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记者 张嫣 北京、上海／报道

　　特约记者 邓攀／摄

　　“你儿子现在上海。”刘阳一到北京，就给老周传来了这个消息。

　　“是吗，这小子现在怎么样？”老周端起一杯燕京啤酒，漫不经心地问。刘阳夸着周子轩聪明、能说会道：“他不知怎么知道你手骨折了，还问你怎么样呢。”

　　老周咧嘴直笑：“到底是遗传我的嘛！这小子，就知道他关心我。”

　　刘是老周处女作《我只养你十八岁》的策划人。2004年初夏，这本书让即将迎来50岁生日的老周出了名。这本书在网上创造了数十万的访问量，数千网友留帖。留言中，网友不是大捧，就是大骂。

　　有人说他是疯子，也有人称他是中国教育界第一个吃螃蟹的勇士；有人说他是“逆父”，也有人把他看作是中国的“堂吉诃德”。

　　老周说，他对此早有预料。

　　这源于他在儿子周子轩身上所做的一个极端教育实验：子轩13岁时，老周将他领出校门；18岁时，又把他赶出了家门。而老周本人，却是我国恢复高考后的首批教育学硕士，曾当过大学老师。

　　老周与儿子间的冷战也持续了数年。2001年子轩20岁生日那天，老周买了双耐克牌运动鞋，子轩穿上后说了声“鞋挺合脚”便走了。这一走，双方再没见过面。

　　老周的教育“游戏”

　　关于教育，老周有一大串离经叛道的精彩语录，但时至今日，老周不经意间脱口而出的两句“咱们不玩这个游戏了”、“我只养你18岁”，却成为老周张扬个性的代名词。

　　用老周的话来说，这两句话虽不是豪言壮语，但它却像诺言一样，铸成了他与儿子周子轩之间的生活事实。

　　1994年，子轩13岁，在海南师范附中读初一。

　　子轩比较顽皮捣蛋，老周于是经常被老师叫去“挨训”。老周觉得自己遭受了绑架：没有哪条法律规定当家长的必须听从教师传唤，可是明摆着这已经成了不成文的规矩。越想越窝火的老周于是郑重向儿子亮出黄牌：“如果再让老师把家长传到学校，立即退学没商量！”

　　当老周受到老师再次“传唤”时，他毫不犹豫地执行了与儿子的约定。

　　老周说，退学的选择并不是一时冲动。他想不明白的是，周子轩聪明伶俐，曾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考入重点中学，怎么一年不到竟成了问题学生？就算家长有责任，老师难道就没有一点责任？“如果教育给孩子带来的是痛苦，是人格的扭曲，我宁可不要这种教育。”

　　“记得领着孩子走出校门时，我搂着儿子，心里很想感受一下舐犊之情，却不料生出另一种奇妙的快意：给你们腾出一个名额搞创收，偷着乐去吧！老子不玩你们这个游戏了！”老周说。

　　周子轩之后便在不断的上学和退学中度过，其间辗转武汉、兰州。直至1999年，子轩18岁时，老周把儿子赶出了家门。“我老早就给儿子灌输一个生活公理：成人之后自食其力。成人按法律的界定应当是18周岁。”“我就是不办‘无限责任公司’，养到18岁扫地出门没商量。”

　　老周说，周子轩成长过程中的几件大事，包括退学、18岁自立，他都与儿子有过讨论和约定，这是一个自由人当然会遵守的游戏规则。“黄牌就是黄牌，红牌就是红牌。掏牌了又不执行，以后的游戏还怎么玩！”

　　“我们之间最大悲剧在于无法沟通”

　　8月13日下午1时，上海徐家汇附近的一间公寓里，周子轩刚刚起床。用牙齿撬开三得利啤酒的瓶盖后，他大口喝了起来，一边抱怨着胃疼。来上海之前，周子轩已在兰州一家公司做了两年的网管。但无论是那时的就业，还是现在的无业，方便面加啤酒，以及混乱的作息时间，几乎构成他不规律生活的全部。

