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迎85年华诞 南开精神启示中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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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网天津10月15日电（记者朱玉、李靖）

　　行胜于言，南开默默走过一个世纪。

　　今年10月，是南开系列学校建校百年，南开大学也迎来了85年华诞。

　　始有南开品牌百年来，人杰迭生，英彦辈出，“百年南开两总理，十秩春秋万栋梁”，一个世纪以来，从南开中走出了周恩来、温家宝两位共和国总理，中科院、工程院等院士近百人，社会各界名流数不胜数。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

　　这一为世人叹服的“南开现象”成因何在？对当代中国教育的发展有何借鉴？

　　南开有很多成功的办学经验，其中几代人心血凝聚的、与中华民族精神相一致的“南开精神”，是南开学校不断发展的动力源泉。而南开精神的总结，对于当代中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但凡名校，必有精神。惟其精神，使之能经世而独立，历久而弥新。

　　南开精神有着丰富的内涵和意蕴，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多种解读，但万绪归宗、究本溯源，“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始终是其核心理念，并在此基础上辐射出跨越时空的特质，赓续发扬。

　　南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既体现在南开办学、治学的宏观思路上，也体现在南开传道、育人的具体要求上。作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先驱，南开极力主张学习西方教育，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文化，为富国强国之用。同时，南开主张应时求新、与时俱进，“不培养死孩子”。秉持这一理念，南开以“人所少有，我所专长，人尚未及，我能先登”的胆识与魄力，创立了诸多社会急需的应用学科。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南开延续传统，以开放的胸怀，宏观的视野，把学校的发展放到世界教育的坐标中去定位，并善于将外国先进的教育理念为我所用，首创了“南开－约克模式”、“南开－爱知模式”，不断推进教育的国际化。

　　“文革”刚结束之后，在很多思想禁区还没被打破的情况下，南开大学与国外北美精算学会合作，在国内综合大学中率先举办精算研究生班培养师资，接着又率先在本科保险专业中建立精算方向，填补了国内保险业人才需求的空白。在一些高校还对恢复社会学学科心存疑虑的情况下，南开率先开办了社会学研究班，培养出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社会学专业人才。

　　在育人过程中，南开更是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开拓创新意识，教导学生“不但要能接受新事物，而且还要能成为新事物的创始者；不但要能赶上新时代，而且还要走在时代的前列。”为了培养创新型人才，南开大学在加强基础课教学的同时，引导鼓励学生参与实践，设立每年不少于100万元、面向全校本科学生的“创新基金”；开展本科学生创新科研“百项工程”、建立和开放校级实验室平台，实行“弹性学制”，允许学生在6年内读完本科课程等一系列为学生创新营造宽松环境、提供软硬条件的重大举措。

　　2003年7月，南开大学化学学院应届本科毕业生张磊在十几份国外著名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中，选择了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成为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泽维尔教授的研究生。而在一年前，正在读大学四年级的张磊便获得全国“五四奖学金”第一名，是历年来少见的获得这一奖项的在读本科生之一。这一切源于张磊在学校时的骄人成绩：12篇学术论文在SCI核心期刊上发表，另有8篇论文正在发表审理阶段。张磊和他的师弟易龙还分别获得第七、八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特等奖，同一所学校的本科生连续获得这一奖项，在全国高校中都属罕见。

　　APEC上海会议期间，计算机系学生郑辉应邀与比尔·盖茨同台演讲，充分展示了南开学子的学识和水平，也向世界展示了当代中国大学生的风采。

　　教育既有永恒性，又要具有时代性。天津南开中学百年中只换过6任校长，每一任校长都在自觉地、有意识地传承着南开精神。这个百年老号的中学从1994年实施“整体高素养教育”，用国外的教育理念与中国的实际相融合的教育方法，采用学分制，不但开设英语课，而且开设法、德、韩、日等多种语种课程，文学课上讲红学，艺术课开设电脑音乐制作……2004年，天津南开中学毕业的学生100%地考上了重点大学。

　　大学，是学者为学问而聚集之所。学者之聚集，在于学校是否有非同一般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大师们的名字至今还在百年南开名册上熠熠生辉--姜立夫、陈省身、吴大猷、曹禺、梁启超、老舍、刘东生、竺可桢……至今，陈省身、申泮文院士等还出现在大学本科生的讲台。他们的学养和人格撑起了南开的一片天空，南开的学子们，是站在这些巨人的肩膀上去观望日新月异的世界。

