作人员及500名公费生的经费，要农场工厂用具、小汽车、大汽车、钢琴、提琴、收音机、电影机……孙铭勋的个人野心，在这里已充分暴露无遗了。……”

　　在明确了毛泽东思想“定为一尊”以后，任何人的名字(更不要说“思想”)不能再和毛并列时，孙铭勋还在一股劲儿地要“按照陶行知教育思想办教育”，真是表现出文化人对待政治的十二分天真。

　　许多教育家都懂得充分运用沉默的力量，或有充分的智慧虚与周旋，由此得以保存自己。孙铭勋却缺少保持沉默的涵养。又因为孙铭勋是共产党员，他认为共产党员对待组织必须坦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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