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国科学院院士孙汉董的化学情缘(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2月06日12:45 云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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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汉董院士40多年来一直从事植物资源和植物化学等研究　　“阿卡德米”是国家最杰出科学家的代名词。

　　古希腊传说中有位英雄———阿卡德米，他在一场劫难中，用自己的生命挽救了雅典。为了纪念他，人们把安葬他的园林称为“阿卡德米”。

　　后来，阿卡德米成了柏拉图学派的诞生地，并由此产生了科学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一种精神———怀疑和探索精神。

　　到欧洲文艺复兴的时候，“阿卡德米”几乎成了所有科学学术团体的代名词。

　　1666年，法国诞生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批“阿卡德米”———国家科学院院士。

　　此后，英国皇家学会、普鲁士皇家科学院、彼得堡皇家科学院等，都纷纷使用“阿卡德米”一词命名自己国家最杰出的科学家。

　　1948年，中国第一批院士诞生，比法国晚了整整282年。之前，为准确翻译“阿卡德米”一词，中国科学家们煞费苦心，起初译为“会员”，觉得太俗，后译为“学侣”、“院侣”，可听上去不仅没有科学的味道，反而很具有宗教色彩……几经周折，有人倡议译为“院士”，交付评议员们表决，获得一致通过。

　　新中国成立后，因种种原因，没有继续沿用院士制，而是采用“学部委员”实行过渡。直到1994年，第七次科学院院士大会在北京召开，国务院才决定将学部委员改称“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制正式与世界接轨。

　　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科技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规定，增选院士每两年进行一次。

　　2003年底,中国科学院新增院士58人，我省著名化学植物学家、博士生导师孙汉董，分子进化生物学和保护遗传学家、博士生导师张亚平，跻身于全国“阿卡德米”行列。至此，中国科学院院士达688名。

　　孙汉董，我国天然香料化学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张亚平，全国最年轻的院士之一，他们怎样从保山、从昭通走出来，走向世界，从而获得我国科技方面的最高荣誉？

　　在全省人才工作会议即将召开之际，本报“特别关注”从今天开始，分两期推出关于两位新增院士的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第一印象中的孙汉董，中等个子，满头银发，一副方形宽边眼镜，一身整洁的休闲打扮———谦逊、随和、儒雅，跟“阿卡德米”的英雄气概实在难以搭界。可走近他，你便发现，孙汉董虽没有英雄的魁梧形象，却是一条汉子，一条从红土高原的沟沟坎坎里摸爬滚打出来的大山一样“板扎”的汉子。

　　农家娃梦想成为“工程师”

　　1939年11月，正值兵荒马乱的年月，孙汉董出生在保山城南门外的一个农家小院里，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勤恳耕作的农民。

　　望着刚出生的小家伙，父亲在喜悦的同时又有点发愁。孙家并不富裕，孙汉董还有三个哥哥。一家人靠田吃饭，遇到收成好的年份，全家基本还能有个温饱；碰上年成不好，就只好拉饥荒了。不过，看着小家伙滴溜溜转的黑眼睛，念过几年书的父亲坚定地告诉母亲，再苦再穷也要把娃儿拉扯大，而且要让他们识文断字。

　　小时候的孙汉董性情野、胆子大，爱动脑筋，也爱做梦。没事的时候，他不是和一群孩子爬树、摸鸟蛋，就是打架；到了夏天，更是成天不着家，从早到晚穿条裤衩、赤溜着膀子，不是捉鱼摸虾，就是吆喝一群小朋友，用垡子把水沟里的水堵起来，打水仗，洗澡，比赛游泳。来来去去的折腾，到上初中，他的游泳技术在全班已经是第一了。

　　孙汉董说，就是从堵水沟的时候起，游泳就成了自己一生最爱的运动。至今，他还记得当年在保山易罗池里游泳的情景。“当年的易罗池可比现在大多了，方圆至少也有四五百米，而且是‘纯天然’的。池里水草杂生、水蛇出没，没胆量的，根本不敢下水，没技术的下了水就出不来了。”在他周围，没有几个敢下池的，但孙汉董基本上每天都要跳到池里游上一圈才过瘾。

