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期中考试取消 是否就是“减负”

　　【核心提示】11月份，当全国各小学学校正如火如荼进行期中考试时，上海的小学生们却看似过得“轻松”：自今年下学期开始，上海市所有小学一律取消期中考试，取而代之的是课堂测试与考查。

　　学校减压家长加压

　　取消期中考试，说到底是为了将分数模糊化，淡化竞争，从而起到减负效果。但在记者随机采访的5位同学中，有4位表示取消期中考试并没有带来轻松感，反而更紧张。

　　期中考试一取消，上海各小学学校操场上，课间休息“人气”空前高涨，踢毽子、打篮球、跳绳、玩游戏……暂时从考试压力中“解放”出来的小学生们，忙着热闹嬉戏。虽然快乐地告别了期中考试，但孩子们却始终轻松不起来。

　　“期中考试在爸妈心里很难取消。他们担心我学习成绩因此受影响，买了一大堆期中考试模拟试卷。”上海市高安路第一小学三年级学生钱怡洲无奈地说。

　　记者了解到，班级里类似钱怡洲“学校减压、家长加压”的情况，占到一大半。被各种教辅材料充实的书包像一块块硬石，压得学生喘不过气来———有的学生体重不足30公斤，书包却有近10公斤。更有学生不堪书包重负，用起了像行李箱一样可拖着走、带有轮子的书包。

　　再看看任课老师，期中考试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三天一次突击性小测验。一位名叫宋霞峰的小学数学老师告诉记者，进行突击性小测验目的是“让学生习惯在常态下进行检测，以便更快、更准确地获得知识反馈。”

　　取消期中考试，说到底是为了将分数模糊化，淡化竞争，从而起到减负效果。但在记者随机采访的5位同学中，有4位表示取消期中考试并没有带来轻松感，反而更紧张。

　　问及原因，孩子们纷纷表示：不管大考、小考，考试成绩都将按比例以平时成绩，记入小学生成长手册作为升学档案。“为了在档案中留下漂亮一笔，增强升入理想中学的竞争力，就算突击测试也不可小视。因为突击，神经常处于‘一级备战’状态，很少有放松时刻。”

　　“保考派”与“撤考派”

　　由于对“减负”内涵缺乏正确认识，现阶段的“减负”易出现“跷跷板现象”：一端高举“减负”大旗，一端设法补偿“减负”带来的所谓“损失”。

　　让自己的孩子轻松成长固然是好，但家长一想到孩子未来的出路，又只能硬起心肠“添砖加瓦”———学校不布置作业，家长布置；学校不发辅导资料，家长大量购买；学校不补习，家长请家教……对于老师来说，一边胆战心惊地实施减负，一边还要考虑头上的考核指标，暗箱操作“应试教育”不在少数。

　　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究所副所长杨小威说，由于对“减负”内涵缺乏正确认识，现阶段的“减负”易出现“跷跷板现象”：一端高举“减负”大旗，一端设法补偿“减负”带来的所谓“损失”。说到底，大多数教育者自身都难以在“跷跷板”的两端找到平衡重心，家长就更难拿捏分寸了。

　　面对取消期中考试，家长分成了“保考派”与“撤考派”两大派别。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保考派”的人占大多数。他们认为：知识是需要反复巩固才能掌握的，期中考试作为检测孩子半学期学习质量的“晴雨表”，老师、家长可系统地掌握情况，以便及时查漏补缺。他们表示在升学考试未取消的前提下，取消期中考试，只能让压力后移，“减负”效果难以达到。

　　一位姓许的家长更说出了众多家长的心声：“孩子年龄小，学习缺乏自主性，有学校减负‘撑腰’，担心孩子过度放松、成绩滑坡。没有好成绩，就考不上好大学，没考上好大学就没有好前途。这就是现实！”

　　当然，还有一部分家长和老师对取消期中考试大加赞同。原因是“童年让孩子快乐成长，比拥有高分更有价值。减负不能仅停留在制度表皮上，关键是要让减负工程进入头脑。教育者和家长的观念要改革，否则减负永远只是‘换新鞋走旧路’的把戏。如此一来，减负花样越多，学生就越遭罪。”杨小威说。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对于“减负”，大家容易走进一个误区：对一切学习负担统统喊减，对减负的内容缺乏正确认识。

　　除了取消期中考试外，广东、上海、浙江等各省市教育部门纷纷使出减负招数：课后不留作业、推迟和缩短上课时间、让孩子在课堂上多做游戏……学生的作业量减少了，在校时间缩短了，自由活动时间增加了。减负的号角高举，但减负的效果却差强人意。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校长钱耀邦透露说：“从上海一些学校的减负效果看，学生轻松了，但教学质量却下降了。”

