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教育界人士和大学生讨论武汉大学恶“意违约写入就业协议”制度——给大学生求职一些宽容吧
本报昨天以“恶意违约写入就业协议合理吗”为题，报道了武汉大学推出的限制学生求职“随意违约”的新制度。该制度的出台，引起了部分教育界人士和大学生的讨论——
武大的规矩被评论为“胳膊肘向外拐”，但该校学生就业办的吴红波老师认为“值得”，因为它“维护了学校声誉，也保护了多数毕业生的利益。”
对此，有少数大学生表示认同，但该做法更多引起的是争议。上海交大学生李峰认为：学校若给下一个签约单位提供以往的就业信息，甚至记下违约的次数，明显是给自己的学生求职人为设障碍。
上师大一位姓戚的女研究生在致电本报教育热线时说：“大学生求职艰辛，很多同学悔约与‘有污点’是两回事，只要用经济赔偿就行了，学校与社会该给我们一些宽容。”
在上海高教界，武汉大学的首创政策未被认可。复旦大学就业中心主任许玫更直言不讳：“在复旦，部分同学解约三四次，甚至更多，不是新鲜事！”只是她指出，每位学生解约时，必须办妥手续。要么取得前签约单位的谅解，以人性化解决；要么按协议给予经济赔偿，按法规解决。有了这两种途径，一般不再会发生更多纠纷。本报记者曹奕实习生陈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