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旭东：开辟“第二战场”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5月20日12:13 云南日报

　　———著名精神医学专家赵旭东教授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心理干预

　　4月下旬，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被省里确定为定点收治ＳＡＲＳ（ＳｅｖｅｒｅＡｃｕｔｅ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的英文缩写，即国内所称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医院，作为一院之长的赵旭东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在高效率地组织全院力量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的同时，他还把自己在学术上的专长贡献出来，开辟抗击ＳＡＲＳ的另一个战场———心理干预。他知道，在ＳＡＲＳ病魔肆虐的时候，人们除了需要对抗疾病外，还要和“心魔”作战，克服恐惧心理，调整好心态。

　　最近，记者就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心理干预这个大家十分关心的话题，采访了赵旭东教授。

　　危机与心理干预

　　赵旭东教授首先详细介绍了发达国家在心理干预方面的传统和经验。

　　他说，发达国家比较重视精神卫生，注重危机中的心理干预，有深厚传统和丰富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所谓“危机”，就是需要紧急动员、紧急调整、紧急应对的一些事态、处境。范围可以小到一位病人要紧急转运，也可能范围较大，比如一个村子遭遇自然灾害，像雪崩、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再大一点，就是一个城市和一个国家的紧急动员。

　　赵旭东教授介绍，“9·11”事件后，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现了不少网站，专门从不同的层面来教人怎样处理危机事态。比如，从个体层面上讲，教你应付职业方面的失败，如面对失业、竞争等；个人生活中的不幸事件，如遭受强暴、抢劫、孩子生病等；大一点就是教人遭遇恐怖袭击时该怎么办。有些措施很细，细到告诉你哪个商店里能买到防护用品，备多长时间的水，手电筒的电池要准备多少。

　　赵旭东教授1990年～1993年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对德国的情况较为熟悉。他说，在欧洲，德国以重视公民的安全而著称，工作场所、个人家居中的个人安全防护措施很到位。比如，在任何一个工作单位，一定要有急救箱等贮备，在宾馆里会有人给你讲解遇到火灾等意外时的逃生通道等等，这些都属于危机处置、危机干预中教个人如何防护的具体措施。

　　为了渡过难关，甚至为求生存，政府应该向人们提供信息、技术和物质保障，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要做———为公民提供心理辅导，告诉他们在哪些状态下，在危机来临的情景下，在灾难爆发的时候，或者预感到将有灾难降临的时候，哪些反应是正常的，是可以理解的；哪些属于反应过度，可能会影响到问题的解决。这样一些方法，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使用着，在紧急事件、危机事件的处置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4类人需要心理帮助

　　那么，哪些人需要这样的帮助呢？

　　赵旭东教授说，需要心理干预的帮助，在群体方面大致可分为这样几大部分人：

　　一、灾难事件、紧急状态、突然变化的直接受害者；

　　二、参与处理紧急事态的各种工作人员，包括志愿人员、由某些组织和机构派来的人员；

　　三、管理层面的人员，如在现场之外进行协调、调配、指挥的人员；

　　四、不在现场、没有受到直接威胁但间接感受到威胁，可能对事态产生恐慌的人群。

　　赵旭东教授说，从4月28日开始，附一院与北大六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等国内重要的精神卫生机构合作，根据我国社会的特点，也结合国外的先进经验，通过现代的手段，为这四大人群提供心理帮助，进行危机心理干预的尝试。

　　应激反应是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所谓应激反应，就是在面对变化的时候，人的机体为了克服困难、解决问题而产生的一种紧张动员状态。

　　赵旭东教授指出，有两种情况对ＳＡＲＳ防治工作是不利的，一种是没有应激，应激机制没有启动；另外一种情况是应激提前，应激过强及应激持续过长。前者表现为麻痹大意、轻敌，对即将来临的灾难没有心理和生理准备；后者表现为反应过度，产生恐慌情绪，举止失措，较快进入衰竭状态。