　　独特的精神才真正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学校的“镇宅之宝”。

　　百年风雨南开路

　　百年南开，走过的是身世坎坷的道路。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寇深祸亟的灾难面前，教育救国成为中华民族群体觉醒的表征之一。南开学校就是以救国、强国为目标而由严修和张伯苓创立的。

　　张伯苓早年供职于北洋海军，亲眼目睹甲午战败后国旗一日被三次易换的悲壮场景，“先下日旗，后升国旗；隔一日，改悬英旗”，深感再不救亡图存，行将亡国灭种。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得出结论，救国之道，不在于买船造炮，重建海军与列强周旋，而在于兴学，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因此弃武从教，立志终身从事教育，造就新的人才。

　　他先在严修家馆教授西学，后与严修在天津城南创办新式学校，因当地的地名南开洼，取名“南开学校”。那时没有体育设施，张伯苓让学生把长辫子盘在头上，撩起长袍的衣襟，在竹竿上跳来跳去锻炼身体。他因经费不足四处筹资，每当有人捐资助学时，张伯苓以一尾金鱼相赠。正如时人所言：“南开是不服气的中国人为争这口气而创办的”。

　　南开是那个时代的中国志士仁人救国之志、强国之梦的现实体现，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理想和不懈追求。这是南开精神得以孕育、形成的土壤和基础。

　　南开学校由民间力量发轫，在风雨飘摇的近代中国，在政局动荡、战乱频仍、外敌侵略的艰难困苦之中萌芽成长。处于当时那种恶劣的社会环境下，南开人由小到大，由弱至强，从一所小学校，发展到系列化的大南开，表现出令人惊叹折服的毅力与韧性。

　　这是一所比中国其他历史悠久的学校更为多灾多难的校园。1937年，侵华日军炸毁南开大学校园。爱泼斯坦《人民之战》中写道：“他们的飞机一队队飞到南开的上空，飞得很低，简直是把炸弹放在校园。那座辉煌的图书馆和内部藏书，连同其他建筑毁于一旦。”美丽的校园一夜之间变成了日军的靶场。

　　学校的秘书长拿着一串学校的钥匙到南京找到外出的张伯苓，难过地报告自己没有保护好学校，张伯苓说：“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不灭者为南开之精神！”

　　此后，师生跋涉南迁，继续为国育才的事业。当防空警报鸣响之时，西南联大的南开学生毫不畏惧，蹲在防空洞口，对诗作赋，镇定自若。抗战胜利后，南开在所得经费最少的情况下，凭借自己的力量在全国最早实现复校。

　　十年动乱，全国高校皆受浩劫，但南开人灾之上又加天祸。1976年，河北唐山地震，南开大学校园再度被毁，师生伤亡，校内主要建筑物均有不同程度的损坏，但此时，师生在地震棚中学习，教学科研工作从未中断。

　　20世纪末，面对高等教育竞争加剧的挑战，南开坚持“求精求强注重特色”的发展战略，保持适度的办学规模，师生员工戮力同心，跻身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行列形成了以18个国家重点学科为支撑，基础学科、应用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等门类齐全、布局合理、开放创新的学科体系……

　　南开教育始于天津，抗战时期又在重庆、四川等地办学，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组西南联大，弦歌边陲……两位创始人在30多年的时间里创立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幼稚园及重庆南开中学、小学和幼儿园，在四川自贡接受了蜀光中学，形成一个从幼儿园到大学，贯穿着同一教育理念的完整教育体系，令人叹服的是，除天津南开小学和幼儿园在抗战胜利后未复校外，直到今天，冠以南开品牌的学校个个都是响当当的名校，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据重要位置，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南开！难开！越难，越开！”一部南开史，就是一部拼搏奋斗史。正是本着这种愈挫愈奋、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南开在一般人看来不可能、近乎无希望的情况下，从一所只有6个学生的家塾茁壮成长为系列学校，成为中国近代民办教育的一面旗帜。

　　“知中国 服务中国”

　　爱国乃南开精神之魂，其轴心明确，那就是“知中国，服务中国”。所谓“知中国”，不仅是要求师生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现实，而且包括深刻了解中国之过去，洞察中国之将来。所谓“服务中国”，就是要求师生做到“有爱国之心，兼有爱国之力”。

　　新中国成立以后，著名化学家、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及时提出“发展学科，繁荣经济”的办学原则，有的教授甚至放弃了多年坚持的科研方向，转攻国家急需的农药化学，在很长一个时期，南开大学发明的农药几占中国农药品种的二分之一以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中国物价指数”，是被国家和社会承认的唯一的中国物价指数。

