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12月28日电（记者李斌）时而陷入海底，时而被“抬”上云霄……这可能是中国科技界在2003年的最大感受。成功的科研协作，使“神州五号”飞船开创了中国人飞天的新纪元；而体制性障碍则使我们在“非典”科研初期丧失了一次次敲开其神秘大门的良机。

　　当代科学的复杂化和现代大科学工程的日益增多，使科研协作成为一个国家科研实力的重要体现。然而民主党派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国内不同研究机构之间存在的不同隶属关系制约着相互之间的交流、协作与联合，资源闲置和重复建设现象严重。“科技资源的这种条块分割局面亟待改变，以实现资源共享和效率最大化。”

　　“两弹一星”的成功，曾创造过我国科研协作的典范。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协作更为重要。近年来我国科研领域一些“点”上的突破，大半源于协作。绘制人类基因组“中国卷”、水稻基因图谱的科研团队中，除杨焕明、于军等外，还有一长串名字：袁隆平、李国杰……中国首次载人航天成功的背后，更是伫立着成百的研究院所和上万的科研人员，他们绝大多数人默默无闻，但正是每一个人的努力才共襄盛举。

　　研制出我国首台大型程控交换机的邬江兴教授说，看看墙上的空调、桌上的彩电，品牌虽是国内的，但核心器件大都来自国外。“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下，技术依赖远比资金依赖、市场依赖更加深刻和难以摆脱。我们必须认识到，产业的核心技术，特别是前沿和战略高技术是引进不了的。处于‘科学边缘国家’的中国，要想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大力协作。”

　　协作从未如此紧迫。科技部有关负责人指出，对于一些重大关键技术，我国必须统一意志、组织精兵强将进行联合攻关。制约协作的一些体制性障碍正在破除：国家开始建设科技平台，将一些重要设备向同行开放；一些国家重大计划的课题，企业和科研院所必须联合申报……

　　实践证明，科技界的协作固然重要，产学研结合更是关键。“我们正在探索计算所与企业共建智能中心的新体制，使智能中心不但长期得到国家支持，而且不断得到企业支持，从中获得驱动力，走上可持续发展轨道。”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李国杰说。

　　专家也纷纷建言献策。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王元、胥和平说，我国在继续加大科技投入的同时，特别应在重点产业部门实行政府与企业联合开发政策，通过重大攻关项目，把有关力量整合起来，发挥企业技术开发中心、国家工程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作用，建立多种形式的技术联盟。利用国家间战略平衡的机会，积极参与国际产业技术合作。

　　中科院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高文年底这段日子很紧张：他们开发的“数字音视频压缩标准”正进入芯片设计这一关键阶段。此前，国际标准组织MPEG突然宣布下调其音视频标准专利费。

　　权威人士指出，这和我国在短期内成功组织的卓有成效的攻关不无关系。要知道，为攻克这一关键技术，攻关队伍已从过去的几十人发展到数百人，不仅包括国内的研究机构和企业，而且包括了国外著名企业。团结就是力量，协作再次展现出巨大的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