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中国科学院院士张亚平(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2月20日12:26 云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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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起当选院士的话题，张亚平总是谦虚地说：“荣誉不属于我个人，它是对我所在团队的认可和鼓励。”[本版照片均为本报记者顾彬／摄]

　　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科技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

　　“院士”一词的诞生颇费周折。

　　古希腊传说中有位英雄———阿卡德米，在一场劫难中，用自己的生命挽救了雅典。为了纪念他，人们把安葬他的园林称为“阿卡德米”。

　　后来，阿卡德米成了柏拉图学派的诞生地，并由此产生了科学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一种精神———怀疑和探索精神。

　　到欧洲文艺复兴的时候，“阿卡德米”几乎成了所有科学学术团体的代名词。

　　1666年，法国诞生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批“阿卡德米”———国家科学院院士。

　　此后，英国皇家学会、普鲁士皇家科学院、彼得堡皇家科学院等，都纷纷使用“阿卡德米”一词命名自己国家最杰出的科学家。

　　1948年，中国第一批院士诞生，比法国晚了整整282年。之前，为准确翻译“阿卡德米”一词，中国科学家们煞费苦心，起初译为“会员”，觉得太俗，后译为“学侣”、“院侣”，可听上去不仅没有科学的味道，反而很具有宗教色彩……几经周折，有人倡议译为“院士”，交付评议员们表决，获得一致通过。

　　新中国成立后，因种种原因，没有继续沿用院士制，而是采用“学部委员”实行过渡。直到1994年，第七次科学院院士大会在北京召开，国务院才决定将学部委员改称“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制正式与世界接轨。《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规定，增选院士每两年进行一次。

　　2003年底,中国科学院新增院士58人，我省著名化学植物学家、博士生导师孙汉董，分子进化生物学和保护遗传学家、博士生导师张亚平，跻身于全国“阿卡德米”行列。至此，中国科学院院士达688名。孙汉董，我国天然香料化学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张亚平，全国最年轻的院士之一。他们怎样从保山，从昭通走出来，走向世界，从而获得我国科技方面的最高荣誉？

　　在全省人才工作会议即将召开之际，本报“特别关注”于2月6日推出了特别报道《从农家娃到“阿卡德米”———解读中国科学院院士孙汉董的化学情缘》，今天特别探寻张亚平院士的人生轨迹。

　　文张亚平实在太忙了，经过多次联系，他才答应抽出时间接受采访。我们提前来到他的办公室，他还在开会。结束了会议，他招呼我们坐下，没有过多的寒喧，不苟言笑，第一个动作便是抬腕看看表，仿佛在提醒我们得抓紧时间。

　　在采访中我们能感觉到他在尽量使自己耐心一些———有些问题他可能已经不知对多少人重复过；有些问题可能触动了他，但他尽量显得从容平和。为了准确回答一个问题，他不惜花数分钟来查阅资料，显出了这位科技工作者的严谨与务实。

　　出生于1965年的张亚平是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之一。

　　养鸽少年迷上动物世界

　　张亚平自小精力充沛，特别钟爱饲养各种小动物。

　　他至今记得当年养鸽子的情景。有一天放学回家，他带回了同学送的一对小鸽子，兴冲冲地向全家人宣布了养鸽计划。父亲听后有些为难，那是一个买米买面都要定量供应的年代，哪里有多余的粮食来喂鸽子。

　　父亲与张亚平的协商结果是，养鸽子可以，但是不能过多动用家里的粮食。从此，每逢周末和节假日，张亚平就会绞尽脑汁地去为心爱的鸽子筹备口粮。

　　鸽子渐渐长大，围着张亚平“咕咕”地欢叫不停，每天飞出去又准时飞回家来，这种习性激起了他极大的好奇心。

　　为什么把鸽子带到很远的陌生地方，它们仍然能飞回家来？

　　为了弄清楚鸽子的习性，张亚平开始不停地借书读。越了解得多，他就越着迷于这个五彩斑斓的动物世界。正是源于这份好奇，张亚平日后对生物课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

　　上世纪70年代末，神州大地迎来了科学的春天。那是一个呼唤知识、呼唤理性的时代，徐迟那篇著名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当时还是中学生的张亚平被陈景润执著攀登科学高峰的精神深深震动。

