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原春琳

　　行知打工子弟学校的创办者易本耀，在走进北京一所私立贵族学校的大门时犹豫了一下。他告诉记者，要是自己一个人，他根本就不敢来：“就这身衣服，人家怎么会让我进去呢？”

　　记者陪着易本耀在学校里面转了一圈儿。看着眼前宽旷的操场、现代化的校舍，易本耀的脸上流露出复杂的神情。他说，心里有一种无助的感觉，“人家仅一个电脑室就相当于我们学校的全部家当啊！”

　　易本耀想起自己的校舍：冬不挡寒，夏不避暑。“我把几千名孩子集中起来，让他们接受教育，可我却没有能力让他们在良好的环境下学习！”

　　有这种无助感觉的不止易本耀一个人。

　　社会中小学的创办者张宝贵办了11年学校，却搬了10次家。去年10月1日，他把学校搬进了一个大杂院儿。他还记得，那天，大卡车足足从院子里运出27车垃圾。

　　就连一直支持他办学的八家村领导，也无可奈何地对他说：“今年拆迁，你找到了这块地方。但是下次呢？我们这里可真是没有地方了！”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北京城市外围不断扩大，一些打工子弟学校不得不从三环路退到四环路，然后再退到远离市区的五环路和六环路。学校在城市的繁荣发展中不断边缘化。

　　尽管政府对打工子弟学校的政策日渐明朗，越来越多的打工子弟有书可读，但是，有关学校的合法身份、用地及经费等多年没有解决的老问题，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束缚着打工子弟学校的生存和发展。“我觉得政府一直忽视我们的存在。”一位校长很委屈地说。

　　另一位校长说话更直接：“这不公平！”他说，“我们学生的家长为这个城市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这个城市的GDP中有他们的一份。可是，他们的孩子为什么就不能享受相应的受教育的权利呢？”

　　行知打工子弟学校的一位学生在一篇文章中表达了同样的愿望：“新发地是谁建的？我的家长建的。可是，我们却什么也没有享受到！”

　　据了解，有关部门很早就作出过相关规定，把针对打工子弟上学的政策简化为两条原则：一是流入地政府解决，二是以公立学校为主。但是，这些政策执行起来并不容易。

　　比如说打工子弟到公立学校就读的问题。“这不可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打工子弟学校校长说。他解释，打工子弟读书具有灵活性，他们随着父母工作地点的变迁随时搬家，公立学校就读手续繁琐，不可能随上随走。

　　实际上，一位相关部门主管领导曾经这样告诉他：打工子弟到公立学校读书，学校是要赔钱的。这位校长苦笑：公立学校对城里孩子的乱收费问题都解决不了，何况对打工子弟？

　　此外，北京市政府还作出了相关规定，打工子弟学校要申请到正式的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必须具备以下条件：法定代表人必须有北京市户口，有50万元到100万元的注册资金，具备200米跑道的操场等。“这个门槛太高了！”一位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说。到目前为止，在几百所学校中，只有不到10所学校拿到了办学许可证。

　　更多的专家和校长呼吁，打工子弟学校境遇的改善需要时间，有关部门应该给打工子弟学校切实的关心与支持。

　　行知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黄鹤建议，政府应该出台政策，降低门槛。与其用公立学校的标准来要求打工子弟学校，不如使用农村学校的标准。除教师之外，其他都可以按照农村义务教育标准来要求。尤其是教师，必须具备教师资格证，这一点绝不能含糊。

　　师资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有个专家曾经联系某学院，希望他们能帮助培训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然而，他最终得到的答复却是：我们连计划内的教师都培训不过来，还哪有时间管他们！这个专家事后建议说，这个问题能否由政府出面，得到更好的解决？

　　很多专家不约而同地关注前段时间北京市撤销100余所中小学的消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史柏年教授建议，把那些被撤销学校的校舍租给打工子弟学校，“好让孩子们有一个安稳的受教育的场所”。据记者了解，事实上，有相当一部分打工子弟学校的创办者希望能够找到理想的教育教学环境。

　　去年9月1日，明圆学校率先在北京市的打工子弟学校里拿到了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为此，明圆学校的创办者张歌真特地做了一个有着8瓣梅花的纪念盘。捧着这个纪念盘，张歌真感慨地对记者说：“它既象征着学校8年的奋斗历程，也包含着‘梅花香自苦寒来’的深长意味啊！”

　　张歌真还向记者表达了一个愿望，他说：“事实上，我从办学的第一天开始，就不希望我的学校像这样办下去。为了让那些随父母漂泊的孩子能享受到受教育的权利，我所做的仅仅是一个过渡。我希望，打工子弟学校最终还是由国家来接管，这样就能让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们真正平等地享受到与城里孩子们一样受教育的权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