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清时李延保总论：我们需要怎样的大学？(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7月07日14:47 金羊网-羊城晚报

　　中科大校长朱清时直言：当前中国的教育模式限制了学生的科技创新

　　中大党委书记李延保诤言：大学要善待学生，学生才是最宝贵的财富

　　文/图　本报记者　莫艳民　实习生　谭秋明　通讯员　李汉荣　何晓钟

　　交谈人物

　　朱清时

　　1946年2月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

　　朱清时院士是国际知名的化学物理学家，在分子局域模振动、单分子化学等国际科学前沿都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果，推动我国的物理化学基础研究在国际上占据了一席之地；而且，他在激光分离同位素等国家的重点工程和关乎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化学领域也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他已经培养了30余名优秀的博士研究生，他们当中有的已经成为科研领域中的杰出人才。1998年6月就任中科大校长以来，致力于规划和组织学校面向21世纪建设一流大学，卓有成效地推进了学校教学、科研、管理和后勤服务等各项事业的改革与发展。

　　李延保1942年7月出生，安徽省寿县人，数学教授。中山大学党委书记。

　　李延保

　　1998年11月调入中山大学任党委书记。2001年10月被任命为新的中山大学（即原中山大学和原中山医科大学合并组建）党委书记。曾编著出版《应用泛函基础》、《有界线性算子半群》等六本教材、著作，在各类刊物上发表40多篇文章。1992年曾获江苏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1993年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现任教育部学科建设与专业设置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教育部高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大学教学》、《中国高教研究》、《应用泛函分析学报》编委及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交谈动机

　　中山大学与英国牛津大学合作创办了国内高校首个针对研究型大学高级管理人员的培训研讨课程，经过为期8天的培训之后于本月3日顺利结束。特邀前来开培训讲座的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与该培训班倡导者之一的中山大学党委书记李延保教授，近日共同面对媒体纵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两位名校当家人就当前大学教学改革关键所在、如何创立品牌大学等系列问题作了一次深入浅出的交流。

　　中国大学创新能力不足

　　记者：大学被喻为社会栋梁的熔炉，尤其是名牌大学，更是无数学子心目中的人生高峰。高校应该如何对年轻学子成才负责？怎样才能创造出有利于他们成才的人文环境？现在我们做得够不够？

　　朱清时：我觉得非常不够。现在我们培养人才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是我们的学生非常缺乏创新精神。中国的教育追求学生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这就导致学生要上的课程越来越多，学习的压力越来越大，学生根本不能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更谈不上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从小学到中学，为了应付一场接一场的标准化考试，学生本身的特长和好奇心都被压抑掉了。到了大学，骨子里头的好奇心早已被应试教育压榨干，所以，很多学生一冲过高考进入大学就出现严重的厌学情绪。我国目前的教育管理模式也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长期以来大学实行的是以管理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生为中心，大学生刚进校园，宿舍、班级甚至小组都分得清清楚楚，每个人都有人管着。这样是有利于学校的管理，却最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在国外，大学生是自己选择室友的，不同系别的同学一起居住，无形中形成了知识的交叉。

　　对比国内外的高校教育，我们就能很容易地发现两者间的重要差别：中国的高校教学依然是灌填式教学，尤其注重知识的连贯性；而国外的大学教育以学生自主选课为主，同一个班的同学选修的课程可能完全不同，学生凭着自己的兴趣爱好选课容易出现知识的断层，但在兴趣的驱使下，学生会硬着头皮将读不懂的书读懂，把存在的知识断层补上。

　　我们的高校教学改革就是要将老师导向型逐步改变为学生选课型。这是一次重大的变革。现在部分高校已经走出尝试的第一步了，我们都要始终紧记：如果一所学校没有创新的能力和属于自身的创新文化，那么其他的任何诸如文艺表演、文化展览等的表现都只是表面之举。因为，我们早就清楚地意识到，目前的教育模式只会不断地制造高分低能的庸才。为什么英美等国的学生考试不一定行，但研究做得很棒呢？就是因为他们的好奇心被激发出来了，他们有学习和创造新知识的能力。其实从教育教学弊端方面来看，我们很容易找到中国为什么总是与诺贝尔无缘的原因。

　　大学创品牌要依靠大师

　　记者：创造一所品牌大学既要看科研成果又要培养出一流的学生，对于创一流大学品牌，两位校长有什么心得体会？

　　朱清时：要评价一所大学是不是品牌大学，主要看这所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大不大。要不断向社会输送具有影响社会发展能力的学生，关键是要构建好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能力的平台。事实上，也有科研成果不多，但是为社会输送了大量重要人才的大学，譬如印度理工大学，全世界的大软件企业都到他们学校去订学生，美国硅谷吸纳了很多他们的学生，据说硅谷中的各国人才中占绝大多数的是印度人。这种输送出重要人才但科研成果不多的品牌学校还有法国的一些大学，因为法国的大学教育本来不是十分重视培养博士，但是世界上很多政要人物都是从法国的政治学院毕业的，由此可见，一所大学能否培养出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才才是她创品牌的关键。

　　李延保：品牌不能在短时间内创立，必须经历一个积淀的过程，就好像形成文化环境一样需要酝酿的过程。大学要创品牌就要有大师级的人马，由一支大师级的精英队伍来培养有大师风范的人才，才能产生影响社会潮流的效应。一所西南联大在众多大师的努力之下培育出了后来的160多位工程、科学等方面的院士，可想而知重视培养学生是学校创品牌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我们一向主张让学生们在自由的学习氛围中、在优秀教师的指引下寻求自身的发展。另外，我一直主张，大学要善待学生，学生最终才是一所品牌高校最宝贵的财富。