　　改革开放之后，南开大学敏锐地看到国家发展经济必然给教育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果断地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等单位合作，以南开的经济、历史等优势学科为基础开办金融、国际金融等新专业；20世纪九十年代，为适应和迎接全球性经济社会发展的挑战，南开大学又新增设了生命科学学科等，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各类理论、实用和复合型人才。南开大学现代物流研究成果、公司治理指数研究成果等，都是以解决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为目标的。

　　2003年9月，南开大学又提出到2010年前后，把南开建设成为我国高层次创造性人才培养、知识创新和服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地……

　　自从具备生命之初，冠以南开之名的各个学校就从未忘记自己身上的强国之任，国家需要什么，他们就做什么——一个个除了祖国的富强别无所求的学校，势必涌现出一批批除了祖国的富强别无所求的学生！

　　南开学校创办之初就教导学生首先要有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的精神，要求学生有为国家民族的救亡图存担负起时代重任的使命感。正是这种教育，培养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大批南开学子抱定“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坚定信念。

　　南开大学校园中有许多人文景观，其中有些与南开艰辛的创业史相关，另一些则时刻提醒着学生不忘国耻，奋发向上。记叙日本帝国主义炸毁南开罪行的南开校钟，是1997年为纪念南开大学被侵华日军炸毁60周年的惨痛历史和业已在战火中失踪多年的万斤校钟，学校重新铸造的。每当新生入学和学生毕业都要鸣响校钟，当是时也，前辈的训诫悠悠而至，光荣的历史历历在目。

　　世纪精神 代代传承

　　“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只有至善至美的精神状态方能催生至典至范的教育。

　　几代南开人都铭记张伯苓校长专门在校门的一侧设立的整容镜。镜子上刻着严修书写的“容止格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

　　专家们到南开大学考察教育，得出的结论是，南开大学的学生“基础扎实，不事张扬”。

　　怎么会张扬呢？南开，已在这种沉毅朴实的教育气氛中浸泡、熏陶一个世纪了！

　　“南开真像一头老黄牛呀。”很多人这样评价南开。

　　曾任南开45年校长的创始人张伯苓口头常说的两个字，是英文“doit”，意思就是“干”。他教导学生们凡事只要不服输，务实苦干，认真干，没有不成功的。

　　苦干、实干、硬干、拼命干，带三分傻气地干！不取巧地干，不投机地干！“干”几乎是南开语汇中最常用的字！

　　无论条件如何恶劣，无论形势多么严峻，南开在自强中苦干，在挑战中务实，其“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办学目标从未改变和动摇。正是这种自强不息、务实苦干的精神，形成了南开不浮躁、不攀比、不跟风，不为一时利益所动，脚踏实地，厚积薄发的学风，铸就了南开人质朴无华、沉稳实在的性格。

　　今天，南开大学在校学生已经超过2万人。本科生规模趋于稳定，研究生数量大幅度增加，学生培养层次逐步提高，初步形成了本科生、研究生教育体系协调发展的局面，适应了高水平大学发展的需要。1997年，南开大学率先对青年杰出人才实施了重点资助计划。在教育部“长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制度外，设立了学校特聘教授岗位，同时采取多种措施，不断加大人才引进力度。由于政策的激励和学术环境的改善，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人员精干和相对稳定的师资队伍渐趋形成，一批中青年学术带头人活跃在国内外学术舞台。学校的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在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科学领域取得了一批国内外公认的研究成果，SCI论文数量连年居全国高校前列。

　　南开大学学生的文化素质在高校中有口皆碑，学生女排连续11届获得全国大学生比赛冠军，去年又夺得世界大运会冠军。学生国际象棋队在第七届世界大学生国际象棋比赛中囊括男女个人暨团体三项冠军。

　　仪表堂堂的老校长张伯苓亲自编、导、演话剧，曹禺从南开学校的舞台走上艺术大师之路，南开学生话剧团成为中国北方话剧的摇篮，历久不衰。不久前，南开大学学生合唱团获得国际奥林匹克合唱比赛三项金奖。南开各校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组织各种学生社团、学术研究会、讲演会，出版校内刊物，训练学生组织能力、服务精神和团队意识。以大自然为教室，以全社会为课本，充实学生的知识，扩大学生的视野，形成独具南开特色的课堂教学—校园文化—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培养模式。

　　今天，南开系列家族人丁兴旺，硕果满园，书香一柱，学脉不断。

　　百年南开是不老的南开，是年轻的南开。（完）（责任编辑: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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