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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中国的作家——文坛伯乐叶圣陶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0月28日11:09 北京娱乐信报

  “朴实的服饰和沉默的风度”感染了朱自清

  叶圣陶,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意义,不仅可以在他的文学作品中读到,更可以在他的为人处世的人生态度中读出来。

  1930年7月,朱自清在北平的清华园,写了一篇题为《我所见的叶圣陶》的小散文,
内中提及1921年秋第一次见到28岁的叶圣陶时的感受,为他那年纪并不老但“朴实的服饰和沉默的风度”所感染。在其后的交往中,朱自清在叶圣陶身上,见到很多看似寻常却也崎岖的景象,并认定,叶氏的沉默寡言而不喜欢论辩、极为和易而从无怒色,是一种智慧之举;此外,提笔从容而文稿极清楚、生活随意却极有秩序、态度积极却不怎么浪漫,这些,均“出于天性”,出于一种自然而然的生命状态。

  自然而然的质素,在叶圣陶身上表露无遗,那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呢?那是吾国先哲与文人最倾慕的状态,道家如此,释家如此,儒家也如此。也正因为这种自然而然,使得叶圣陶先生“长生久视”,成为永远的叶圣陶。他作品中的“淡”,不是做出来给人看的,或求人喜欢的;那是他平气顺心之个人产品,也正因为其称物以德、心平气顺,眼前无非生机,正可中和养身、颐养天年。在随处可能产生矛盾的生存状态中,社会中的人,倘若可以平常心视之,自然而然,其修养与心性,当然便可知其高明了。

  见性明心,叶圣陶先生的文章,的确可以如此来评价。这四个字,虽然主要来自于佛家典籍,但其实,它是渗透到中国传统学问的各个方面的;而一个可以称得上“大文人”的文人,又无不是综合了中国传统的诸端学问的。倘若在人这一层面没有实现见性明心,也不会出现叶圣陶其文。

  有着审美经验的读者,会成为作家作品的知音

  文如其人,从叶圣陶的小说里,可以读出他不同时期心境的迁变。他的小说,更多的是遵循着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他在真切地观察,冷静地思考,在寻常的人生境遇中,摄取不同寻常的所在,于是,在混沌里放出光明,把平凡而具体的生活题材,刻画得出神入化。这样的笔触,类乎于绘画的白描,其精神的展现,却是依靠了写生的最强大的技巧,乃可以凝神定照,乃可以气韵生动,虽似乎很少直接抒发自己的主观见解,但,一切的一切,已包笼其中。

  现实的一切,是最有说服力的,也是最有戏剧性、矛盾性和艺术性的。作家所要描写的,也正是这一切,谁能不着痕迹,谁能自然而然,谁就是大家手笔。有着审美经验的读者,会成为作家作品的知音,于呈现在纸上的“客观生活”中,读出冷峭或热情来。叶圣陶的小说,从通篇气息到结构章法再到言辞造句,都是一样的朴实凝练、纯净流畅,令人佩服的是富含了强大的表现力。散文集《剑鞘》(1924年)、《脚步集》(1931年)、《未厌居习作》1935年、《西川集》1945年、《小记十篇》1958年等等,无不是这样,那是需要在私下认真而细致地打磨,才可以在外显光华的里面,来内包坚质的。

  内在的精神与外在的形式,善美地结合起来,于是称得上“文质彬彬”——这已不是单纯的温文尔雅,而是趋近于“为道日损”、“无为而无不为”的精神状态,此时,内心已洗涤掉所有的尘垢,人性本真本善本美的实在,开始大放光明,这光明,是烛照一切、通透一切的。凭借乎此,作品中抒情、状物、记人、说理,在清淡朴实之中,蕴涵态度风格,总之自然而然,无须任何多余的雕饰。叶圣陶先生的文风,大抵从此角度审视,最为得利。

  叶圣陶的沉重,源自于关爱人生的大慈悲心

  也凭借乎此,能在客观中见出主观,在理性中见出感性,在现实中见出理想,这便是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叶圣陶,能同时成为中国现代童话创作的拓荒者的缘由。《画眉鸟》、《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皇帝的新衣》、《鸟言兽语》和《火车头的经历》等等,是他的可以称作“浪漫”的作品——我们来慢慢品味这些“浪漫”,会忽然发现其中的沉重,非凡的沉重,永久的沉重。

