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大学校长眼中的“教育产业化”

　　在中国，“教育产业化”是颇为奇特的五个字，有人追捧，有人咒骂；有人全盘否定，有人奉为圭臬。

　　最近，2004年亚洲大学校长论坛在上海举行，在这些亚洲著名高等学府的负责人眼中，“教育产业化”又是什么样子？

　　“真正世界一流的大学，不应该是充满商业气息的”

　　“我不赞同‘教育产业化’。”日本亚细亚大学国际交流委员长容应萸开门见山地说。

　　容应萸是“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的曾侄孙女，深谙教育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她说：“教育就是教育，教育就是培养人才！”

　　高丽大学是一所在韩国高校中排名第三的著名私立学府，这个学校的副校长表时烈听了翻译的话以后，想了很久，然后犹犹豫豫地说：“教育产业化？我没听过。我不懂这个概念。”

　　在国内一些学校校长看来，教育产业化就是教育投资应该产生利润，也就是说，教育应该成为一项赚钱的行业。

　　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校长卢耀群对此表示，好的大学必须平衡“社会责任”和“赚钱”的关系，真正世界一流的大学，不应该是充满商业气息的。

　　他强调说：“毕竟，大学首先是培养人才、孕育思想和创造发明的机构。”

　　教育产业化中的“教育”与“产业”要分开

　　也有一些大学校长认同教育产业化，不过他们表示：教育产业化中的“教育”与“产业”要分开。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副校长林文钦说，新加坡要想成为整个区域的枢纽，“教育产业化”是其中一项战略。

　　他解释说，新加坡的教育产业化，就是吸引外籍学生到新加坡来读书，“这样可以增加国家收入，就像旅游业一样。”

　　新加坡虽然是个小国，但大学教育在国际上很有吸引力，就连许多欧美学生都来新加坡读本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本科学生的外国留学生比例均达到20％，这也是政府规定吸引留学生的最高比例。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生部，外国留学生比例高达60％之多，而且以中国留学生人数最多。

　　不过，林文钦告诉记者，在新加坡，“教育产业化”是由另外一个政府部门———贸工部去推动的，跟教育部门没关系。教育部门要做的，是培养人才、创立顶尖的世界级大学。

　　“不能一边教学、研究，一边做生意”

　　在中国，“教育产业化”在大学的典型体现，就是“校办企业”“教授公司”的出现。不少大学都出现过教授兼职做老板而无心教学、科研的现象，一所高校还因此发生过“博士生炒导师”事件。“新加坡南洋大学开公司吗？”面对记者这个问题，林文钦的回答是肯定的，但他同时又说，在新加坡，教授是不能兼职的，也就是说：不能一边教学、研究，一边做生意。

　　林文钦介绍说，大学投入了很多科研经费，出了科研成果，除了发表论文外，大学还鼓励教授创业，让教授拥有他的科研成果的私人产权。“科研成果产业化，很重要，比如一个国际著名公司要买我们的一项产权，价格就很可观了。我们鼓励教授去创业、开办公司，大学也有一部分收入，但是，教授不可能是兼职的。”

　　他说，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开公司时，大学给他们“无薪假”，如果创业成功，教授可以离开学校。如果失败，教授可以回来继续搞教学、科研。

　　基础教育慎谈“产业化”

　　“教育产业化”一度成为国内一些中小学校乱收费的挡箭牌，甚至成为某些地方官员减少基础教育投入的“理论依据”。曾经有一个城市的市长表示，对高中阶段教育，今后政府不仅要“断奶”，而且要让学校创收，向财政上交。

　　日本茨城大学校长菊池龙太郎坦言，如果说高等教育是金字塔的塔尖，那么基础教育就是塔基，如果基础教育根基不实，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水准就会大受影响。在中国，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拥有一流的基础教育，但在边远地区和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尚未普及，孩子们难以享受平等的教育机会，这不仅有失公平，而且会最终影响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素质和水准。

　　他说，日本在130多年前就几乎100％地普及了基础教育，所有的农村都建立了小学，为了培养高素质的小学教师，日本建立了大量的师范院校。“日本是个自然资源十分匮乏的国度，但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在二战的废墟上，日本经济又迅速实现了腾飞，这其中，日本发达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发挥了关键作用。”（据新华社上海11月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