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人民日报》刊出了一篇题为《陪读，让大学生失去什么》的报道，在全国最大的高教园区之一、杭州(下沙)大学城里，有数百名“陪读父母”，他们或者因为子女缺乏独立生活的能力，或者担心子女在学校谈恋爱、玩游戏而耽误学业———无论出于什么目的，“陪读父母”沉重的爱压得孩子喘不过气来。老师更认为，家长的陪读使大学生失去了对校园生活的切身感受，以及独立精神、独立思想。
实际上，“陪读”现象早已成风，而且不仅仅出现在杭州大学城。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陪读”都不是个别的现象，据中国社科院的调查统计表明，有36.8%的家庭存在父母陪读现象，如今陪读延伸到大学也是自然而然的。这一方面折射出家长“望子成龙”心态的畸形发展，以及独生子女一代中不少人仿佛温室中的花朵，自立意识匮乏；另一方面也未尝不是现有教育方式存在缺陷的一个例证，一些陪读父母对记者表示了对高校的不满：“现在大学只要学习好，其他什么都不管，学习成绩差了，就让留级或回家。”
一个人的健康成长是需要一定环境的，就像植物之于阳光、空气、水一样，缺一不可。大学生陪读现象的出现(乃至普遍化)，首先应该反省的诚然是大学自身———是不是我们的大学教育在哪些环节出了问题？让一个学生在进入大学校园后还要依赖于父母、离不开父母？大学的环境是否缺少一种关爱人、锻炼人、让大学生精神成人的氛围？在相当程度上，正是这些年来大学教育与市场的挂钩，办学方向的不断功利化的结果，昔日的精神堡垒也把目光普遍转移到了经济收益上面，对大学生精神上、心理上的成长相应地放松了(甚至不闻不问)，所强调的“思想道德工作”又只是停留在现实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层面，很难内化为大学生自主的人生目标。总之，大学已日渐失去了它本该担负的塑造一个人成人的功能，只剩下了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教育。爱因斯坦曾多次指出：“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他认为“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有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个人”。大学教育尤其应该如此。
其次，那些“望子成龙”心切、对子女过分溺爱、什么也不肯放手的家长，尤其是陪读的家长也不能不反省。你们的陪读是对子女教育过程的过度参与，在弱化了学校教育功能的同时，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乃至整个成长都将产生负面的影响。有些被“陪”的大学生并不因此而感激父母，体会不到父母的辛劳和良苦用心，反而显得很无奈，觉得与同学的距离远了，集体活动也很少参加。“陪读”注定不会有好的收获。
当然，大学生、特别是被“陪”读的大学生更要自我反省，理直气壮地拒绝父母过分的爱。本来上大学就是一个自我历练的过程，不光要在知识上充实自己、提高自己，在生活、交往等方面照样要独立面对社会，不能指望父母一辈子替你遮风挡雨，不能永远回避独自承担起该承担的一切。远的不说，我们不能想象上个世纪80年代，大学生会有家长“陪读”。当然那时候的社会状况不一样，大学生的压力没有现在这么大，上大学就是求知、求学，相对比较单纯。我们过去常用“深造”这个词，也就是要通过这个高等教育的阶段将自己锻炼成人，在知识结构、精神修养、人生阅历各方面全面地磨砺自己。大学本身也没有受那么多攀比、虚荣、追求经济效益的影响、干扰，校园的氛围中整个有一种精神自豪感，是莘莘学子向往的地方。本来，求学就是来锻炼人生，提升自己，造就自己的，怎么能继续幼小时父母百倍呵护的学生生活，陪读对自己是一种羞耻，即使同学、老师、学校以及整个社会也都是难以认同的。
温室中的花朵是弱不禁风的，不久前《中国青年报》曾报道过重庆一家科技公司7月份招聘了21名大学生，不到4个月就开除了其中的20人。第一批被除名的两名来自某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在与客户谈完生意后，将价值3万元的设备忘在了出租车上。面对批评，他们振振有辞地回答：“对不起，我们是刚毕业的学生。学生犯错是常事，你就多包涵吧。”其他被除名的或是经常迟到、工作时间上网聊天，或是夸夸其谈，或存在其他的问题，总之，缺乏责任心、基本的礼貌和修养，极度自私和自我中心，是他们的通病。这正好印证了爱因斯坦的论断，仅有专业教育是不够的。
大学阶段对人的一生来说无疑是十分关键的，除了学习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学会做人，学会如何面对社会，懂得独立自尊，锻炼自我，从而逐步养成健全的人格。我们很难指望大学生能在“陪读”中成长起来，能迅速成为一个有敬业精神、和谐发展的人，一个负责任的公民。早报评论专栏作者 傅国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