　　赵旭东教授解释，在特殊时候，适当的紧张和动员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不应该麻痹大意，但提早消耗，没有科学的安排、休整，没有把力量科学地用好，持续过长地消耗，都可能导致工作后劲乏力。赵旭东教授认为，向公众介绍这些概念的目的，一方面是让大家及时领会各级党委、政府对ＳＡＲＳ防治工作的部署，以坚定的决心、必胜的信心、大无畏的精神，紧急动员起来，在各自的岗位上尽心尽力；另一方面在战术上又不能麻痹大意或用力不当，要讲科学、讲理性。只有适当的紧张和应激动员，才能把这两方面的状态平衡好。

　　调整我们的情绪和生理状态

　　那么，面对ＳＡＲＳ疫情，人们的情绪和生理状态会发生哪些改变呢？

　　1、焦虑：对疫区，对可能会发生的危险，有非常高的担心，这是应激中最核心的一种情绪。“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危险”，ＳＡＲＳ之所以让人害怕，首先因为它是一个新冒出来的疾病，而新疾病就有许多不确定性，焦虑产生于我们对某种事物没有把握的情景中，让人害怕。有些时候，焦虑被泛化了，许多人其实并不能确定害怕什么，害怕ＳＡＲＳ什么，自己也说不清楚，掌握的相关信息并不充足。在这种状态下，一部分人就很容易出现过度焦虑，注意力不能持续集中，注意的范围狭窄了，于是一些人总觉得自己记性很差，但实际上不是真正的记忆力下降，而是注意事情面窄了，需要注意的信息反而没有进入意识领域，过目即忘。“惶惶不可终日”、“热锅上的蚂蚁”，就是形容焦虑状态的。

　　为了减轻焦虑、恐惧、害怕，一些人采取了不恰当的消遣、松弛方式，如抽烟、喝酒等不良行为增加。成瘾物质确实可以解乏，暂时提高情绪，让自己专心，但使用成瘾物质对机体功能、心理功能是有害的。香港特区政府就明文公告，抽烟降低免疫力，损害呼吸道，对ＳＡＲＳ预防和治疗不利。

　　2、抑郁：悲观绝望，看不到希望，这是一种不好的情绪状态，会导致能量、机能受到限制，对防治ＳＡＲＳ是非常不利的。在香港等地已经有病人因抑郁而自杀。如果患者对医疗前景没有信心，就很难战胜病魔，重获健康。

　　3、愤怒：爱发火，易激怒。这在工作忙碌紧张、责任重大的人身上比较容易出现，爱发脾气，没有耐性。这是人在面临重大挑战时常见的情绪，所以古人很早就提出要“制怒”。

　　4、回避：轻度时是恰当的，但重了就会出现副作用。在ＳＡＲＳ的主要传播渠道被证实是近距离飞沫传播后，我们是应该有一些回避行为的，以加强自我保护。比如，通风不好的地方不要去，减少近距离的亲密接触，不要到医院探视病人，特别是不与来自疫区的可疑病人接触，尽量减少聚会。但在我省至今没有发现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的情况下，正常的生活、工作用不着停滞下来，生了病不要怕上医院，该看医生还要去看。专业人员要知道用理性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国家工作人员要坚守岗位，思想上不能走神。

　　5、疑病：在情绪被感染的基础上，有些人出现疑病倾向，怀疑自己有病。应该承认，直到现在我们对ＳＡＲＳ的认识还不是太充分，诊断标准和检测手段也有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有一些人会对自己出现的个别、零星的症状产生一定的反应，这表明警惕性高，如果促使自己去看病，这是好事情，但如果因为对一些不太明确的症状而过分担忧就不可取了。我们医院的发热门诊和传染科通过排查，已经排除了许多发热、咳嗽的病人感染ＳＡＲＳ的可能。对自己身上出现的症状的反应要适度，不要有过强的疑病观念，小题大做。近来的突出表现就是预防措施过度，做得太多，吃药打针成了一个风潮。其实，目前还没有正式的特效预防药物，推荐预防药方也要经过卫生部批准。当然，体质虚弱，处在康复期的病人，有基础病（如慢性肺部疾病、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等）的人，经医生检查诊断后，遵医嘱适当使用一些药物还是必要的。一般的健康人则用不着使用什么预防药物。我们也请教过一些这方面的权威专家，国外也不推荐。

