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大学生，为筹集学费，他两次把自己变成乞丐；他的父母，为了供养他们兄弟俩读书，双双外出打工，又先后遇难他乡；撕开他的心扉一角，他渴望爱情，但他深知，爱情离不开金钱滋养；这既是他个人的故事，也折射着所有贫困大学生的命运。就这样，在高速发展的中国，在贫富悬殊凸现的今天，出现了这样一道复杂而又难解的算式———

　　他戴一副眼镜，身穿白色T恤、白色运动鞋。干干净净、斯斯文文。这时，你必须调动所有想像力，将眼前这名大学生和乞丐叠加成一个形象。

　　他叫李新，河南某大学大二学生。像中国数百万农村家庭渴盼的那样，他通过高考，走出了贫困的大山，然而，每年5500元的学杂费，却像一座新的大山，压得这个年轻人直不起腰来。

　　9月3日，新学期开学了。这意味着李新的债务进一步加重。表面上，他满脸笑容，跑前跑后，忙着帮助新生报到。可没一人真正意会他内心的愁苦。新生中，相当一部分由父母陪着、坐着小轿车前来报到。李新承认，长这么大，他还没坐过小轿车。

　　李新的老家在贵州凯里的一个山村。这里人均年收入不足400元。为了给兄弟俩筹措学费，李新的父母双双外出打工，又先后遇难。去年8月，李新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准备放弃，村里的好心人纷纷上门，劝他进城乞讨。李新犹豫了几天，万般无奈。他去了重庆。

　　白天，他在大街上游荡，晚上，就睡在火车站。他自欺欺人地相信“或许可以找到活儿干”。晃荡了几天没找着工作，身上的钱也快花光了。他一咬牙，写了封“乞讨书”。

　　“乞讨书”在手里攥了几天，边角都被攥破了。李新找了一个僻静的小巷，摊开“乞讨书”，蹲在地上，头垂在两腿之间。

　　“那真是要下狠心才能做到的。”李新痛苦地回忆，“我放下的不是一张纸，是做人的尊严。”

　　尽管如此，李新仍想保住最后一点尊严：与多数乞丐跪着相比，他选择了蹲着或坐着。他不时地感到人们在背后指指戳戳：这年轻人有手有脚，也来当乞丐，肯定是骗子。他不想解释，也没勇气解释。

　　李新收到的第一笔钱是5元，他不知道施舍者是男是女、是老是少。自始至终，他没敢抬起头，只在嗓子眼儿咕噜了一声：“谢谢！”但声音轻得连自己都听不见。

　　一次，一个中学生模样的女生，在李新面前放下10元钱，然后一直站在旁边。她问李新吃饭没有，李新明明饿着肚子，却坚持说吃过了。女生一直站在旁边不肯走，李新感到如芒刺在背，卷起“乞讨书”，逃也似地离开了这地方。

　　将近1个月，李新一共讨了1000多元。虽然离学杂费数额还很远，但他总算踏上了去河南的火车。

　　学校没有急着催李新交学费。国家有政策，不能让一个学生因交不起学费而失学。

　　也许，李新只是一个个例，贫困到只能靠乞讨上学、维生；但李新所代表的贫困绝不是个例。在李新所在的班上，去年就有5名学生交不起学费。在这所拥有8000名学生的大学里，有2000多名学生被定义为“贫困生”，其中半数以上是家庭年收入不超过1500元的特困生。

　　对于李新以及广大贫困生来说，申请国家助学贷款，是成就他们学业的惟一希望。但2003年，李新所在的学校，没能贷到一分钱国家助学贷款。

　　2004年寒假，李新被迫南下深圳，再次乞讨。“为了取得更多的人相信”，这一次，他把学校名称和地址都写到“乞讨书”上，并把学生证摆在上面。他没想到，果真有人打电话到学校询问。返校后，有关老师找到李新，指责他损害了学校的声誉。李新没有争辩。

　　“我自己也觉得自己很堕落，可是我别无选择。”李新极力想抹去这段历史，可怎么抹也抹不去，“如果打工，短期内肯定赚不到这么多钱。别以为乞讨很轻松，不知道有多辛苦，心里特别累。遇到城管，比做贼还心虚。”

　　尽管痛悔这段历史，但李新觉得“再委屈也得把学念完”。

　　2004年春节，李新在乞讨中度过。深圳的冬天并不算冷，可他觉得“冷得可怕”。除夕夜，街市上到处霓虹闪烁、灯红酒绿、万家团圆，他躲在一家冷清的小吃店要了一碗最便宜的粉条。想到年迈的父母，为他们兄弟俩筹措学费，背井离乡，客死异地的惨状，李新的眼泪再也抑制不住了。这一晚，他痛痛快快哭了一场。

　　李新曾是全家也是全村的骄傲。2001年，他初中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一所师范学校。乡亲们赶来祝贺。考上师范意味着以后可以吃“公家饭”了。就在父母准备摆酒席庆祝之时，李新作出了出人意料的决定：继续念高中、考大学。这无疑使这个家庭的财务雪上加霜。李家仅有的两亩薄田全在山上，只能靠天吃饭。往往三五年才有一次好收成。

　　酒席取消了。父亲理解儿子的选择。他年轻时，也曾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因为“文革”耽误了前程。眼下的状况，父母只有外出打工，才有可能同时供两个儿子上学。

