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知女性的婚姻困境 学位证不敌结婚证

　　女研究生想嫁却嫁不出去，男性想娶却不敢“妄”娶。高知女性无论是“惜嫁”还是“愁嫁”，都是国民优势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损失。

　　白天愁论文，晚上愁嫁人。”说的是女研究生。

　　“世界上有三种人，一是男人，二是女人，三是女博士”，把女博士归为第三类，并不完全是妖魔化，也许是因为她们的遗世独立。更有甚者，大学里的顺口溜，是捎带着一起说：“大专生是赵敏，本科生是黄蓉，硕士生是李莫愁，博士生是灭绝师太，博士后更可怕，是东方不败！”

　　也许你不同意这样的说法，认为这只是社会上的一种成见，但事实可能比你想象的要严重得多。以福建省为例，在《2000年度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的福建人口未婚率的调查统计》中，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的未婚大龄男性有18449人，是女性的4.7倍，共溢出14522人。厦门大学福建女性研究中心主任叶文振教授分析说：“这说明没有文化的女性并不存在太大的‘失婚’危险；但高学历的未婚女性却极有可能因为缺少在文化水平上可以匹配的男性而‘失婚’。假设男女之间的婚龄差为5岁，估计会有2043名高学历的未婚女性陷入这种困境。”

　　这同样是一个“梭型”的失婚阶层结构，在梭型结构中，男性知识水平略高于女性的“错位配对”为稳定结构，以致高端学历的女性和低端教育程度的男性在婚姻问题上双双“落选”，能不能让高学历女性与低教育程度的男性互相选择呢？这只能是贻笑大方的突发奇想，结果自然是一方不肯屈嫁，一方不敢“妄”娶。

　　高知女性推迟进入婚姻市场

　　1992年的经济学诺奖获得者贝克尔说：“由于男人和女人为寻找配偶而竞争，所以可以假定婚姻中存在一种市场。”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婚姻市场的存在，已无需假定；各类婚介所或婚介公司的涌现，足以说明婚姻市场的实实在在。

　　他还说，一个人“当结婚的预期效用超过继续单身的预期效用或再找一个更为合适的配偶的预期效用时，就会决定结婚”。婚姻问题专家叶文振给出的“婚姻市场”的定义则为：“未婚或离婚人口进行联姻洽谈的有形或无形的地点，更确切地说是指适婚人口的规模、性别比例关系以及各个适婚主体的比较优势。”

　　曾有两位“国产”硕士、一位澳洲MBA在上海某报刊登了征婚启事，结果3名女子收到的应征信加起来还不到10封(普通女子的应征来信平均都有50—100封)。在南京一所高校，10名同系女研究生中有9名放弃了继续读博的机会，原因是“怕找不到老公”。更有女博士自降“身份”，到婚姻介绍所将自己资料上的学历改为本科。有报道说，四川的一位医学博士张小姐在报上刊出征婚启事：“本人月收入7000元以上,谈吐优雅,容貌端庄……”几月下来，无人应征。无奈之下，她的母亲又为她刊登了一次征婚启事，把自己爱女的学历写成了“本科”，月收入只写了“1000块钱左右”。

　　现实窘境是：当女人们的学历读到“硕士”、“博士”时，作为男人的雄性动物就没把她们当异性看，而是被学历头衔给“吓跑了”。一位女博士袒露心迹说：“自从本人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之后，大家看到我，不分男女，无论年龄职业，毫无例外地，得叫上一声罗博士。”

　　《中国青年报》曾刊登了一篇名为《我是女博士，但我不是灭绝师太》的文章，可见，女博士们困囿于烦恼之中，却又苦于无解。

　　“谁让我们把宝贵的青春奉献给了学业，等回过头来想找另一半时，已经是蔫了的花儿没人要了。”在择偶的问题上，大多数女研究生正面临源于年龄的尴尬。

　　厦门大学余章宝副教授认为：“高学历教育无疑推迟了女性介入婚姻市场的年龄，使得女性到了有足够精力谈婚论嫁的时候已经在青春年龄上处于劣势。”

　　因此很多高知女性普遍有一种“恨嫁”的心理。要是没个“着落”，拖过了30岁，“销售难度更大”了。而单身男性到了35岁还被认作是“钻石王老五”，大可先干一番事业再说，“只要有事业不怕讨不到年轻漂亮的老婆”，这就是他们的想法。（来源：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