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一份看上去很豪华的学校董事会成员名单：诺基亚公司、爱默生公司、飞利浦公司……

　　拥有这份名单的学校是一所职校———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不只这一家，在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些小城市如诸暨、永康、常州、张家港等地的职业学校，也都有类似的名单。即使名称不太一样，有叫顾问委员会的、专业建设委员会的，但他们都有一个共性：主要成员都是由企业组成。

　　从2002年第一次职业教育大会到今天，短短两年时间，企业正以惊人的力量渗入到职业学校的方方面面，成为学校真正的“座上宾”。

　　教育VS市场　谁在报复谁？

　　职业教育急速扩展的背景是残酷的“技工荒”，经常是一个地方“悬赏”10万年薪，却招不到合用的高级技工。2002年，浙江省永康市的一家民企在广交会上与外商达成了价值一百万美元的电动工具供销合同。可由于缺少高级技工，到了批量生产时，产品合格率极低。结果，这家企业丢了订单不说，还得交付违约金，损失达500万元人民币。

　　“现在人才市场出现结构性缺陷，是对前段时间不重视职业教育的报复。”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周稽裘说。职业教育对市场漠视、整个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忽视，构成了职业教育的瓶颈。而今天一些经济发达地区职业教育的脱颖而出，也是与逐渐成熟的市场对撞与兼容的结果。

　　一直以来，办职业教育是学校的工作，关企业什么事？企业与学校的联系也是季节性的。每个就业季节，学校都要向企业询问用工信息，然后在计划的安排下，企业接收职校的学生。

　　职业教育曾经有过自己的黄金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当它属于计划范围之内时，农转非，国有大型企业，事业单位，对不少考生而言，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在辉煌年代，中职的分数线可以与当地重点高中分数线一争高下。

　　1998年，职业教育开始迈入低潮期，招生规模不断缩小。周稽裘分析，一是碰上生育低峰，与以往相比，初中毕业生相对减少。以江苏为例，1998年是97万人，1999年是77万，2000年是75万；二是高校开始大扩招，上大学的几率提高了；三是职业学校不再包分配，走入市场的行列。而它的一些用人大户，比如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也纷纷滑坡，直接影响它的出口。

　　最明显的体现莫过于招生。以东北为例，1998年的职业学校的考试中，不少学校的教室坐不满人。一所学校招生计划100多人，最后只有一个人去考试。那时，不少学生不敢承认自己是职校的学生。走在大街上，都要把校徽摘下来，以免别人发现。

　　一直到2001年，职业教育一直在冷冬中度过。一批职业学校或者关闭，或者合并。这给今天高级技工匮乏的市场现状埋下了伏笔。

　　市场VS职教　逼活还是救活？

　　民营企业的崛起给职业教育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发展职业教育是给逼出来的。”永康市教育局局长何福民说。中国加入WTO，正向制造业大国迈进。技能人才紧缺的大钟敲响了。可是此时的职业教育，元气一时很难恢复。

　　比如说，政府把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可老百姓不领情。以上海为例，初中可以向高中阶段的学校推荐直优生。而最后，只有12个人到职业学校报了名，高中那边却挤得一塌糊涂。

　　近两年，职业教育就业重新热起来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对国家来说，技能人才是最匮乏的，可同时，这类人才的培养是最费钱的。比如说，如果要办一所职业学校，文科与工科收费相差不多，可工科的投入要大得多，比如几十万元一台的数控机床。

　　结果一个新的趋势又形成了：文科类的职业学校越开越多。

　　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改变这种状况。比如，浙江省开办示范专业评比，公办民办学校都有权参加。一旦当选，学校可以得到20万元的奖金，同时，当地政府还有相应的补助。但有一个前提，参评的专业必须是工科，文科与此无缘。

　　上海的一些校长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行动起来。一所职业学校同时停掉几个校区的文科专业，改为理工科。“教育是有前瞻性的，我们不能总是痛定思痛。”一位从事职业教育多年工作的老校长说。

　　职教VS企业　适应还是引领？

　　“市长靠不住了，要靠市场了！”随着市场的介入，计划的庇护逐渐淡出，一位职业学校校长这样感慨。

　　江苏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校长孙俊台总结得好：“我们再也不能闭门造车，如果这样，培养出来的都是不受企业欢迎的人。”

　　他们发现，尽管经济发展很快，市场也急缺技能人才，可不少企业也几乎想不起还有职业学校这么一个培养机构。

　　怎样才能让企业注意到学校，并有合作共建的意向呢？浙江省诸暨市轻工技校的女校长郭丽萍想到一招：她把本市行业中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五个大型企业老总聘为学校的名誉校长。2003年1月，学校举行隆重的聘任仪式，由主管教育的副市长亲自颁发聘书，当地教育局分管局长亲自为老总们带上校徽。

　　名誉校长不能只挂着一个虚名，他们直接参与到学校教学改革和发展规划的制定，不定期为师生讲座，并派出自己企业的高级工程师担任学校的客座教师。

　　订单教育应运而生。在不少学校，这个项目被称为企业冠名班。以诸暨轻工技校为例，现在有19个企业冠名班。学校根据企业用工的需要，与企业共同商定班级的培养目标、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和实习方式。这种方式被学校形容为“迎合企业办学校”。

　　“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单强说。在他可看来，学校与企业的关系有3个层次，落后———适应———引导。目前对于大多数学校来说，都是处于第二个层次，就是适应阶段。

　　教育应该培养企业需要的人才，但是绝不能被企业牵着鼻子走，反而应该引领企业的发展。

　　单强所在的学院曾经有13个学生去一家很不错的企业实习。那也是订单教育的一部分。最后只有5名同学留在那家企业，剩下的8名同学拒绝那家企业。“那里的工资太低，甚至低于国企水平。”学生们这样告诉单强。

　　有人不理解：职校的学生有工作就不错了，那么好的企业还挑三拣四？

　　单强没有责怪学生们。他告诉就业中心的老师：在需求面前，企业永远不会错。但是你们要告诉企业，他们这样做没有道理。

　　“不用我们的学生，是你们企业的损失。”单强说得不卑不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