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今日100岁诞辰

　　周有光和陪伴了他十多年的“小电脑”。记者　施芳摄

　　1月13日，属蛇的周有光整整100岁了。

　　11日下午，我如约叩开北京后拐棒胡同一处朴素的寓所时，先生正安静地坐在一张老式的、略显斑驳的书桌前，脸上露出如孩童般明净的笑容。

　　“我身体还好，就是耳背，你说话的时候大点声，说慢点。”先生一边说一边戴上了助听器。

　　我们的谈话就这样开始了，我几乎是趴在他耳朵上说的，然而交流并不困难，他思路敏捷，每每说出一些颇有见地的话，让我这个年轻人自叹弗如。

　　50岁，从经济学到语言学

　　谈话从先生改行说起。1955年10月，时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周有光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会议，为期一个月的会议结束后，组织上通知他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

　　这真是一件出乎意料的事，他连连说：“我业余搞文字研究，是外行。”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回答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消息传出，朋友们纷纷相劝：“经济学多重要啊，语言学可是小儿科。”“哪里需要哪里去”———凭着一份朴素的热情，在50岁的时候，周有光乐呵呵地扔下经济学，半路出家一头扎进语言学中。

　　从此中国少了一位经济学家，多了一位著作等身的语言学家。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里，如今既藏有经济学家周有光的著作，又有作为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的著作。

　　说来难以置信，身为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却没有接受过一天专业教育。他在读大学时，上海正兴起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周有光觉得好玩，就写了一篇题为《关于语法问题》的文章，投给《语文》杂志，没想到不久后就刊登出来了。此后他便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汉语拼音化的研究，成为享誉中外的语言学家。

　　83岁，“换笔”用电脑

　　书桌旁，摆放着用花布包裹着的一样东西。先生指着说：“喏，写文章全靠它了。”小心地打开包裹，里面是一台陈旧的WL—1000C中西文文字处理机。那是1988年4月，先生83岁时日本夏普公司送来的礼物。从此，先生便用它写文章、写信。

　　高龄“换笔”之后，先生开始关注汉字在计算机中的输入输出问题。在他看来，汉语拼音输入法，不用编码，就可以输出汉字，值得大力推广。“改进电脑输入方法，效率可以提高5倍，这是件大事。”

　　98岁，倡导“基础华文”运动

　　周老的重孙周安迪在美国读小学六年级，会说汉语，却几乎不会书写。于是，在98岁高龄的时候，先生倡导发起了“基础华文”运动。在《提倡“基础华文”缘起》一文中，先生言辞切切地写道：全世界华侨估计有5000万以上，能否使华文简易一些，方便他们用较少的时间，得到较多的华夏文化享受？可以设计一种简易的华文，作为进入华夏文化宝库的第一个台阶。

　　“开阔的世界眼光和深邃的历史眼光”———这是后学者对先生的评价。当世界各地出现了“汉语热”时，一些人推断21世纪将是汉语的世纪，先生保持了相当的冷静：“汉语的国际地位，应当作恰如其分的正确估计。汉语的国际性最弱，这是很多中国人不愿意承认的，但是，不承认并不能改变事实。要想改变事实，只有改变汉语本身，提高汉语的规范化水平。”

　　临走时，先生拿了与他相濡以沫70年、于2002年先他而去的老伴张允和的遗作《最后的闺秀》送给我。那天是1月11日，离先生的百岁生日还有两天。

　　周有光，著名语言文字学家。1923年—1927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解放前曾任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从事金融研究。他同时对语言学产生兴趣，利用业余时间潜心研究汉语拼音，1952年出版了《中国拼音文字研究》。1955年到北京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参加拟定拼音方案，该方案1958年正式公布。出版《汉字改革概论》、《比较文字学初探》等20多种书籍。（记者　施芳）丁聪为周有光夫妇画的漫画。（责任编辑:成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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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恋上安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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