　　孙汉董稍稍记事的年龄，正值滇西抗战时期。他的家就在滇缅公路旁，一辆辆军用卡车常常没日没夜“轰隆隆”从隔墙边开过。那些不吃草却跑得很快的“铁牛”叫孩子们备感新鲜，孙汉董和玩伴们常常站在路边看稀奇。后来，又有“铁雀”轰鸣着从天上飞过，尽管有老人让他们躲远点，可他们仍然抗拒不了诱惑要往路边跑。

　　后来，在外边跑小生意的叔叔告诉他，天上飞的叫飞机，地上跑的叫汽车。飞机和汽车都是“工程师”造的。当时，孙汉董并不明白什么是“工程师”，只知道能让汽车跑起来、能让飞机飞上天的“工程师”很了不得。于是，爱做梦的孙汉董常常梦想自己长大后当一个“工程师”。

　　一把牙刷牵出一生化学情缘

　　一个于上世纪40年代生活在云南大山里的农家男孩，想让汽车长出翅膀？

　　揣着这种梦想，孙汉董的心也长出了翅膀。云南的山再高，也阻挡不了一颗长了翅膀的心。

　　7岁那年，父亲把孙汉董送进了保山南关小学。在一个深秋的早晨，迎着晨曦，背着母亲熬了好几个夜晚、用一块土布一针一线缝制的小书包和父亲用推刨推得很平整、刷了好几道墨汁的小黑板，孙汉董踏上了他的圆梦之旅。

　　一天，经常在中缅边境做小生意的叔叔，给了他一把塑料牙刷。一把塑料牙刷如今只值几毛钱，可在20世纪50年代，那可是稀罕货。它们大多来自英国，转道缅甸进入中国，在国内不仅价格贵，而且很难买得到。当时，孙汉董班里很多同学都没有牙刷，他们用的是那种用木头和又粗又硬的棕毛制成的老式牙刷，刷牙时，不仅扎得人难受，而且满嘴都是毛。拿着那轻巧、方便、美观的塑料牙刷，孙汉董爱不释手。叔叔告诉他，那是化学材料制成的。这是多么神奇的材料啊！

　　“化学真了不起，能制造出这么好的东西。”孙汉董开始对化学产生了兴趣。或许，正是源于这份兴趣和爱动脑筋，孙汉董从此爱上了“化学”。

　　自小，对于老师和书本上所教的知识，爱动脑筋的孙汉董总喜欢实践一下，以验证老师和书本上的结论。

　　上小学五年级时，自然老师对同学们讲，大眼泡金鱼其实是普通鲫鱼，只要把它放在罐子里，并埋在地下，不见光，眼球鼓起来就变成金鱼了。全班50多个同学只有孙汉董一个人怀疑这个说法。回家后，他连忙捉了几条小鱼，放入一个大土罐中，然后埋在后院里。为了防止鱼被闷死，他还做了根竹管子让罐子通气。埋了半个月后，打开罐子，小鲫鱼的眼睛还真的鼓起来了。

　　老师说，米饭嚼了后，再蒸就是甜的。这个道理在今天来讲其实很简单，唾液里有酶，米里有淀粉，混在一起就会产生糖。全班50多个同学，还是只有孙汉董不太相信，回家后他真的嚼了把米饭交给母亲，放在锅里蒸，一尝，果然是甜的。

　　初中时，有一次期中小测验，老师出了一道题：“如果沙子和白糖混在一起，如何才能分开？”这个在今天看起来极简单的问题，当时却将全班50多个同学都考住了。在那个年代，别说相关的化学知识，许多人连白糖是什么样都没见过。绝大多数学生的答案是“用手拣开”，只有孙汉董一个人给出了正确答案：“用水溶解。”孙汉董说，那时他也没见过白糖，但糖是吃过的，知道可以溶解，而沙子是不会溶解的，于是他便想到了正确答案。

　　命运是张砂纸磨砺出孙汉董坚毅的线条

　　云南山大、山高、山路险，即使有梦，若不是一条有韧性的汉子，也闯不出云南的大山。由于特殊的年代，从背上书包走上求学之路的第一天起，孙汉董便走上了一条满是荆棘的曲折之路。

　　从一个农家娃到世界一流的植物化学家，命运对孙汉董来说总像是一张粗砺的砂纸。如果是个柔弱的人，他可能早就被这张砂纸磨砺得千疮百孔了，可他是条汉子，粗砺的砂纸在他身上雕塑出的，却是他更加坚硬的线条。