　　不可忽视非研究型大学

　　记者：研究型大学培养的人才与非研究型大学培养的人才有什么本质差别？

　　朱清时：非研究型大学担负为社会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的责任，而研究型大学的任务则是为科学研究培养学术带头人。说得形象一点儿，就是研究型大学要培养将军、司令，而研究型大学要培养连、排长和士兵。这只是由分工不同造成的差别，并不能因此而忽视非研究型大学，相反我们必须对非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和建设投入更多的关注和力量，因为它对社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社会总体人才的分布呈金字塔形状，那么非研究型大学培养的高素质劳动者是金字塔的塔基和塔身，不仅占了社会总人才的大多数，而且当中的大部分人还为出研究成果提供必不可少的技术力量。美国的社区大学就是非研究型大学，它们占了全美大学的43%。

　　李延保：研究型大学主要为社会输送学术带头人，所以关键是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务实作风，要求学生从细微、扎实的工作做起，一步一步做大学问。曾在我校历史系执教的国学大师陈寅恪，没有硕士、博士文凭，却掌握十几国语言，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崇。他的成就归根到底，就是因为他虽出于喧闹繁华地而偏有淡泊名利心，潜心做学问。

　　大学回报当地要看长远

　　记者：高校办学必须服务于社会，我们的大学应该如何看待大学对社会的服务性问题?

　　朱清时：看大学为社会发展提供服务这个问题，应该从长期大范围的角度去看。期望某所大学在短期内对本地建设作出回报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培养人才应该从全国乃至全世界大范围的人才需求层次来考虑，在大学所在地产生服务性效应至少需要10到20年的时间，所以我们的眼光不能看得太短太窄。就好像我们中科大现在有许多学生在海外，他们在国外反而更能为国家及国内个别地区的建设发展出力。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学生能对本地经济的发展作出更多更大的回报的话，我们就要把办学的目光放得更宽更远，立足全国，放眼世界。

　　李延保：中山大学地处中国南方，对地方的贡献相信大家有目共睹，在国内外已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学术地位。现在，我们希望借助“985工程”和广东省建立国际化大都市的契机，借鉴国际先进的教育标准，借助先进的教学和评价模式将中大建成国际知名大学，赢得更多的国内、国际间的交流机会，吸引更多的顶尖人才来到中大，确保我们培养的学生成为高层次的精英人才。目前从中大毕业的学生，不论原来是否本地生，绝大多数都留在广州谋求发展，所以我们有责任将我们的学生培养成为高层次的精英人才为广州、广东的发展作更多更大的贡献。

　　中国的大学受干预较多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大学应该保持对社会的清醒的批判，或者是必须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在服务于社会的同时，我们怎么做到保持大学的独立精神呢？

　　朱清时：目前我们大学教育受到的行政干预最多。我们与国外大学最显著的区别是：我们各大高校对每年的招生数没有具体的控制权。好像美国的加州理工大学每年限定只招2000个学生，通常是招收900个本科生，1008个研究生，这种招生规模和他们将办学方向定位在培养理工类精英研究人才是一致的，但哈佛大学的招生规模则大得惊人，是一所名副其实的航空母舰大学。从招生人数的差别，我们可以看到，国外的每所高校都有与别校不同的办学风格和方向。他们的差异性就同自然界生物的多样性一样，这样各高校之间就有了充分的互相补充、互相学习的机会，形成一个好的教育生态系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李延保：中山大学是喝珠江水长大的，她的成长足印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她的成长路径受广东地区的人文地理环境的深刻影响。我们在坚持研究性大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同时密切注意社会的发展需求。我们认为要圆满地解决扩招带来的诸多问题除了要有历史责任感外，还要更为充分地利用本身已有的教学资源和确保已经创立的教学资源，要达到这个目标，营造和谐的人文环境非常关键。

所在地影响兼具两面性

　　记者：在你们看来，像中山大学这样不仅处于广州这一活力都市，还被繁华的商业地带所包围，这对于大学来说，是幸还是不幸？

　　朱清时：学校坐落于什么地方固然会或多或少地受当地情况的影响，但不能就此断定是幸还是不幸，凡事都有两面性呀！给大家举两个例子。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地处纽约曼哈顿的市中心，是商业十分发达的地区。显然这里的交通十分便利，有利于吸引各地人才，但是由于学校建在市中心，校区面积小不说，各种治安隐患也无法避免。而康奈尔大学却建在十分偏僻的小山村，通常出入要坐小型飞机，开车去的话至少要七个小时，地处偏僻成为它招揽人才的一大阻力，但是它又得益于这种偏僻的地理环境，学生们个个心情平静地学习，没有一点儿城市学生的浮躁，所以这所大学成为了一所农科非常突出的大学。我举的这两个大学都是全美排前十位的大学，由此可见，学校所处的地理环境对学校发展的影响是兼具两面性的。

　　李延保：我非常同意朱院士的观点。其实很多大学周边的客观环境都是历史造成的，很难改变。我们只能在文化的积淀上多下功夫，就好像我们中山大学有三个校区，为了帮助人文基础相对薄弱的珠海校区尽快形成文化氛围，我们把大师级的教授派去珠海给一年级的学生讲授基础课程。我们相信这种做法是从教育的规律出发，达到整体全面发展的效果。

　　图：朱清时（左）与李延保纵论大学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