　　父母临行前，曾到学校看望住校的李新。母亲告诫他，“要省着点儿花钱”。李新没想到，这短短的10分钟课间会晤，竟是他和母亲的最后一别。

　　半个月后，噩耗从广西传来。李新母亲打工过马路时，被一辆疾驶的汽车当场撞死。那辆汽车，如同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是辆快车。李新母亲的腿被撞断，面部血肉模糊。

　　父亲从广西处理丧事回来，带着一个骨灰盒和两万元赔偿。正是这两万元，支付了李新和弟弟两年的学费、生活费。李新想起曾对母亲顶过一回嘴，母亲半个月没和他说话。此刻，他心里难过极了。“幸好我写了封信，和妈妈说了对不起。”

　　高三那年，李新年近60的父亲出外挖沙。寒假里，他和弟弟去看父亲。一天，父亲一大早起来，对还在被窝里的李新说：“我先挖沙去了，一会儿回来给你们做早饭。”

　　谁知，这一去又是噩耗：沙子塌了，父亲被埋在里面。

　　李新赶到时，父亲已被挖了出来，身上盖着一块布。“那布很短，父亲的腿还露在外面。我揭开一看，父亲的头被压坏了，肠子也露在外面。”李新当时没有哭出来。他只在心里诅咒：“老天为什么这么残忍？”

　　雇主象征性地给了李新1200元赔偿。有人劝李新狠狠讹一把，李新沉默：那家人和我家一样，也是穷人家。他们家也有孩子，也要供读书。

　　父亲下葬次日，正逢大年三十。村里人聚到李家，和他一起守夜。李新自我安慰说，老爸活得这么辛苦，早点儿走也许早点儿解脱。

　　父亲去世后，留下两间木屋、两亩薄田和2000元债务。信用社找上门来，希望李新早点儿还上这笔钱。李新用颤抖的手签了字，承诺毕业后两年内还清。

　　此时，李新已决定：辍学、打工，供弟弟上学。但弟弟态度更坚决：“哥，我先休学出去打工，你还差半年就高考了，你不能放弃。等你上了大学，我再回来读书。”

　　为决定谁先打工谁先上学，兄弟俩争执了几天。叔叔最后定夺：无论如何，你们俩都要上学。

　　新学期开学了，李新又要交1800元学费。叔叔东借西凑，仅仅筹到1000元。幸运的是，学校同意李新免交剩余的钱。同学们又为李新募捐了300元生活费。

　　李新再节俭，300元也难支撑几个月的饭钱。生活费断了，他只好再回到家里，并告诉叔叔学校放假。叔叔看出了他的窘况，借了200元，重新把他送回学校。

　　“我那时想，肯定坚持不到高考了。高考前还要交好几百元考试费、体检费。哪里去找钱？”李新近乎绝望。这时，他患上了偏头痛。一看书头就剧烈疼痛。医生诊断是轻微神经衰弱。看病不仅花了几百元，更糟糕的是，从此他无法专心学习。原本有望考上重点大学的他，最后只考了个专科。

　　虽然忍受着难以言喻的困窘，但像多数贫困生尽力守护着“超强的自尊心”一样，李新不愿意把“贫困”裸露无遗。没人详细知道他以往的故事，更没人可以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同学们说起他，只是注意到他“十分节俭”：他每顿饭不超过1．5元；他只吃最便宜的菜；他的衣服和鞋没有超过20元的；他只看过一次学校的录像，其实门票才1元钱；他最值钱的东西就是那副80元钱的眼镜。

　　和所有的同龄人一样，李新也喜欢上网、喜欢旅游。学校的网吧每小时要0．5元，李新舍不得去。遇到假期，班上同学相约游玩，李新总是说“没意思”。这让同学们觉得他“装酷”。

　　李新没看过“好莱坞大片”。他最喜欢的，是大学里的学生们自己拍的一部戏，名字叫做《让我抱抱你》。这是一个校园爱情故事：来自农村贫困家庭的男主角，因为背负家庭的重任，和来自城市的美丽女主角提出分手。毕业前，为了最后一次拥抱心爱的恋人，他宣布要拥抱全班每一个同学。轮到“女主角”时，“女主角”拒绝了他。

　　这个悲伤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李新。以至他看完学校的公映后，破例上网又看了一遍。

　　“我真想有个女朋友，可谈恋爱要花很多钱。我负担不起。爱情是一种昂贵的东西。”李新悄悄地向记者撕开了心扉一角。

　　正如那部戏中所说的：没有铁窗，没有狱墙，但贫穷锁住了人们的爱情，也锁住了人们的希望和梦想！

　　自从上了大学，李新再没回过家。今年暑假，他去东莞打工，在一个玩具厂找到了工作：白天每小时2．69元，加班每小时4元。一个假期下来，扣除伙食、住宿、中介费和来回路费，李新只赚了几百元。这比乞讨挣得要少，但李新从没这样开心过。

　　他伸出手：“自己劳动所得，花得开心。”李新左手中指、无名指上，有几道淡淡的疤痕。那是16岁那年，随父亲去湖南替人收割水稻的“纪念”。

　　今年21岁的李新，还没尝过生日蛋糕。去年过生日那天，他收到过班上两名同学送的礼物：一本相册和一个塑料小马。他开心极了。这是他有生以来头一次收到礼物。

　　“那本相册太漂亮了。”李新仿佛还沉浸在刚收到礼物时的喜悦之中，“可惜我没钱请他们吃饭。”（记者蒋韡薇）（责任编辑:单长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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