　　“他一生最大的行为实验就是用我来完成的。”周子轩如此评价道。

　　周子轩对父亲出格的观念不屑一顾。“很多理论都是他后来自己想出来的。其实他很在乎别人怎么看，虽然他口口声声说不在乎。就像一个说了大话而得到赞赏的人，到最后不得不一次次说下去。”

　　但尽管父子间冷战了数年，子轩的言语举止中仍然处处流露出对父亲的关心。

　　“他就要过50岁生日了，我在想该怎么办，打电话我是不会的，也许发个E-mail，也说不定。”

　　“其实他这个人还是好心的，也蛮有魅力，但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周子轩顿了顿说，“他是个理想化的人，脱俗的人。也许他没错，就是不适合有个家，不适合有个儿子。”

　　周子轩也在写一本书，书名初定《我只忍到十八岁》。“我们之间最大的悲剧在于无法沟通，谁都不愿意和对方说什么。我就拿这本书和他沟通，多么奢侈的沟通啊！”

　　小周觉得，也许再过20年他们可以坐在一起，因为那时老周再也不能强势了。

　　一个另类的父亲

　　老周的另类教育方式，遭到了众多亲朋好友的反对。老周之妻用“一个天大的玩笑”来形容她的强烈不满。“孩子他是个人，不是动物。拿自己的孩子来开玩笑，有这样做实验的吗？如果是教育失败，他会害孩子的一生，我觉得这是不负责任的。”

　　而同样在许多网友眼里，老周是个没有责任心的不称职父亲，那种另类的教育方式只是他摆脱责任的借口。

　　对此，老周也坦承，“我只养你18岁”并不能构成子轩当年退学的终极理由。如果只是为了打发他另立门户，实无必要把孩子从13岁开始就早早领出校门。

　　但他同时又为自己的行为解释：“我发现时至今日还有那么多人在跪着。他们或是跪倒在金钱面前，或是跪在子女的脚下，或是跪在搓板上……有些是被绑架跪着的，而更多的是作茧自缚，跪得是那么虔诚，那么心甘情愿。”

　　老周业已和妻子分居多年，也没有“正当”职业。但老周对自己现在的生活依然比较满意。2001年与儿子彻底“诀别”——用他的话说重获自由后——他玩起了轮滑、去西藏墨脱旅行、以酒会友、以棋会友。“我比谁都活得好！”

　　但在子轩看来，老周是“刻意要让自己另类”，而这样的改变，与在海南时不得志有关。

　　老周不愿多提及海南的那段经历。1989年评副高职称受挫后，老周下了海。他养过鸡、搞过装修、玩过股票、炒过房产、做过包工头，职业不下10种，但全都归于失败。

　　但老周没有承认失败：“我不是不能发财，而是不想付出那个代价。”

　　“他会顺才怪呢。”小周一脸不屑，“什么人情世故都不懂，还死要面子，又是一头热。那时他只有在海南下棋。就是那时候造成了他人格分裂。”

　　“错，就要错到底！”

　　问到对儿子的实验是否成功，老周眨眨眼，依然一脸笑意：“现在下定论还是太早，人还那么小。怎么就能说成功还是失败呢？”

　　老周大学同学杨斌和老王来看他。数十年未见老周的老王一进门就说：“我是来和你辩论的！”老王现在是大学教授。

　　而老周则使出浑身解数：“我们每个人都有错，这是原罪，但我从不后悔，错，就要错到底！”

　　“我从来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那些都是小市民的想法！”

　　“没有叛逆就没有变异，社会也就不会有进步！”

　　老王默默摇头：“你本意可能是好的，可是教育方式有问题。”

　　“我就是这种性格，它带着我父母给我留下的烙印。我父亲是个命硬的男人，一辈子对我不苟言笑，吝用夸奖。我们较了一辈子劲，到最后谁也没让着谁。”

　　老周说，直到父亲肝癌晚期逝世，他才感到父亲对自己影响有多大。“那时已经来不及啦！”老周呷了一口酒慢慢地说，“也许只有到最后，儿子才会明白吧！”

　　微弱的月光下，看不清老周此时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