　　他告诉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没有正式的印刷课本，课本都是用石板雕板刻写后印在土纸上的，可这种书很贵，家里没钱买，每到开学，他只好向有书的同学借书，然后用毛笔工工整整地抄写下来。一本书，常常要在昏暗的油灯下熬很多个夜晚才能抄完。尽管条件如此艰苦，但始终挡不住孙汉董寻梦的脚步。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孙汉董每天除了学习，还要回家帮父母做农活、上山砍柴、抓松毛。孙汉董说自己几乎什么农活都做过，在吃穿上却没什么讲究。那时，每年只有一套自家纺织的土布衣服，一双母亲熬更守夜做的布鞋。为了能让鞋子穿的时间长一点，夏天他们几乎天天打赤脚，只有冬天清晨天冷的时候才舍得把鞋穿上，到了中午，天热了，就会连忙把鞋脱下来收好……

　　熬到高中，哥哥工作了，本想着景况会好一些，可又赶上了“大跃进”。全国人民都吃不饱，十七八岁的孙汉董，晚上常常饿得心发慌，但是他和他的同学们都知道，在那个时代能有个学习环境就不容易了。所以，只要有机会他就会认真看书学习。

　　1958年，孙汉董高中毕业，考进云南大学化学系。父亲给了他一套家里用了多年的被子，哥哥给他买了一张车票。从未出过远门的孙汉董，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远游。一辆老式的、烧木炭的客车，载着年轻的孙汉董和他火热的梦想，在路上颠簸了四天，才从保山赶到昆明。孙汉董已记不清初识昆明的情景，但他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心情。他只有一个念头，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要珍惜。

　　孙汉董进入大学正好碰上国家的三年困难时期，资助他上学的哥哥也没了工作。于是，他只好申请助学金，一个月不到10元钱的助学金便是他生活的全部费用。

　　孙汉董记得，大学时饭是限量供应的。他和同学们在食堂吃饭，10人围一张桌子，不管是包谷饭还是蚕豆饭，反正一桌就是一脸盘。同学们个个都是壮小伙子，放开了吃谁也不够。一盆饭该怎样分才公平呢？大家开动脑筋，特制了一个模子，用模子往脸盆里一压，刚好将一盆饭分成10块，一人一块。没有油水的饭抵不了多少事，常常天还没黑，肚子就饿得呱呱叫，有时实在饿得不行了，就喝点凉水熬过去。熬来熬去，孙汉董熬成了皮包骨头，1．7米的个头，才有50多公斤。可凭着他身上的那股韧劲，大学的艰苦岁月，他始终保持德智体名列前茅。

　　至今他还记得当年和几个同学义务为大家刻写讲义的情景。当时没有打字机，学生的讲义都要先刻蜡板，然后用油墨印制。从上大二开始，他就带领一部分学生承担了这项工作。大学几年，究竟刻写过多少张蜡纸，他已算不清楚。他伸出右手的中指给记者看，中指至今无法和食指靠拢。孙汉董说，这就是当年握刻写笔留下的印记。因为路太远，又没有路费，大学四年，孙汉董没有回过一次家，他的假期几乎都是握着刻写笔度过的。

　　就是这种韧性和不屈的性格陪伴着孙汉董走过了大半生，更是这种韧性和不屈的性格成就了他的科研成果。

　　搞科研要坐得住“冷板凳”

　　孙汉董从22岁青春年少的时候走进位于昆明黑龙潭的中国社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搞植物化学研究，至今40余年。

　　他刚到研究所时种下的花木，开了又谢，谢了又开；研究所的同事走了一茬又来一茬，他的学生走了一批又一批，可他始终在昆明城郊甘守寂寞。所里好几次给他分配城里的房子，他都拒绝了。至今，他仍然住在几年前所里分配的一套80多平方米的套房里。

　　孙汉董说，他已离不开所里那些自己当年亲手种下、和他一起经历了风风雨雨的花草树木；他说，住城里来回往返，浪费不少时间；他还说，在研究上要做出成绩，与投入的时间是成正比的，“科学最忌浮躁和急功近利，要坐得住冷板凳。”

　　正当意气风发的孙汉董想在科学的领域里展翅翱翔时，却“运动”不断。那年月，别说搞研究，就是多看几页书都有可能被当作走白专道路的典型抓出来批斗。但孙汉董从来都坚信，知识总有一天会有用的，所以，即便偷偷摸摸，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过书本。