　　张亚平回忆说，读了那篇报告文学，他好像被唤醒了某些朦胧的意识。当然，日后选择搞科研这条路，也与父母的影响分不开。毕业于昆明理工大学的父母从事水利、水电的地质勘测工作，年幼的张亚平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所赢得的社会尊重，也从他们的言传身教中懂得了科学知识的重要和宝贵。

　　在报大学志愿的时候，张亚平并不知道生物化学系学些什么，“我想生物和化学这两门功课我学得都不错，而且对生物非常感兴趣，复旦大学是名校，老师又经常说21世纪是生物科学的世纪，就报了志愿。”

　　1982年，张亚平以全地区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从偏远的昭通走进了复旦大学。当他踌躇满志地准备迎接新的学习生活的时候，他吃惊地发现自己的成绩居然比班上的平均分低了几十分！一位师兄忠告他，复旦大学生化系学生的分数常常是复旦所有专业中最高的，生化系的竞争是最激烈的。从小地方来的学生只要能跟上教学进程，就算是最大的胜利了。

　　听了师兄一番话，张亚平并没畏惧，他的斗志反而被激发起来。同一所学校，同一个老师，同样学习新知识，自己为什么只要“能跟上就行”？从此，他对每天的时间都进行了细化安排，憋着一股劲要证明自己的实力。

　　凭着这股不服输的劲头，进校的第一个考试课目———化学，他考得不错，排进了全系较前的行列。这么一来，张亚平的自信心增强了，“只要努力了，付出了，就会有收获。”

　　让张亚平在学校里引人注目的，并不仅仅是他的学习成绩，还有他在篮球场上的英姿。中学时，他就是校队的主力；大学时，他入选了系队。直至现在，他还算得上是研究所里的体育骨干。“体育真的给了我很大启示，它让我认识到了什么叫力争上游。”

　　数改论文

　　树立严谨的科研态度

　　兴趣广泛是许多认识张亚平的人对他的评价。

　　在复旦大学读书期间，正是由于兴趣广泛，张亚平差点与后来为他带来无数乐趣与荣耀的职业擦肩而过。“复旦大学是一个学习氛围很自由的学校，它鼓励学生广泛猎取各种知识，开设了许多讲座，让学生得以接触不同学科。在毕业前夕，由于全国经济改革浪潮和朋友的影响，我选修了经济管理的课程，那时我对经济管理学也很感兴趣，在考研究生的时候萌生过报考经济管理专业的念头。”然而，大学四年最值得怀想的，还是神秘面纱所笼罩着的生命奥秘。

　　人类向生命源流迈进的种种精彩，对生命起源的好奇，对自然的热爱，揭示生命中隐而未现秘密的愿望，让张亚平克服了一时的冲动，毅然选择了生物学研究。

　　在报考研究生之前，张亚平在一本国内著名的学术刊物上读到了施立明院士的一篇学术论文。施先生独到的观点，缜密的推理，精辟的论述，令年轻的张亚平惊叹不已。张亚平当时就决定报考施立明先生的研究生。

　　1986年，命运之神向张亚平露出了笑脸，他考入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师从施立明院士攻读研究生，5年后获得了博士学位。

　　昆明动物研究所是中国仅有的两个专门从事动物研究的国家级机构之一，汇集了一大批动物学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它以热带、亚热带动物资源的基础研究、保护和开发利用为主攻方向，进行动物分类、区系与系统进化，细胞与分子进化学、灵长类学等方面的研究。

　　“施先生是严师，至今我都难忘先生的教诲。”张亚平记得第一次见到施先生的时候，他请教了许多问题，先生很欣赏他的思想，但告诫他说：搞这个行当是比较辛苦的，你如果做不到全身心投入，最好趁早换个行业。“我理解老师的话，真正能登上科学殿堂的人，是那种必须对自己的事业有着强烈兴趣甚至以此为人生乐趣的人。”

　　当时，昆明动物研究所位于昆明市北郊，上山下山需要很长时间，施立明先生虽然家在市区，但每周至少有三天晚上留在所里继续研究工作。施先生一丝不苟，要求每个试验步骤都必须精确，每篇论文里的定义、推论甚至遣词造句都要反复推敲。