　　6、暗示：属于群体心理学现象，在特定情况下，暗示性特别高，人的主见减少了，容易人云亦云，跟风随潮。在人们已有的常识、技能、生活习惯与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有差距时，大家都非常渴望就防治信息进行沟通、交流，假专家、伪科学有机可乘，传闻、谣言、蛊惑人心的语言最容易在这样的土壤中产生。这个时候，政府及时公开疫情信息，增强疫情信息的透明度，大众能从主流媒体上得到想了解的信息，流言蜚语、传闻、谣言就没有了市场。

　　赵旭东教授指出，只有对危机事态的真实情况有知情权，群众才会有恰当的反应。知情是适度动员的必要基础。以前，一些人长期以来形成一种依赖心理，“天塌下来有高人撑着”，反正遇到灾难总会有人来救援。这种被动等待救援、等待指导的心态，对我们全民防治ＳＡＲＳ是不利的。每个人都应该承担起抗击ＳＡＲＳ的责任来，齐心协力是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一个重要基础。

　　同时，信息公开对群众心理承受能力来说是个很好的锻炼机会，能促进批判性思维的发展。什么是主见？主见就是一种对信息进行自主选择的能力，刚好与容易受暗示性相反。现在党和政府非常坦诚地将真实情况告诉群众，那些对信息真相的过度反应很快就消退了。其实，我们大家都应该学习听到“坏消息”时的正确反应方式，也就是说，我们以怎样的素质和心态来对待“坏消息”？ＳＡＲＳ给了我们一个接受重大考验的锻炼机会。随着人民群众教育文化水平的提高，信息传播渠道的多样化和便捷化，越来越多的人会去主动掌握信息。怎么样对待危机事态的真实信息，对群众是一个考验，我们大家应该学会根据自己的条件，来把握自己的命运，合理安排自己的生活。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赵旭东教授指出，面对ＳＡＲＳ疫情，身处第一线的医务工作者更需要进行心理调适，使自己的身心保持在一个适当的状态。

　　赵旭东教授说，我们关注ＳＡＲＳ已经有2个多月了，医院各部门的工作人员情绪比较镇定，各个科室、工种都在井然有序地工作。在医院的各种会议上，我都提到，大医院的医务人员应该向社会显示出专业素养，医生跟一般老百姓就是不一样！我们要求医生想一想：在ＳＡＲＳ这个问题上，自己在多少程度上是受社会传闻所左右的，是受常识影响多，还是受无聊传闻、谣传的影响多？除对医务人员规定一般的纪律外，更多的是要求大家承担起自己的职业责任来，向大众传播有益的信息，而不是添乱的信息。我们甚至动员家属都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不管家属学不学医；对在家庭里的信息传播提出了道德上的要求，不说没有科学根据、不负责任的话，不增加社会的恐慌心理。这方面，职工们都做得不错。如果我们的医务人员都得到很好的训练，“三大知识”（预防、诊断、治疗）掌握得好，就会给大众增强信心，树立榜样。实际上，ＳＡＲＳ的传染性并没有流感那么强，死亡率也没有典型肺炎那么高，只要医务人员进一步摸索经验，自己不被感染，把被感染者的死亡率再进一步降下来，老百姓就不会恐慌了。我们的邻国越南已经摘掉了疫区的帽子，在卫生医疗条件远远不如我们的情况下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令人鼓舞的。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医务人员在面对这一全新的病种时所承受的巨大身心压力，要为他们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

　　比如，一线工作人员进入隔离状态，穿很厚、不方便行动的防护服，与外界的交流停止，与病人的关系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常规医疗条件下的交流方式发生了改变，医患之间的交流受到一定限制，医护人员会有内疚感。

　　这就需要借助一些技术手段，改善封闭状态下的交流质量。封闭区域与非封闭区域的交流主要有3种方法：1、专业的可视对讲系统：它不仅具有通讯功能，而且具有专业记录功能。附一院已经准备了这样的系统；2、可视电话：目前在不少ＳＡＲＳ疫区的病房中已广泛采用；3、宽带网络：可将通讯功能、对视功能延展到家庭，在家里也能同病房联系。杨泽林（云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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