　　大女儿出生的时候，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一家人就挤在一间14平方米的土坯房里。一张大床，一张小床，一张桌子便是全部家当。每到阴雨天，床脚和桌子脚就会发霉长毛。女儿没出世的时候，孙汉董看书常常要看到深夜。女儿出世后，灯开着，小孩睡不踏实便整夜整夜地哭。孙汉董不得不用油毛毡在土坯房外搭了个小棚子，一边用来烧火做饭，储存柴禾等杂物，一边用作书房。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人们常常可以看到在一盏15瓦的灯下，孙汉董坐在柴禾和煤堆之间，刻苦读书。在那个读书无用、“知识分子”前加了个“臭”字的年代，同事们给孙汉董起了个外号，叫“孙博士”。

　　斗转星移，1980年，“孙博士”真的要到日本留学，去拿博士学位了。那一年他40多岁了，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而且对日语一窍不通。有人说，都到不惑之年了，好好过日子吧，还折腾什么呢？但孙汉董仍然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出国留学，从事药用植物的研究。

　　他当时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语言。上大学时，孙汉董学的是俄语，到了植物研究所，赶上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从中国撤走，俄语几乎没有了用武之地。为了看资料，他又重新开始学英语，几年下来，几乎能看懂英语资料了，没想这回又要学日语。这对于一个40多岁、拖家带口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沉寂和被压抑了近20年的孙汉董不愿因语言障碍再放弃这次难得的机会，他咬咬牙，从日语最基本的五十音图开始学起。

　　刚到日本时，他为国外的现代化发展所震惊。他把牙一咬，有差距我就赶上你。他用自己的勤奋赢得了日本老师和同行的尊重。当时，国外已采用核磁共振的波谱技术对植物成分进行分析，不懂这项技术，在日本是会被看不起的。但在国内，孙汉董只对这项技术有初步的了解。

　　孙汉董将有关文献资料进行了认真查阅和整理。到了日本后，他很快就掌握了这门新技术，而讨论到碳谱波谱技术时，他的观点常常让日本博导刮目相看。

　　如今，孙汉董不仅能顺利阅读日语、英语资料，甚至还能查阅德语资料。目前，他担任着好几家国际、国内专业刊物的编辑，每个月都要编阅很多外语论文。

　　“死心眼”一条路走到黑

　　提到云南汉子，人们总会用到一个略带调侃的词：“死心眼”。孙汉董的爱人说：孙汉董就是死心眼，凡事都喜欢较真。“上班只会提前，下班保证推迟。什么事都自己来，整理办公室、打扫卫生，甚至拖地都自己来。每次出差回来，常常不先回家，而是先去办公室。有时候，论文送过来给他评审，哪怕是大年三十，他也要到实验室去审稿。对他来说，没什么假期的说法，什么时候有事就什么时候做。”

　　他们的女儿上高中时说过一句话，至今让她记忆犹新：“我觉得我们家的人男性气质少，因为我们和爸爸接触的时间太少了。”

　　不过，孙汉董凡事认真也并不总让爱人烦心，她告诉我们，孙汉董就连洗衣服、洗菜都洗得特别干净。走进他的办公室，到处都收拾得整整齐齐，记者跟他要几张年轻时的照片，没想到他连底片都找出来了。

　　认真、执着的孙汉董对自己带的学生要求很严。有一次，一个学生的实验服穿脏了没洗，这位指导老师拿了件新衣服对他说：“把脏衣服脱下来，我给你一件新的。”不过，骂归骂，他的学生还是非常喜欢这个直性子的老头。一个学生告诉记者：“孙老师太严格了，平时我们都怕他。但他在业务上、学术上却从不保留，有什么都教给我们。”孙汉董的爱人感慨说：“要是他把对学生的爱的十分之一，用来对自己的孩子，我就满足了。”

　　在他那不大、光线昏暗的办公室里，记者看到整齐地摆放着好几排书架，里面满满当当装着各种书籍和资料。其中一个书架，装满了几年来他和研究组的同事们在许多国内外刊物上发表的400余篇论文和研究成果。几年来，他们先后有20余项科研成果分获国家、科学院和省部级奖励；在国内外申请发明专利13项……

　　孙汉董没有当成曾经梦想的“工程师”，却成为了世界一流的化学植物学家。

　　通讯员赵国英　文剑　记者　沈向兴　李绍明（云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