  叶圣陶的沉重,是源自于其内心的一种宏阔的境界,一种关爱人生的大慈悲心。儒家的仁人君子,靠着自身的道德自觉、自律、自策,来完善自身的心性修养和行为规范,来承载一个文士所能承载的那一部分社会责任。这些无数的“一部分”,便构成整个社会历史;社会的整个秩序与正常运转,也依赖于此。儒家的“仁者爱人”与“忠恕”的思想观,在叶圣陶的小说中表现为温情与关爱,在他的生活中则为诚信与宽容,而这一切,又是自然而然、毫无勉强之感的。对于文章,他如此,对待朋友,他更是如此。朋友,比如他生平最知己的夏丏尊和朱自清,在各自的交往之中,彼此所看重的,也无非如此。

  儒家所看重的,是生命的实在,是作为正常的社会中的人的那一部分责任心。对于儒家的精髓,叶圣陶先生是深谙熟稔的,表现于更大的范围和更大的力量,则是他的努力实践于教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的这一纲领性的思想,基本概括出整个人类的思想史和生活史,其具体实施,则落在教育的肩上。叶圣陶先生身体力行,在“教”这一环节上付出了非凡的劳动,也焕发出异常的光辉。教育的关键,叶圣陶先生独有会心,他认为其主要内容就是让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社会习惯,把读书、作文与做人,把语言、文字与思想,把知识、能力与习惯,统统结合起来,这一点,他在多篇文章中反复申述过。“习惯成自然”,习惯了,也就自然了,久之,久之,也就自然而然了。

  他是一位至诚者,一位“择善而固执之者”的君子

  抓住这一点,叶圣陶先生把儒家的大道理用得具体而微,塌塌实实。他从如何编写语文教材入手,针对教材标准、教材性质、教材功能、教材归宿等环节,提出过许多精辟的见解和独到的措施,而这些见解和措施,却都以“实际”为鹄的,这,是无比的重要。

  “诚于中而形于外”,大的目标,总要落到实处,之于道德修养与礼仪实践的关系,叶圣陶先生独有会心。表里如一、内外一如,此时的人,便可以实现能量和智慧的最大发挥,实现最大的生存价值,这时他个人的价值,已不仅仅局限于其一人一身,而是扩展到社会性、永久性。在做小说编辑期间,叶圣陶先生发现并扶植过的作家有茅盾、巴金、丁玲、戴望舒诸人,遂堪称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坛伯乐”,其功厥伟。

  伟大出于艰辛。大凡伟大却看似寻常之背后,一定是蕴涵了非常之艰辛的。叶圣陶先生的看似寻常,其文、其人,却是埋藏了非常人所可知所可解的“艰辛”的内容的,那其中,乃有一种个人的大牺牲在焉。朱熹评圣贤之志,有云“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合流”,然而正是这种“乐其日用之常”的世界观与人生态度,却因着其平常之极,便立即又与大多数的、普通的、一般世人生活着的“平常”拉开了距离,显得极不平常起来,所谓超群拔俗,正是此意。

  不媚于俗、不累于心,乐其日常、克念即圣,而终能与天地万物相往还,是一种伟大的精神境界。叶圣陶先生,正是在平凡与伟大、真实与理想之间,走了出来。他是一位至诚者,一位“择善而固执之者”的君子,在人生与艺术的净土上,他实现了精神的逍遥之游、永恒之旅。

  叶圣陶小传:

  (1894.10.28-1988.2.16)原名叶绍钧,字秉臣,生于江苏苏州。

  1907年考入草桥中学,毕业后在一个初等小学当教员。

  1914年被排挤出学校,闲居期间作文言小说发表在《礼拜六》等杂志上。

  1915年秋到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的尚公学校教国文,并为商务印书馆编小学国文课本。

  1917年应聘到吴县第五高等小学任教。

  1918年在《妇女杂志》第4卷2、3号上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春宴琐谭》。

  1919年参加了李大钊、鲁迅支持的北京大学学生组织“新潮社”,并在《新潮》上发表小说和论文。1921年与郑振铎、茅盾等人组织发起“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文学观,并与朱自清、俞平伯等创办了我国新文坛上第一个诗刊《诗》月刊,并在《小说月报》和《文学旬刊》上发表作品。曾与夏丏尊合作出版了《阅读与写作》、《文心》、《文章讲话》等。

  1922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隔膜》。

  1923年出版的《稻草人》是我国第一部童话集。

  1923-1930年,叶圣陶进入商务印书馆,开始从事编辑出版工作。

  1927年5月开始主编《小说月报》,同时继续文学创作,发表了长篇小说《倪焕之》和大量短篇小说反映人民痛苦生活和悲惨命运,出版了我国童话集《稻草人》以及小说集《隔膜》、《火灾》等。

  1930年,转入开明书店。

  1946年,叶圣陶回到上海后,积极投身爱国民主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出版总署署长、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第六届政协副主席和民进中央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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