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我们这一代“老三届”(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03日13:26 合肥报业网-江淮晨报

　　逍遥津

　　一场风雨，十年光阴，“老三届”的命运从此被改变……高考成了这个特殊群体心中的永痛。

　　“要是赶上好时候，我也能上大学，学个美术或文学，没准如今就成了什么家呢。”常常听许多过来人无不遗憾地这样说。的确，作为文革时因历史原因不得不中断学业的“老三届”中的一员，我深知这句话饱含了多少情愫。

　　我们这一代是扛着“造反有理”的大旗，反对“封资修”的一代；是背着行囊“上山下乡”的一代；是徒步千山万水，唱着“红军不怕远征难”到祖国心脏——北京，接受心中永不落的红太阳检阅的一代；是带着一身泥土的气息，呼啦啦一夜之间又返城的一代——这就是后来人们讲的“老三届”。

　　我们这一代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工厂罢工，学生罢课，今天这游行，明天那示威，一天到晚不得安宁，我们可谓是“运动的主力军”，要革命，要造反，要批修正主义，走“红专道路”，不走“白专道路”。学生在课堂上肆无忌惮地大声喧哗，敲桌子，打板凳，来去自由，不想上课就走，在外面疯，批得老师不敢见学生的面，现在听起来挺吓人，当时就是这样。我一直认为那时候的我们并没有学到多少知识，虽说小学毕业、初中毕业、高中毕业的都有，但没毕业、没学到知识的是绝大多数，是时代造就了我们这一代。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下，出现了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知识青年”。

　　那个年代的我们，也和我们父辈年轻的时候一样，满腔热血。我们不曾迷惘，不曾徘徊，十来岁的孩子，就渴望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热血的涌动让我们不愿坐在教室里，非要到广阔的天地农村去不可。那时候，要说我们是“知青”也行，更确切地说，是年龄段的青年。党号召我们上山下乡，就感到浑身有着使不完的劲，真的是一半清醒一半醉，不管怎么说到农村去是件兴奋的事，身穿不带领章的黄军装，佩戴着“红卫兵”的红袖章，扎着军彩带，英姿飒爽，威风凛凛，走起路来，都一蹦三跳，因为这是一份光荣，是幸运，有人想去还去不成呢？那些年龄小的孩子，羡慕得眼都发直。

　　我们这些城里的孩子，从生下来就没摸过锄头把，甚至不知锄头是干什么的，十来岁，远离爸爸，妈妈，住着茅草屋里，闻着泥土味，夜里伴着小油灯，刚来时的热情没多久便荡然无存了，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农村，什么叫思念和什么叫苦。在被窝里流眼泪是常事，好在还有同学们的互相“串门”。记得刚去农村的第一年，我分得不少稻，加工了150公斤稻米，是一年的口粮，可同学们来得不断，我一年的粮食两个月就吃完了，后来就只有去老百姓家里吃。我们也有高兴的时候，有的同学家里寄来一大包好吃的，有的同学养的鸡下了许多蛋，有的同学偷了生产队的鸡，大家就会聚到一块儿分享，一切的痛苦都忘在了脑后。我们还会把高兴的事情写信告诉爸爸、妈妈，告诉他们我们是怎样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生产队又发生了什么了……

　　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我们这些60年代后期的“知识青年”，在农村并没能体现出自己的人生价值，我们并没有奉献给农村多少知识，但农村锻炼了我们的身体，学到了吃苦耐劳的品质。几年的农村生活，我们天天生活在老百姓中，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晴天面朝黄士背朝天，下雨天就猫在屋里打牌、下棋。放牛、插秧、收割、种菜，样样农活都会干，在行动上是把自己真正融入到贫下中农当中去了。

　　在农村扎根的年代，我们获得了什么，我们失去了什么，这个问题盘绕着我许多年。我们这一代是有用的一代，也是付出的一代，但我们付出的远比我们得到要多。当我们不再年轻，当我们想要再次步入学堂，我们会发现，真的要带着岁月的痕迹重拾书本并不是我们想像的那般简单，或许会欣喜，或许会忧虑，也许会有疑义。今天的我们是爷爷、奶奶的年龄了，我们在花一样的年龄，带着一颗精神世界一贫如洗的头脑和一个没有完全发育成熟而显单薄的身体，过早地离开校园，被抛向社会。时间与我们擦肩而过，知识与我们擦肩而过，我们已不可能将破碎的东西愈合，只有在睡梦中去触碰那个叫做“大学”的东西。今天我们把深埋在心中几十年而未能实现的理想，转嫁到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第三代身上，我们太想看到，他们能实现我们的梦想，想让圆我们这一代的梦——大学梦。

　　（岳林／文）

　　“老三届”是指1966年“文革”爆发时在校的三届高中学生和三届初中学生。其中年龄最大的是66届的高三毕业生，俗称“老高三”。“文革”风雨袭来之时，他们正逢高考即将来临之际。如果那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晚三个月发动，“老高三”中的佼佼者将会跨入高等院校的大门。一场风雨，十年光阴，人生的道路由此转向。“老三届”中年纪最小的是68届初中毕业生。他们于1965年跨入中学校门，1966年6月停课时年仅14岁，尚未读完初中一年级的全部课程。“文革”中，他们在荒废了两年的学业之后，也头戴“知识青年”的桂冠被送上了南下北上的列车。

　　一位有着四十年教龄的中学老教师曾经在一次家长会上说过，在她教过的所有学生中，“老三届”的孩子的综合素质是最差的。这位老师谈的是她的学生，但她无意中涉及了孩子们的家长——“老三届”的整体素质的评价这样一个敏感的话题。直率地讲，就整体而言，“老三届”是一个不但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其大多数也没有接受过完整的中等教育的一个群体。这一代人的群体素质低于他们的父辈，也不如他们的孩子。在“文革”中，虽然有一些人也去上过三两年“工农兵”大学，可是，那种被“四人帮”推崇的“革命化”大学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含金量”之低是众所周知的。在1977年、1978年类似安慰赛的高考中，“老三届”中的一些幸运儿也曾金榜提名得到深造的机会，他们激动的心情不亚于农民土改期间分到土地时的感激之情，是可以理解的。有数字统计77级、78级入学新生为67万人。而这67万人中有多少“老三届”呢？最乐观的估计不会超过10万人。而“老三届”的总人数大约为1500万人。这150∶1的比值说明，77、78年的高考确实改变了极少数幸运儿的命运，也将国家的教育体制引入正轨。但是，正是在这种所谓的“平等竞争”的考试游戏中，在中榜举子的感恩戴德声中，国家欠下的中断文化教育的孽债被名正言顺地一笔勾销了。而在那些为数可怜的幸运儿中，对知识的渴求已不再是学习的第一目的，人数不乏地表现出来的是对获得一纸文凭的满足和对可以名正言顺地混入知识分子行列的窃窃之喜。而那些浪迹江湖十年之久，把上学读书作为进入官场的敲门砖的人确也不在少数。即使有个别人经过个人努力，事有所成，但绝对改变不了“老三届”作为一代人由于文化水平偏低，而年龄又相对偏大，在各个领域里竞争无力，即将过早地被社会淘汰的必然命运。在最近几年的下岗大潮中，“老三届”已是首当其冲。

　　（米力／整理）

（来源：逍遥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