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电影，我是看过的。第一部力气用足，意象纷乱，那样子的没有故事，没有结构，可以的，然而毕竟是绘画的想象与影像叙述不是一回事。可是拍成一部电影好不容易啊，他总算还了第一笔夙愿。《人约黄昏》相当可看，比比凯歌的《风月》、艺谋的“摇啊摇”，一是陕西知青，一是北京知青，懂什么旧上海与旧江南？到底逸飞上海人，遥想他童年五六十年代，马路上的上海人其实全是过来人，结果是连背景群众的衣帽扮相也都经得起看。逸飞钟情欧洲文艺片的所谓“优雅”情调，也还贯穿全片，多少有点意思在，我不喜欢的是原作，这便是逸飞的趣味了。

　　说到逸飞的趣味，众人议论，多以他晚近的美女系列、古装系列，及弄时尚、选模特做依据。然而看《黄河颂》、《红旗颂》与《占领总统府》，逸飞实有英雄情结，崇拜英雄主义的，此为近人所不知。他自强好胜有果断，便是个人奋斗当英雄的坯，遇上“文革”时代泛政治化激情，又是建国后新起的油画家，与我辈知青逆子相较，他的成长经历与政治观价值观，自然正面而进步，曾是沪上评出的优秀共青团员。虽因同行相嫉，他“文革”时期的力作几乎全部被否决，但他的职业生涯与功名之途，算是顺利的，不像葆元在工艺美术系统虚掷岁月十余年，怀奇才而大不遇。此所以逸飞早年的画作局势庞大，雄心勃勃，自是一股朝气、自信、有魄力，即便政治宣传大主题，真有青春热情在，论重要性，同期同代，今也无有可资替代者。

　　逸飞旅美后的作品，极尽矫饰，脂粉气。“资产阶级”一词，今非贬义，而他从此的作品确是一股“资产阶级”气。但这也可以不是贬义的，因他“资产阶级”得认认真真不敷衍。我看他1983年首次个展的女音乐家系列，那西人的眉眼刻画虽已凭照片，而刻画的用心用力，直追那枚鲁迅的耳朵，怕要画十个钟头才见效。而美国那边市场赏识，也有道理，因如萨金特一代资产阶级肖像的写实画品早已无迹可寻，一位中国画家有这等诚心诚意的模拟之作，1980年代美国人，绝对久违了。

　　再说下去，逸飞的人格，深植上海一地源远流长的崇洋情结。这情结，在逸飞作品中未见文化认知的深度，但见刻意追求的强度，而这追求，又正是上海结束殖民期30年初开国门后，理所当然的单相思，异常热烈而认真。比之沪上才子张爱玲、刘海粟、傅雷之流于西洋文艺的好教养，逸飞这代“文革”艺术家，不可能得其“真”，此不可强求也；再比“文革”同期教条作品之“土”，及1980年代油画创作不伦不类之“洋”，则逸飞远在纽约的经营，要算得既“洋”且“真”，品相好得多了。此后水乡系列、古装系列、西藏系列，则是本土题材异国化，异国眼光本土化，不论在域外抑或本国的收藏家那里，正与西人的中国情结与国人的西洋情结相契合，得其所哉。

　　逸飞的美学理想，由他谓之为“古典”，其实近于沙龙，沙龙作风原本即是近东题材，极其异国情调的，故而为美国上世纪初的沙龙写实绘画所引鉴。逸飞选择了美国，上海成全了逸飞，均可窥见内在的因缘，因1990年代的上海梦便是纽约梦，而人在纽约的陈逸飞1990年代回上海，他成为纽约与上海在1990年代的私人中介与公共偶像，说来正好，其实很对。国中美术界对逸飞的近作多有轻视与非难，恐怕是不了解美国，也不愿了解逸飞与上海。我们不能因他的迷恋“古典写实”，便拿去和欧洲正脉比，非要比，国中几代画家谁有资格比？倘若放下这一节，则小范围看，逸飞自1970年代至1990年代，委实给上海地面的绘画故事作了戏剧性的交代，大范围看，则国中绘画圈数十年可数的人物中，岂能缺一个陈逸飞。

　　而逸飞长袖善舞，后来摊子铺得那么大，便是他自己在“文革”时也万万想不到。社会上于逸飞的观感与议论，早已是他绘画之外目不暇接的事业：于是又有侧目与非难。从异议的一面看，说重了，便是少见多怪；从美国一面看，则事属当然。美国文艺家做生意、出秀场、当明星、变角色，实在司空见惯，安迪·沃霍尔功名既就，出入衣香鬓影，偕从三教九流，一生至死，便是“公开展示的存在”。于是从逸飞那一面看，他倒是挑衅而放胆，索性把自己交给公众与时代。1990年代什么时代？全中国传奇性大幅度转型、现代化是也。他当初慨然出国，敢想敢干，后来是相机归来，愈加敢想敢干。多少人有其心而无其力，有其念而无其胆。此所以逸飞式的人物不嫌其多，惟嫌其少，不然上海滩文艺时事岂不更精彩？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逸飞不是读书人，而是行动家。

　　从《黄河颂》、《红旗颂》的革命主题，到《大提琴手》、《浔阳遗韵》的异样姿媚，陈逸飞坦然呈示了自己的情怀，而我们的国家与时代，以“文革”而改革，为他铺垫了双重背景，双重机遇：三十多年来，逸飞时时代表着中国式的“先进文化”，与时俱进，与时俱荣。他可能阶段性冒犯了半生不熟的时代，他也难免得罪到昔日圈内的友朋与合作者，而急于事功做大事，顾不得那许多———以我对逸飞的了解，他已是太过忙碌太周全，当闻知噩耗，我们谁都会承认，他仍在旧梦中，不甘断念于做个艺术家，其代价，竟是自己的隐病与瘁亡。

　　1983年我与逸飞纽约生芥蒂，此后不往来，今已过去22年了。近年人堆里照面三四次，初略尴尬，旋即握手，沪语笑谈如往昔：他有点发胖了，西装笔挺，相貌堂堂。我俩眼睛对看着，有话不好说，心里起伤感，我想起小时候———他是老朋友，他是我老师。

　　逸飞“文革”间旧寓，门牌13号。我说你不怕么？他笑道：我生日就是13号。他的长子今已过而立之年，我见他时，孩子不过三五岁，童车里坐着不肯听话吃晚饭，逸飞吓他，说我是警察，于是孩子满嘴含饭捏我手背吻一吻，算是来告饶：这西来的动作想必是父母教给他，其时正当“文革”，上海人仍在自然而然学西洋……逸飞的幼子今也五岁了，我不曾见过，来日他长大成人，我跟他讲讲他父亲怎样一个人。

　　今日上海滩的话题，此后缺了一大块，国中的媒体，也再请不出另一位陈逸飞。逸飞走掉，到此刻不满两昼夜。以上这番话，永不得机缘当面禀告他，我也不晓得去哪里祭悼。现在南方周末约稿急，未及细忖，草成此文，逸飞灵前，算是三鞠躬。

　　2005年4月12日写在南京(本文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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