　　张亚平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在施立明院士指导下写第一篇学术论文的情景：他按先生的要求修改论文，一遍不行再来一遍，七易其稿。当施先生提出论文还须再进行一次修改时，张亚平不情愿了。“当时还没有使用计算机，因此每次哪怕是一处微小的改动就得重新誊抄一遍，真的太麻烦了。”而且他认为论文已经比较完美，不必为了微小之处再改。施先生听后严厉地告诉他，做学问容不得半点疏忽和倦怠，而且别人的建议必须认真对待，否则别人再也不会给你提建议。听了老师的话，张亚平又静下心来再次认真修改了论文。

　　每当写论文或是给学生改论文的时候，张亚平都不禁会想到这件事。

　　正是步入科学殿堂伊始，他就得到了施立明先生的教诲，从而养成了严谨的工作习惯和良好的工作态度。

　　关键时刻

　　他选择回国工作

　　在施立明院士的指导下，张亚平成了施先生学生中第一个开展动物分子遗传学方面研究的人。虽然起步时经费非常有限，条件极其简陋，与条件好的实验室相比研究成果出得慢一些，但张亚平仍然一步一个脚印地努力前进，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那段经历，让我对立足于国内条件、找准研究的突破口，与国外同行竞争，有了深刻认识。”

　　张亚平以优异成绩提前结束了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学习，经施立明院士推荐，于1992年以博士后学者的身份，前往美国圣地亚哥动物协会继续进行动物的分子进化与遗传多样性的研究。

　　圣地亚哥地处美国西海岸，是一座风光迷人的海滨城市，同时被誉为生命科学研究的“圣地”。那里云集了世界上最著名的生命科学家。张亚平所去的圣地亚哥动物协会科研实力比较强，实验室的负责人都是各领域顶尖的科学家。

　　张亚平意识到自己已经到了生命科学的中心和前沿，可以让自己的梦想得以实现，当然这意味着更多的付出和更激烈的竞争。

　　张亚平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在与高水平同行思想火花的碰撞中，在世界上最先进的研究仪器的辅助下，研究进展很顺利。

　　中性论在分子进化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中性论有一个必然的推论———分子钟，分子钟是进化生物学中的重要问题。

　　张亚平在开展非洲小羚羊的保护遗传学研究时，需要通过测定小羚羊的ＤＮＡ序列变异来计算该种的遗传多样性。一次，在浏览ＤＮＡ数据的时候，他发现ＤＮＡ的变异并不均衡，便有了另一种想法：是否可以用这些数据来验证分子钟？于是，他从原来的研究延伸到了对种群范围内分子钟的证伪中去。经过大量的数据比对和复杂的分析，他终于证明了在种群范围内的ＤＮＡ进化速度有着显著差异。由此，张亚平发现了微进化范围内分子钟并不一定成立的重要现象。

　　张亚平的工作赢得了美国同行的赞赏。圣地亚哥动物协会对他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成果给予了极高评价。他不仅发表了高质量的论文，还应邀参与美国国家基金项目的评议，并被提名美国环境基金青年奖。

　　谈起在国外工作的感受，张亚平说：“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开展工作，让我受益匪浅，西方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对我的研究颇有启发。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与先进国家间总体上存在较大的差距，要缩小这种差距，只有更加的努力、更多的付出，并形成自己的特色。”

　　张亚平在美国出了不少成果时，国内传来噩耗：施立明院士因病逝世。施先生在逝世前，就曾多次打电话和写信给张亚平，希望他能回国，接手由施立明一手创办的“细胞与分子进化开放研究室”，把这个研究室推向一个更高的台阶。

　　老师的辞世让张亚平陷入了矛盾中，他必须作出选择。

　　“如果说没有犹豫那是假的，关键是回国后要有开展研究工作的良好条件，事业对我来说是第一位的。”他决定回国看看国内的变化。

　　张亚平回昆明悼念施立明院士后，又飞往北京，直奔中国科学院，他想拜访院长周光召先生。“心情真的很忐忑，我当时可以说是一个无名小卒，不知道周院长会不会见我。”周光召在百忙之中答应抽出10分钟给张亚平。张亚平讲述了自己的工作和“细胞与分子进化开放研究室”的状况，周院长不时地插话与他讨论。作为物理学家的周光召，对生命科学的熟悉程度和对中国生命科学研究发展前景的独到见解，让张亚平感到震撼和钦佩，“想不到我们聊了差不多1个小时。”在了解了张亚平回国工作的计划和需求后，周光召当场决定拨出15

