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少华

　　中国学生基础知识是否比美国学生扎实，这是一个事实判断的问题。我不能对此做出判断。尽管我与许多人一样，都能够对这个问题的“价值”进行判断。

　　谁能做这个事实判断？那些既了解中国基础教育，也了解美国基础教育的人，能够判断。丘成桐先生是这样的人，他说：“中国学生基础知识比美国学生扎实”是自我麻醉；杨振宁先生也是这样的人，他认为：中国与美国式的教育，不能讲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要因人而异。（均见11月7日《中国青年报》第5版）。报道说他们是“看法截然相反”。当然，他们的判断，也都是从“高端”间接做出的。比他们更能做出判断的人，肯定还有，只是可能没有他们的影响力而已。

　　根据逻辑学的排中律，构成矛盾关系的两个命题必有一真，必有一假。一般来说，不同的事实判断，只要假以时日是可以验证的。但问题是，教育是不能“假以时日”的，或者说，对于教育来说，这种“假以时日”的验证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教育每天都在进行，每年都在产出。我们不断地按照一个模式教育出大批的人，这些人，有的优秀，有的平凡。能够进入丘成桐、杨振宁两先生视野的，其实都属优秀的人。即使如此，这两位先生的评价仍然不同。因此，对我们有意义的问题是：当我们无法验证事实判断的情况下，如何对他人的事实判断进行价值判断。

　　一种是质疑我们现行的教育模式的观点，一种是肯定我们现行教育模式的观点。这两种不同的观点，都出自权威之口，我们更愿意多听听哪一个？哪一个对我们更有意义？这就是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不完全决定于事实判断，而可能更多地决定于我们的位置、我们的利益、我们对外界信息的反映与反应模式、我们的教育界和我们的决策层的组织结构和议事结构，决定于我们是不是容易接受不同观点的人，决定于我们在原有模式中的投入，决定于改变原有模式的难度和成本。

　　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中，有一种“认知不和谐理论”，涉及人们如何使用信息的问题。有研究者发现：“作出决定后的过程包含有与态度改变相似的认知改变”。“一旦下过决定，人们对于各种选择所具有的吸引力的判断也可能改变。”一个具体的实例就是：“如果你花了大把银子在电脑上，你必须捍卫购买它的正确性。”

　　这就是影响我们对不同的事实判断进行价值判断的因素。不认清这种因素，或者说，不克服认知的这种障碍，人们很难从丘成桐、杨振宁两先生的不同观点中，作出积极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