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愚弄的爱心

　　上海科洋科技有限公司的两位先生度过了一个愤怒的国庆节，他们在四川找到公司通过正规希望工程渠道一对一捐助的17名儿童，在一年内只有3名明确收到他们的捐助款。

　　更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发现曾让他们感动流泪的学生来信，有8封是假的，信中称收到捐助也是假的。

　　“看，这就是那8封假信！”上海科洋公司鞠菟先生告诉记者。

　　2000年9月，这个规模不大的私营企业向四川与湖南的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各汇去1万元，以一对一结对子的方式，捐助了两省各25名儿童。一对一的方式是捐助者款项专用于一固定儿童，小学期间共400元，每学期资助50元。9月12日与13日，两个基金会寄来收据，确认收到汇款。

　　科洋公司按发来的受助者名单，给每个孩子写了封信，表示资助意向。一年之内，四川有15个孩子陆续回了信。令人奇怪的是，其中有13个孩子问，钱什么时候能收到？2001年6月，科洋致电四川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查询。

　　2001年8月，科洋收到了7封四川宣汉县丰城区不同乡的受助儿童来信，都表示收到了钱。这7个信封笔迹完全相同，2001年7月30日8时寄自同一邮局。科洋怀疑信件真实性，请四川青少年基金会查询，不久基金会转来丰城区少工委答复，解释说：“地处山区，大部分学生邮寄书信不方便，有的要步行几十公里，因此由受助学生写了信后由老师在回区学习时统一寄出。”

　　科洋老总龚文辉本是湖南岳阳的农村孩子，曾有乞讨经历，靠乡亲资助，才完成学业，因此他对贫困儿童别有一番特殊的感情。他决定不仅要帮助他们的学业，而且要面对面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原来他打算让25个四川孩子到上海过国庆，由于联系不畅，加之对7封信心存疑虑，于是决定利用“十一”长假与同事去找这25名儿童。

　　这一去，扯开了一个黑幕。

　　捐资者自费调查

　　“这学期语文得了78分，数学89分，班上第四名。非常感谢你们对我学习和家庭的帮助。”

　　这是署名“向兰菊”并标明今年7月26日写的信。

　　12岁的向兰菊是科洋公司资助的学生。当龚文辉与同事鞠菟找到她家时，向兰菊残疾的母亲用双掌扒着拖鞋从田里爬了回来。她说，兰菊并没有收到希望工程一分钱，每学期学费一分钱也没少交。她和弟弟妹妹已全部失学。

　　小兰菊证实：这是一封彻头彻尾的假信。

　　小兰菊的老师、原校长现任支书的吴庭友告诉龚文辉，如果收到捐助，她绝不会失学。

　　龚文辉感到问题严重，于是决定找到所有的小孩，他们雇了两辆双轮摩托，从10月2日找到6日凌晨3时，在四川宣汉县的大山里奔波了5天，几乎每天都是早上7时出发，在泥泞中急驰，有时深夜11时、12时才到人家。由于过于劳累，当地司机拒绝再做生意，中途他们又换了两辆摩托车，总行程600公里。

　　他们尽力找到的17名受助儿童，确证有8封信是假的，其中除了丰城区统一寄出的那7封外，还有一封假冒天生区胡先锋学生的来信。这说明，假信并不是只发生在一个区的孤例。

　　署名“胡先锋”的信说：“严老师对我说，已经把我当作救助对象。就这样严老师帮我把书费交了，我终于在开学一周又回到校园。……我非常感谢你们，不然去年我有可能停学一年。”

　　但12岁的受助生胡先锋根本就没有收到科洋公司的希望工程捐助，他停学一年，直到姑姑在外打工给他付了100元学费，今年秋季才复学。信中还把胡先锋从事实的“课代表”提升为“中队长”，至于“期末考数学98分和第一名差一分”，实际上他却在停学期间，根本不可能有成绩。

　　他们找到的17名受助儿童中，竟只有3名明确收到了他们的钱，辍学的则有3名。李勤，因父亲坐牢母亲逝世，与年过70的奶奶爷爷共同生活，已辍学一个月，从未收到或听说希望工程捐助。

　　当龚文辉与鞠菟在雨中找到正在山上务农的小李勤时，第一句话是：“孩子，你想不想读书？”小女孩只说了一个字“想”，泪水就夺眶而出，静静地成了泪人。龚文辉和鞠菟再也忍不住了，三人和着雨水泪水汗水，相互凝视。

　　另一个11岁的资助对象杨学菊，父母双亡，一直是乡里免去学费，去年免费终止，又因为根本不知有希望工程捐款，从未收到一分钱，已去深圳打工了。

　　“11岁的女孩能打什么工哟！”龚文辉愤怒地说。

　　记者一赴宣汉

　　这8封假信，表面看起来都是孩子的笔迹，文笔模拟小学生的口吻，甚至不乏文采，有一封说：“你们那今年闷热吗？我们这可把人热坏了，差不多一个月没下雨了，昨天才稍微下了点雨，总算解暑了。阿姨你要保重呀！可千万别中暑了。”