　　万美元的特别费用给他购置所需的仪器设备。在热烈交谈后，周光召院长又邀请张亚平参加了一个留英学生的座谈会。在会上，周院长盛情邀请年轻的海外学子们回国工作，推动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并承诺给予回国青年科学家最大的支持。

　　1995年，张亚平结束了在美国的工作，回到昆明动物研究所，接过导师的担子继续前行。

　　荣誉是把双刃剑

　　年轻院士不为光环迷惑

　　在张亚平带领下，“细胞与分子进化开放研究室”不仅很快走出了低谷，而且在全国的评比中排名迅速提升。他带领的科研小组相继开展了一些重要的工作：

　　———在国内较早地、系统地开展动物分子系统学的研究，深入研究灵长类、食肉类、兔形类和啮齿类的进化，在国际上建立了较为全面的熊超科分子系统树。

　　———探讨了东亚特别是中华民族的源流和人群的迁移与分化，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在对汉族人群的线粒体基因序列分析中，发现汉族人群中存在明显的地理分化。其基本特点是，南方群体间的差异较大，北方群体间的差异较小，且南方群体中保留有较北方更多的古老类型。

　　———和瑞典研究小组一起证实，全世界的狗具有相同的遗传基础，都起源于东亚，之后才逐渐扩散到世界各地，并使它们今天的认知能力远远超过其它物种。著名的《科学》杂志曾将他们的论文作为封面文章发表。

　　———系统地研究了我国许多濒危和非濒危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发现遗传多样性的缺乏与物种濒危之间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积极将理论成果用于帮助和指导遗传多样性保护的实践，如鉴定大熊猫的父系谱系，参与大熊猫的异种克隆研究，负责其中重构胚的分子鉴定。该成果为1999

　　年国内十大科技新闻之一。

　　张亚平的这些工作有助于认识动物的遗传多样性与物种濒危的关系，为制订有效可行的保护计划提供了科学依据；对不同民族人群基因多样性、中国主要家养动物起源的研究，为揭示人类的扩散与迁移历史提供了新的线索。2002年，张亚平荣获第三届国际“生物多样性领导奖”，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亚洲学者。该奖项是表彰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研究中取得成就的个人，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1995年回国以来，他已经在《自然》、《科学》等一系列国际著名学术刊物发表了一批论文，他先后发表的论文累计已被引用约1000次。现在他担任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副所长，同时还是中国遗传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兽类学会副理事长以及部分重要学术刊物的编委。

　　张亚平的成果是丰硕的。为此，他获得了不少奖章、奖杯，但拿回家就放到一边去了，他甚至记不起获奖的准确时间。他强调，荣誉如同一件华服，真正重要的是华服包裹下的生命。

　　成为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之一，他仍然保持着谦虚平和的本色。“荣誉不属于我个人，它是对我所在团队的认可和鼓励，是集体努力的结果，我只是集体的代表。”他还把成功归功于老一辈科学家所奠定的良好基础以及各级领导和同事们的长期支持。

　　张亚平说，荣誉有时是一把双刃剑，可以是一种回报也可能是一种负担。当选院士后，各种社会活动开始增多，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张亚平说：“社会活动的增多容易影响科研工作，所以我尽一切努力推辞与学术关系不大的活动。在荣誉面前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也需要更加的努力，才能使自己的研究工作迈向新的台阶。当然，当选院士也意味着一个新的起点和新的责任，意味着除了自己的研究外，还有更多推动学科发展的责任和义务，这种社会责任和义务也是不可推卸的。”

　　近年来，他不断推荐学生到自己曾经工作过的美国圣地亚哥动物协会和其它国外实验室工作，他希望有更多的学生能够在将来超越他。同时，他领导的工作小组正开展多个重大科研项目，并在不断获得突破。

　　本报记者　李翕坚(云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