　　我们不禁要问：减负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杨小威表示，“减负”不等于盲目删减教学内容，也不等于随意减少学习时间。“减负”应该讲究平衡！真正的“减负”必须通过“加负”得以实现。这个所加之“负”要加在教师身上，提高学习效率。

　　对于“减负”，大家容易走进一个误区：对一切学习负担统统喊减，对减负的内容缺乏正确认识。

　　一些研究减负的教育专家表示，一定量的压力能促进学习进步，“减负”应该是减去过重的学业负担。况且，学生的负担还存在分配不合理的现象：学习负担重，生活负担轻；脑负担重，手负担轻；左脑负担重，右脑负担轻；机械记忆负担重，主动思维负担轻；心理负担重，接受挫折教育负担轻。

　　教育配套改革要跟上

　　“一切为了升学率”，其结果是：校长不得不通过“内部管理”和层层考核把负担转嫁给教师，教师转而将重负抛向孩子。而家长对此表现出了足够宽容：只要孩子读好书，怎么都行！重压之下，孩子成了各方利益的焦点，其结果是超负荷运转，“两眼一睁，学到熄灯”。

　　在上海，80％至85％的高中毕业生都可以顺利考入大学，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53％，但事实上，“重负”并未见明显减轻，原因很简单：为谋取好的职业，大家并不满足于升入普通大学，而是将眼光盯在“名牌大学”上。

　　著名教育专家王厥轩表示：学生“重负”的根源，在于以分数为衡量标准的“升学竞争”。减负必须与招生政策相配套才可落到实处。考试制度改革、课程改革、评价制度改革等教育配套改革没有跟上，减负就将成为空谈。

　　王厥轩指出，在现阶段高考指挥棒的挥舞下，整个社会评价，往往因一个学校升学率的高低，影响学校的声誉、社会地位及生源；同样，在高考指挥棒的指挥下，区县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为了捞取所谓的“政绩”，往往以升学率的高低决定各学校人、财、物的投入，以及对校长和教师的褒贬和奖惩。

　　目前，虽然全国各地教育部门陆续出台一些与减负配套的评价措施，但都处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阶段。现实摆在眼前：学校为了争夺生源保证教学质量，无疑将形成潜在的竞争“市场”，调节“市场”的杠杆就是“升学率”。

　　“一切为了升学率”，其结果是：校长不得不通过“内部管理”和层层考核把负担转嫁给教师，教师转而将重负抛向孩子。而家长对此表现出了足够宽容：只要孩子读好书，怎么都行！重压之下，孩子成了各方利益的焦点，其结果是超负荷运转，“两眼一睁，学到熄灯”。

　　“现阶段一系列减负措施的出台并非徒劳，只要改革就有希望！”杨小威表示，“没有相对完整、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减负的瓶颈将依然存在，‘独木桥依然还是独木桥’。只有相关教育配套改革跟上来了，减负的‘跷跷板’才有可能真正找到重心。”杨小威说。新华社记者刘丹

　　（新华社上海11月28日电）

　　上海立法为

　　中小学生减负

　　学校不得张榜公布考试成绩名次

　　不得把升学率作为考核学校指标

　　日前，备受社会关注的《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在上海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上表决通过，它以立法的形式为学生减轻负担，这部地方性法规采纳了未成年人意见，规定了“学校不得张榜公布学生的考试成绩名次”。同时规定，“不得推销或变相推销练习册、习题集等教辅材料”，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不得把升学率作为考核学校工作的指标”。

　　在《条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减轻未成年人过重课业负担的相关条款，在最初的草案中，规定了“九不得”。而在三审时，草案修改二稿已将学生减负“九不得”减少为“五不得”。

　　但上海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丁伟强调，“九不得”缩减为“五不得”，只是因为这些强制性规定上升为地方性法规的条件不成熟，并不意味着学校可以视教育部门的这些规定不顾，放开手脚补课增加学生负担。丁伟表示，立法必须兼顾规范性、可行性、操作性。把减负写进法规虽然很有必要，但在立法过程中，大家对这些规定的认识始终不一致。客观上，不得擅自提高教学要求等“不得”在实际教学中很难界定，一旦上升为法规也会因为缺乏可操作性，而令学校和教师难以落实。

　　委员们指出，只要教育评估体系没有得到改变，高考的指挥棒仍将会挥舞，减负的问题很难真正解决。因此，他们强调，《条例》所规定的“学校不得把升学率作为考核学校工作的指标”，虽然只是一项倡导性的规定，但它的目的却是希望通过立法逐步推进教育体制改革，督促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教育制度改革的要求，不断推进减负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