　　有的富有情节：“在写这封信之前，我根本就不会写信，就连格式也不知道，但我苦苦央求老师教我写，后来老师教我查字典，写不来的字就给我说，我终于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告诉你了……”

　　究竟是谁伪造了这些信？

　　10月中旬，本报记者到四川采访，找到负责这里希望工程款发放的共青团宣汉县委的一个主任李小东，李称，希望工程有关放款的设计是完善的，先由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直接划款给县团委，由县团委直接转账给区教办，区教办希望工程负责人只有凭县团委开出的领条才可以将款转账到各校，在这过程中经办的人都是看不到现金的，从而防止贪污的可能性。

　　李出示的专用账本与银行汇票显示，科洋公司资助的25个孩子，在2000年9月、2001年3月，以每学期每人50元的额度，已足额发到各区教办的账户，上面有各区负责人签字。

　　后来，各区负责人也向记者证实此事。

　　作假人：“善意的谎言”

　　记者通过知情人提供的线索，找到了发假信的嫌疑人———丰城区教办德育专干唐纯旭。唐是个外表朴素的青年干部，一见面，他就承认，那7封假信是他弄的。

　　“今年上半年，上海方面来查问钱的问题，钱是肯定没问题的，因为经办人都不是现金过手的，我们分三次及时发了，宣汉县教育负债5000万，学校办公费都是从学杂费中出，可能是班主任直接代领了冲抵学杂费，结果学生与家长有一定情绪，所以学生不大愿意回信。另外，对大多数贫困学生来说，8角钱的邮费确实是个负担，因此我让班主任写了信，统一交给我，再在区里找其他孩子抄写，发出。信封是我买的，是我写的，邮票是我贴的。有些信，孩子的确不知道是班主任代写的，但我们是用心良苦，绝不是为了其他什么目的。你可以说是善意的欺骗。”

　　当记者问为什么孩子已辍学、仍以孩子的名义欺骗好心人呢？唐回答：“每人每学期50元是团省委定的标准。而每个学生每学期学杂费就要200多元，50元的标准只能算减负。的确有希望工程救助的学生失学，这是事实。为了不让资助者失望，我们就谎称在学，拔高成绩、说成班干部也是同样道理。”

　　当记者问道：“现在是否后悔寄了这些信？”唐激动地说：“我不后悔，要说后悔就是没把工作做得更细。反正不回信是绝对不对的，不回信太没有礼貌了。”

　　唐还出具了6封假信的学生所在学校开具的证明，说其中5个学生分三期按时收到希望工程款，而失学的向兰菊属自愿失学，其名额已被叫胡萍的学生接替。

　　由于连天大雨，学校多在山中，记者这趟无法上山，只采访到近便的学生。

　　记者再赴宣汉

　　在学校开出的证明上写着：“兹有原凤林乡三年级特困学生向兰菊……该同学读小学四年级时已满14周岁，加之智力偏低，自愿不读书，经多方工作无果，现已外出务工。事后经校行政会议研究决定，将救助款转给特困生胡萍。”

　　本报第二批记者两个星期后再度赴川查证上次获得的这份证明，发现唐纯旭们已经做了手脚。

　　搭着摩托经过50公里山路颠簸后，记者悄悄进入凤林乡中心校，找到向兰菊的班主任、校党支书吴庭友老师。他一看见证明，气不打一处来：“全都失实！”并建议我们立刻去向兰菊家求证。

　　记者赶到向兰菊家，向兰菊生于1989年3月，读四年级时为12周岁，由于无力读书停学一年，功课较差，但在一年级时功课全部在80分以上；智力完全正常；从未外出务工。失学后，只有吴老师到家里来过一次。

　　向兰菊一家，母亲双脚瘫痪，全家五口只有父亲一个劳力，三个孩子都在学龄期，但全部失学。记者在她们家中看到，被子和泥地是一种颜色，通了电却用不起电。全家每年要上交5口人的农业税1400元，本来向兰菊母亲是可以减免的，可是，向兰菊母亲连办残疾证的50元都拿不出，乡干部对用双手爬来的向兰菊母亲说：“你不是残疾人，因为你没有残疾证！”

　　吴庭友告诉记者，希望工程资助向兰菊的300元钱，是今年10月10日才下来的，还是现金。如果不是科洋公司国庆查账，还要耽搁多久，没人能说得准。

　　而顶替向兰菊被资助的学生胡萍，同样是吴庭友的学生，家境在班上属中上等，家中两个孩子。“这些是副校长赵本学决定的，没有经过集体讨论，证明也是赵本学开的。”

　　当记者离开时，向兰菊的母亲用手爬了出来，哭着向我们告别。

　　假上作假

　　天色昏黄时，记者翻过四座山头，终于赶到南坪乡学生张强家。张强母亲证实，直到今年10月31日才领到希望工程现金150元。在灯光下，张强穿着一双烂了帮的鞋，两只大脚拇趾伸在外面。

