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中国的作家——文坛伯乐叶圣陶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0月28日11:09 北京娱乐信报

　　“朴实的服饰和沉默的风度”感染了朱自清

　　叶圣陶，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意义，不仅可以在他的文学作品中读到，更可以在他的为人处世的人生态度中读出来。

　　1930年7月，朱自清在北平的清华园，写了一篇题为《我所见的叶圣陶》的小散文，

内中提及1921年秋第一次见到28岁的叶圣陶时的感受，为他那年纪并不老但“朴实的服饰和沉默的风度”所感染。在其后的交往中，朱自清在叶圣陶身上，见到很多看似寻常却也崎岖的景象，并认定，叶氏的沉默寡言而不喜欢论辩、极为和易而从无怒色，是一种智慧之举；此外，提笔从容而文稿极清楚、生活随意却极有秩序、态度积极却不怎么浪漫，这些，均“出于天性”，出于一种自然而然的生命状态。

　　自然而然的质素，在叶圣陶身上表露无遗，那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呢？那是吾国先哲与文人最倾慕的状态，道家如此，释家如此，儒家也如此。也正因为这种自然而然，使得叶圣陶先生“长生久视”，成为永远的叶圣陶。他作品中的“淡”，不是做出来给人看的，或求人喜欢的；那是他平气顺心之个人产品，也正因为其称物以德、心平气顺，眼前无非生机，正可中和养身、颐养天年。在随处可能产生矛盾的生存状态中，社会中的人，倘若可以平常心视之，自然而然，其修养与心性，当然便可知其高明了。

　　见性明心，叶圣陶先生的文章，的确可以如此来评价。这四个字，虽然主要来自于佛家典籍，但其实，它是渗透到中国传统学问的各个方面的；而一个可以称得上“大文人”的文人，又无不是综合了中国传统的诸端学问的。倘若在人这一层面没有实现见性明心，也不会出现叶圣陶其文。

　　有着审美经验的读者，会成为作家作品的知音

　　文如其人，从叶圣陶的小说里，可以读出他不同时期心境的迁变。他的小说，更多的是遵循着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他在真切地观察，冷静地思考，在寻常的人生境遇中，摄取不同寻常的所在，于是，在混沌里放出光明，把平凡而具体的生活题材，刻画得出神入化。这样的笔触，类乎于绘画的白描，其精神的展现，却是依靠了写生的最强大的技巧，乃可以凝神定照，乃可以气韵生动，虽似乎很少直接抒发自己的主观见解，但，一切的一切，已包笼其中。

　　现实的一切，是最有说服力的，也是最有戏剧性、矛盾性和艺术性的。作家所要描写的，也正是这一切，谁能不着痕迹，谁能自然而然，谁就是大家手笔。有着审美经验的读者，会成为作家作品的知音，于呈现在纸上的“客观生活”中，读出冷峭或热情来。叶圣陶的小说，从通篇气息到结构章法再到言辞造句，都是一样的朴实凝练、纯净流畅，令人佩服的是富含了强大的表现力。散文集《剑鞘》(1924年)、《脚步集》(1931年)、《未厌居习作》1935年　、《西川集》1945年　、《小记十篇》1958年　等等，无不是这样，那是需要在私下认真而细致地打磨，才可以在外显光华的里面，来内包坚质的。

　　内在的精神与外在的形式，善美地结合起来，于是称得上“文质彬彬”——这已不是单纯的温文尔雅，而是趋近于“为道日损”、“无为而无不为”的精神状态，此时，内心已洗涤掉所有的尘垢，人性本真本善本美的实在，开始大放光明，这光明，是烛照一切、通透一切的。凭借乎此，作品中抒情、状物、记人、说理，在清淡朴实之中，蕴涵态度风格，总之自然而然，无须任何多余的雕饰。叶圣陶先生的文风，大抵从此角度审视，最为得利。

　　叶圣陶的沉重，源自于关爱人生的大慈悲心

　　也凭借乎此，能在客观中见出主观，在理性中见出感性，在现实中见出理想，这便是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叶圣陶，能同时成为中国现代童话创作的拓荒者的缘由。《画眉鸟》、《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皇帝的新衣》、《鸟言兽语》和《火车头的经历》等等，是他的可以称作“浪漫”的作品——我们来慢慢品味这些“浪漫”，会忽然发现其中的沉重，非凡的沉重，永久的沉重。

