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东操

　　当SARS病毒迅速传播的时候，我们主要的报纸在科学普及方面几乎毫无准备。中国科普研究所外国室主任李大光选取4份代表性报纸，对2003年4月份这些报纸有关SARS的报道和科普文章进行统计分析，得出了这个基本结论。7月12日，李大光在“灾难与科普”高层论坛上公布了这个研究结论，并指出在专业知识和公众之间，缺乏能将科学知识转化为公众消费品的“第三者”。会场上，没有人能提出异议。

　　与会的一位科普作家虽然认同这个事实，却感觉有点儿冤。“当SARS到来的时候，连卫生专家和科学家们都没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怎么去科普？”李大光也认为，在疫情灾害中，科学传播缺乏有很多客观原因，比如科学家对SARS病毒缺乏了解，特殊时期科学传播与政府行为密切相关，而且特殊时期报纸在科学传播上也显示出特别的谨慎小心等。但无论怎样，从统计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冷冰冰的。

　　回头看SARS疫情，人们有很多成败得失可以总结。但是，SARS到底为什么那样猖獗，肆虐广东后，又到北京暴发，我们最终又是靠什么战胜了SARS———仍然是在“灾难与科普”论坛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首席科学家曾光提出这个问题。

　　而曾光的回答耐人寻味。他把SARS称为“阴谋家病毒”，这些“阴谋家”暴发流行是占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这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信息传播渠道不通畅，给它的传播造成可乘之机。一旦我们警觉了，SARS就不行了。我们最终是靠高科技战胜了SARS吗？显然不是，因为对病毒的分析和疫苗的研制都尚需时日。到底靠什么呢？曾光没有直接回答。然而听众都领会出他的言外之意，靠的是科学传播，和根据科学信息做出果断决策切断传染源，至少这是极为重要的制胜策略。

　　不过，在SARS疫情中成为公众人物的曾光有自己的烦恼。倒不是害怕传媒和记者对他的“纠缠”，而是发现报道传递信息不准确，几次令他陷入被动境地。但这些都是小事。最令他苦恼的是，作为公共卫生专家，他的研究和见解不能及时而且有效地被传播出去，到达公众、专业机构和政府决策人那里去。“表面上看，采访专家是记者有求于专家，但实际上公共卫生专家更需要新闻记者。”曾光说，公共卫生专家需要记者作为桥梁，面对公众和决策者。专家一个人的声音很弱小，需要被媒体放大成千上万倍，最终对公共卫生问题产生影响。这是一个卫生专家的责任。

　　应该说，媒体与公共卫生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但遗憾的是，在突发的公共卫生问题出现时，大家才发现媒体与公共卫生界和专家的关系并不密切，渠道也不通畅。曾光教授介绍，他也曾经在美国参加过新闻发布会。他发现那里的记者平时就与专家建立了长期的联系，相互之间是伙伴关系，经常互通情况。而且，那些记者具备这个领域的基本常识，提问能问到点子上。这种情况，曾光教授在国内没有看到。

　　曾光说，我们在公共卫生领域缺乏专家型的记者。

　　科学传播弱，病毒传播强；科学传播强，病毒传播弱。在这个规律之外，人们还看到，科学传播弱的时候，迷信传播也开始抬头。中国科协普及部副部长王慧梅指出，在SARS时期，湖南、湖北等地的部分农村开始流传关于SARS的迷信谣言，影响社会稳定。后来，科协组织编写科普书册、挂图，并开展科普活动，才使科学知识得到传播，迷信活动得到遏止。

　　科学传播遏止病毒传播，遏止迷信传播。但是，通过一场不期而遇的SARS疫情，人们忽然发现我们媒体的科学传播力量是如此不足和缺乏准备。

　　媒体的科学传播，从人的角度讲，决定于科学专家和新闻记者。我国的科技人员缺乏科普意识和热情的问题已经探讨过多年，状况至今没有根本改变。不过，科技界已经在返躬自省，情况正逐步改善。但是，国内的媒体在科学传播方面缺少投入，也缺乏专业记者。有专家指出，从国外的许多案例看，及时有效的科学传播可以让社会避免重大损失。SARS疫情的来去，使这个向来不被关注的问题凸显出来，媒体怎么办？人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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