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孟亮

　　屹立在上海南京路外滩的和平饭店(原华懋饭店)大厦，解放前是著名的沙逊大厦，为英国大地产商维克多·沙逊爵士所建。大厦始建于1926年，两年后落成。正面为12层，后面9层，屋顶筑有一高达近20米的草绿色方锥形尖塔，面临波涛滚滚的黄浦江，气势宏伟，壮丽美观，人称远东第一楼。

远东第一楼的和平饭店

　　随着历史的前进和时代的变迁，这座当年有名的大楼，和现今对峙在浦江东岸的几座高耸入云的现代化高楼相比，已相形见绌，显不出昔日的风采了。但内部的布局设施，依然相当高级和特殊，所以和平饭店仍不愧为五星级饭店。

　　抗战前后，特别是在日伪统治时期，我作为一个地位卑微的西崽，也就是服务员，曾在这家饭店工作多年，看到和经历了别人不易遇到和了解不到的人和事，以及敌我双方的较量。虽然已经过去了六七十年，但许多往事至今仍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我出生在福建省靠近福州市的一个港湾马尾镇，那里是国民党海军的主要军港之一。我父亲是一名海军水兵，经常出海，顾不了家，因此我家的生活特别困难。我刚满一岁时，母亲就只身带着我到上海投奔在我姑姑家中，帮她家料理家务，以此维持我们母子俩的生活。我勉强读完初小四年级，1932年12岁时就经亲戚介绍进入到华懋饭店，当一名成天站在九楼餐厅门口为客人拉门的小郎，开始了伺候阔人的屈辱生涯。

　　当拉门小郎三四年后，我先当小西崽，后升任正式西崽。我至今仍记得洋主管对我们的训话，说什么“你们得好好给我干活，要知道我找一百个西崽比找一百条狗容易得多。”为了保住饭碗，我忍气吞声，拼命干活，扮演了鲁迅笔下的“见洋人躬身哈腰，对同胞歪首斜视”的洋奴才角色。记不得是在1933年还是1934年，反正在我当拉门小郎期间，英国的著名作家肖伯纳曾到上海来，就住在华懋饭店七层的一间客房里。一天，鲁迅身穿长袍，脚上穿着一双跑鞋，来华懋饭店拜访他。不知是不是这双跑鞋让饭店开电梯的服务员瞧不起，把他当成个土老头，死活不让他进电梯上楼，弄得鲁迅十分狼狈也极为恼火。这件事后来成了一件新闻传开了。所以鲁迅这样讲我是深有体会的。

　　我求知心切，酷爱读书，除上夜校补习外语外，还经常光顾书店和书报摊，认识了一位在我家附近摆书报摊名叫黄务元的摊主。黄原是神州国光社的职工，思想进步，人很朴实，他对我特别关照，他书报摊后面往往藏有一些进步报刊，经常偷偷塞给我看，日子久了，我们成了好朋友。

　　这些进步书报刊，使我大开眼界，懂得了许多抗日革命的道理，我开始关心国家大事，深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决心要投身革命，报效祖国，做一个有骨气的人。

　　我记得当时从黄务元那里不断能看到一份《江潮报》，后来我得知，是一位姓邵的同志从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带来的。邵表面上是一个“跑单帮”的商人，实际上是来往于根据地和敌占区从事秘密工作的地下党员。他和黄务元很熟，我估计黄的书报摊就是他的一个联络点。黄介绍邵和我认识，我们一见如故，他向我讲了很多国内外新闻和抗战形势，使我深受启发。我当时不知道他的身份，但我十分钦佩他的人品和学识，并愿意尽力帮他办事。他曾通过我在一艘长江轮上工作的好朋友朱培德偷运过一批货物到苏北；他要购买西药，我介绍过一个姓陈的西药商和他联系。但不幸的是，一次几个日本宪兵突然到他家抓捕他，他翻窗跳楼逃跑，不慎失足摔下牺牲了。

　　约在1941年间，黄务元又介绍一位地下工作者陈波涛和我认识。陈早在30年代初期就开始从事党刊党报的秘密发行工作，1940年后受李正文同志领导，李是一位学识渊博，懂英、俄、日三种外语，对敌斗争经验丰富的老地下工作者，他当时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委派在上海专搞对日伪的情报工作的。

　　陈对我在华懋饭店的工作很感兴趣，因为作为这家大饭店的西崽，我可以经常接触到一些高级人士，包括汪伪头目的活动。特别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华懋饭店被日本海军部接管，成了一个军管单位，但饭店照常营业，这里成了日伪机关和他们的高级人士经常活动(包括开会、密谈等等)和吃喝玩乐的场所。新来的日籍经理是在日本管理过大饭店的行家，相当精明。饭店服务人员的原班人马不变，我因是老西崽，服务工作周到，能够察言观色，熟悉各类客人的喜好，加上会讲一些洋泾浜英语和日语，深得历任主管的信任和赏识，许多重要活动都派我去参与安排和服务，使我有很多机会和条件，接触到敌人的一些机密活动和内情。而西崽这身白号服也具有很强的保护色，得以迷惑敌人而不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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