　　叶圣陶的沉重，是源自于其内心的一种宏阔的境界，一种关爱人生的大慈悲心。儒家的仁人君子，靠着自身的道德自觉、自律、自策，来完善自身的心性修养和行为规范，来承载一个文士所能承载的那一部分社会责任。这些无数的“一部分”，便构成整个社会历史；社会的整个秩序与正常运转，也依赖于此。儒家的“仁者爱人”与“忠恕”的思想观，在叶圣陶的小说中表现为温情与关爱，在他的生活中则为诚信与宽容，而这一切，又是自然而然、毫无勉强之感的。对于文章，他如此，对待朋友，他更是如此。朋友，比如他生平最知己的夏丏尊和朱自清，在各自的交往之中，彼此所看重的，也无非如此。

　　儒家所看重的，是生命的实在，是作为正常的社会中的人的那一部分责任心。对于儒家的精髓，叶圣陶先生是深谙熟稔的，表现于更大的范围和更大的力量，则是他的努力实践于教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的这一纲领性的思想，基本概括出整个人类的思想史和生活史，其具体实施，则落在教育的肩上。叶圣陶先生身体力行，在“教”这一环节上付出了非凡的劳动，也焕发出异常的光辉。教育的关键，叶圣陶先生独有会心，他认为其主要内容就是让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社会习惯，把读书、作文与做人，把语言、文字与思想，把知识、能力与习惯，统统结合起来，这一点，他在多篇文章中反复申述过。“习惯成自然”，习惯了，也就自然了，久之，久之，也就自然而然了。

　　他是一位至诚者，一位“择善而固执之者”的君子

　　抓住这一点，叶圣陶先生把儒家的大道理用得具体而微，塌塌实实。他从如何编写语文教材入手，针对教材标准、教材性质、教材功能、教材归宿等环节，提出过许多精辟的见解和独到的措施，而这些见解和措施，却都以“实际”为鹄的，这，是无比的重要。

　　“诚于中而形于外”，大的目标，总要落到实处，之于道德修养与礼仪实践的关系，叶圣陶先生独有会心。表里如一、内外一如，此时的人，便可以实现能量和智慧的最大发挥，实现最大的生存价值，这时他个人的价值，已不仅仅局限于其一人一身，而是扩展到社会性、永久性。在做小说编辑期间，叶圣陶先生发现并扶植过的作家有茅盾、巴金、丁玲、戴望舒诸人，遂堪称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坛伯乐”，其功厥伟。

　　伟大出于艰辛。大凡伟大却看似寻常之背后，一定是蕴涵了非常之艰辛的。叶圣陶先生的看似寻常，其文、其人，却是埋藏了非常人所可知所可解的“艰辛”的内容的，那其中，乃有一种个人的大牺牲在焉。朱熹评圣贤之志，有云“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合流”，然而正是这种“乐其日用之常”的世界观与人生态度，却因着其平常之极，便立即又与大多数的、普通的、一般世人生活着的“平常”拉开了距离，显得极不平常起来，所谓超群拔俗，正是此意。

　　不媚于俗、不累于心，乐其日常、克念即圣，而终能与天地万物相往还，是一种伟大的精神境界。叶圣陶先生，正是在平凡与伟大、真实与理想之间，走了出来。他是一位至诚者，一位“择善而固执之者”的君子，在人生与艺术的净土上，他实现了精神的逍遥之游、永恒之旅。

　　叶圣陶小传：

　　(1894.10.28-1988.2.16)原名叶绍钧，字秉臣，生于江苏苏州。

　　1907年考入草桥中学，毕业后在一个初等小学当教员。

　　1914年被排挤出学校，闲居期间作文言小说发表在《礼拜六》等杂志上。

　　1915年秋到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的尚公学校教国文，并为商务印书馆编小学国文课本。

　　1917年应聘到吴县第五高等小学任教。

　　1918年在《妇女杂志》第4卷2、3号上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春宴琐谭》。

　　1919年参加了李大钊、鲁迅支持的北京大学学生组织“新潮社”，并在《新潮》上发表小说和论文。1921年与郑振铎、茅盾等人组织发起“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文学观，并与朱自清、俞平伯等创办了我国新文坛上第一个诗刊《诗》月刊，并在《小说月报》和《文学旬刊》上发表作品。曾与夏丏尊合作出版了《阅读与写作》、《文心》、《文章讲话》等。

　　1922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隔膜》。

　　1923年出版的《稻草人》是我国第一部童话集。

　　1923-1930年，叶圣陶进入商务印书馆，开始从事编辑出版工作。

　　1927年5月开始主编《小说月报》，同时继续文学创作，发表了长篇小说《倪焕之》和大量短篇小说反映人民痛苦生活和悲惨命运，出版了我国童话集《稻草人》以及小说集《隔膜》、《火灾》等。

　　1930年，转入开明书店。

　　1946年，叶圣陶回到上海后，积极投身爱国民主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出版总署署长、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第六届政协副主席和民进中央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