　　而南坪乡的校长袁书宏见到记者时，说钱是及时发放的，当初对科洋公司说的“从没有收到希望工程的50元钱”是搞错了。

　　当记者问他“那10月份150元现金又是怎么回事？”袁校长一会说“150元是上面给的”，一会儿又说“是学校拿的”。记者要求查账。过了约40分钟，校长、会计才从对面的学校拿回了几本账本，里面有2001年元月学校从区教办希望工程领款收据，上面用小字注明“张强100元”字样；张强母亲熊升碧签名的收条：6月10日领到希望工程50元。

　　难道张强母亲熊升碧向科洋公司和记者说了谎？可22时30分，熊赶来了，坚持说“只在10月31日收到过钱”，双方争执不下。

　　记者翻看账本，突然发现，这张6月10日的收条并没有订在麻线内而是粘上去的，浆糊还没有干。

　　“这条是刚粘上去的，你们为什么这么做？”乘袁校长外出之际，记者问会计，会计慌了，说：“是袁校长让我干的！”

　　袁校长不得不说出实情。“说老实话，上海科洋公司来查账时，我们一片茫然，因为科洋公司的钱早在去年9月到了区教办，我们根本不知道。张强的3次减免，全部是学校出的钱，今年10月在科洋公司调查后，唐纯旭急忙拿出150元让我马上给家长，并要我利用家长不识字，假造3次希望工程收条，让家长在10月31日取钱时签了，再分别粘到已封册的各个账本上。”

　　那张2001年元月的希望工程领条也是伪造的，这是2000年的结账条，根本没有张强的名额，一行小字是应付查账写上去的。

　　袁说：“唐纯旭还让学校把希望工程救助与学校自己的救助减免混在一块，若上面检查就说学校减免中含有希望工程款。”

　　记者了解到，以前希望工程款同学校一年结3次账，唐改为一年一结，将划账到校改为两种方式：欠区教办钱的学校拿不到希望工程现金，冲抵欠款，而不欠区教办的学校在一年后能拿到现金，但不给受助学生名单，结果下面的学校不清楚给谁。

　　“失踪”的陈立芳

　　山上的路堆满碎石，时有塌方，记者租的摩托车轮胎一度被山石击破，另一辆摩托离合器断了。

　　在3个小时车程后，满身灰泥的两位记者赶到桃花乡二中心小学，查询受助学生陈立芳的资金下落。校长不在家，副校长与会计李明玉、班主任赵丽陶接待了记者，当他们听说陈立芳是科洋公司资助的希望工程学生时，都吃了一惊。

　　会计李明玉明确地说：“陈立芳不是我们学校的希望工程学生，她的学费近两年来是全免的，资金来源是达州市财政局的一位好心人，作为扶贫结对子单位，他已表示会帮助陈立芳到初中毕业，每学期他拿出180元。另外国际红十字会一次性拿出400元。”

　　班主任赵丽陶证实，假信是她写的，“校长叫我写信，我就写了”。

　　可是，记者有科洋公司提供的陈立芳“希望工程结对救助卡”，卡号是512000100069。

　　说谎的雷小琴

　　当记者找到桃花乡十三村小的雷小琴时，四年级时丧母的她眨着美丽的眼睛说：“希望工程钱是10月份到的。”

　　当记者拿出那封可疑的来信时，雷小琴看了一眼，马上说：“是我写的。”记者请女孩再想想，雷小琴紧咬着嘴唇，仍然说：“是我写的。”记者当即读了一段，请她默写，发现笔迹全部不对。

　　“雷小琴，这信到底是不是你写的？”

　　笔直地站在阳光下，雷小琴痛苦地看看老师，眼珠在眼眶中打转，咬着嘴说：“不是我写的。”

　　“为什么要说自己写的？”————沉默。“是谁让你这么说的？”————沉默。“这封信以前看到过吗？”“没有。”

　　当问起随后被请来的爷爷雷文友时，年迈的老人家非常流利地说：“去年7月、12月、(今年)6月拿到的现钱。”边上一位不知内情的新来老师急了：“您是不是10月份拿到的？”老人家不管他催问，坚持回答：“7月，12月，6月。”最后终于别不过那位不识相的老师，承认10月份拿了150元。

　　记者又在半个小时之后赶到桃花乡中心校，老师王能戒承认，是他从唐纯旭手中亲手拿了150元交给老人家，并交出了领条。但他又说是9月份，不是10月份，把资助时间提前到了2000年初。

　　经过400公里的调查，记者终于查清：在唐纯旭发出7封假信时，这7个孩子全部没有收到希望工程救助。

　　记者在一一走访中发现，唐在四川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电话查询时，他甚至要求辅导员连夜写假信，第二天就交上来；而科洋公司10月2日到宣汉来调查后，10月4日唐就拿出现金，开始发钱；他第一次出示给本报记者的5张证明，也是在科洋调查之后急急忙忙补造的。

　　唐纯旭所谓的“善意的谎言”，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本报记者翟明磊余刘文周浩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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