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的“暑期病”

　　合肥晚报如同身体健壮的人也会是时而有恙一样，发展中的中国教育也时常生病，而且常见病、多发病以暑期为甚。现稍加归纳，罗列于次。

　　一曰“盲目补课”病

　　如果说中国基础教育界还存在三令五申却听而不闻的事情，那么，节假日不得集体补课，当是其中之一。大凡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最终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补课如农贸市场，“繁荣”得很。大凡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紧睁圆眼、着人巡查的地方，补课便转入“地下”：借大学教室、礼堂的有之，借机关办公室、会议室的有之，分散在家庭的更有之；规模较大的补课班还有人站哨，一旦见到上级有人来查，便迅速通知学生疏散。从刚放假到开学，从上午到下午，甚至酷暑难熬、热得喘不过气来，也从不中辍，真可谓屡呼无应、屡禁不止、雷打不散。有的则堂而皇之地办起了“夏令营”：补语文课，就叫“文学夏令营”；补数理化，就叫“科普夏令营”；补外语，就美其名曰“国际夏令营”。补课是不准缺席的，有的补课主持者甚至说，除非家里死了人，其他假一律不准。原本是规律性地调整师生身心的绝好暑假，最终变成师生尤其是学生心力俱损的“第三学期”。甚至有这样的消息见诸报端：有些学校曾下决心不补课，谁知前面宣布，后面家长就纷纷上访，强烈要求补课。否则，“人家孩子补，我们孩子不补，不是要吃大亏？”逼得学校竟不得不收回成命。如果是名副其实的、有针对性的、少数学生的补缺补差，当是正常教育的应有之事。问题恰恰在于，要么是集体补“旧知”，一刀切、齐步走，往往是需要补的没补到，无需补的却补了一大堆；要么就是集体复习，其中不乏机械重复、题海战术，学生感到浪费时间，索然无味；更多的则是集体上新课，提前学、赶进度，其中难免炒夹生饭，导致新学期上新课，学生似曾相识，似学非学，大大降低了学习兴趣。即使有些补课本身很有质量，但因“补”不在时，难免事与愿违，难达预期效果。可见，说暑期补课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二曰“无端加压”病

　　如果说暑期苦于补课的，主要是初中生和高中生，那么疲于“加压”的，则主要是小学生以致幼儿园大班的孩子。暑期一到，不少家长一方面要加倍布置作业，恨不得靠此一举来巩固孩子一学期或一学年所学；另一方面，要拿出比在读年级高一至两个年级的课本、令孩子超前学习。其间，家长督促检查的措施和频率远远超过学校老师，以致诸多孩子假期在家学习比在校学习任务还要重，神经还要紧张。不堪重压的孩子不时无奈地说：“开学了，我们想着放假；放假了，我们真盼望早点学习。”而且，这些“课内”任务往往还得起早带晚去完成，因为白天另有安排。各类琴棋书画班（校），各类电脑航模班（校），各类乒乓游泳班（校），各类作文·英语班（校）等等，应运而生，应运而盛——正等着他们呢。很多家长望子成龙心切，不惜拔苗助长，不论孩子有兴趣还是没有兴趣，不论孩子接受、消化得了还是接受、消化不了，也不论花钱多少，都主观武断地为孩子作了主，从中确定少则两三个多则三五个，强令孩子成天跑班（校）受训，疲于奔命。

　　三曰“估猜志愿”病

　　每到暑期，参加了过关考试——中考和高考的学生，还有一关要过，那就是填志愿。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没考之前就要填好，一种是在考过以后进行估分的基础上填，后一种填法是对前一种填法存在的弊病的改进，但实际“疗效”并不理想——与其说是填报志愿，不如说是估猜志愿。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是，估分估得比较低，第一志愿也就相应填得比较“低”，等拿到分数通知单，才知道实际考分比“估”的高；于是，眼看比较理想的学校本来可以上而现在不能上，考生往往痛心疾首，后悔不已。二是，估分估得比较高，第一志愿自然相应填得比较高，可是由于实际考分是比“估”的低，考生便只得被多次挑拣，直至最终被淘汰。三是，如果估分与实际考分比较接近，第一志愿也填得比较适当，但由于比较“接近”和“适当”的考生甚多，必然造成填报第一志愿的人数超过或大大超过第一志愿的录取指标数，“撞车”现象便频频发生。被“撞”下来的考生，如能按后面的第二、第三志愿录取还算是幸运的；不幸的是，不少考生则一路挨“撞”，最终被“撞”出了“局”。这些因志愿填高了而被淘汰和因志愿“撞车”而“出局”的中高考尤其是高考生，又不得不带着失败者（本来应当是成功者）的心态，艰辛地准备次年再考，既给考生和家长带来很大的精神创伤和负担，又给学校和社会带来大量的重复教育，造成了不应有的“教育浪费”。由此看来，怎样在第一志愿上把“宝”押准，至关重要。所以，一年一度的中高考下来，考生和家长为了押宝，总是要费尽心机，日以继夜，彻夜不眠，背水一“猜”，祈求一“准”。如果一个城市有4万中高考生，被卷入猜志愿浪潮的还有他们的父母、叔伯姑姨乃至祖父母外祖父母，少则10多万人，多则数十万人，都参与了颇为烦恼的志愿“押宝运动”。尽管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学校尽力提供咨询，进行多种形式的“志愿辅导”，甚至召开千人辅导大会，同时进行电视现场直播，但上述种种情况依然频频发生。看来，要根治此病，尚须时日。难怪一位同仁对我这样说：“20多年前为儿子辈填志愿伤透了脑筋，没想到二十多年后为孙子辈填志愿还是这样。”

　　四曰“争夺生源”病

　　每到暑期，生源大战也热闹非凡。在取消了小学毕业生升学考试的地区，初中校长们便派出精干队伍，到一些小学游说，请求推荐“好”学生；如游说效果不佳，则采取请客吃饭等进一步的办法，以达目的。在生源紧缺的一些职业学校，派出的招生队伍甚至遍及全市全省，运用各种办法，寻求招生对象，直至给推荐生源的校长、老师一定的“推荐费”，以见其效。相当一部分普通高中，一是不留余地、不惜破费登报纸、做广告，竭力张扬自己的优势；二是用最鲜艳的标语，在最醒目的位置，不失时机公布考上大学的人数，竭力彰显自己的升学率，以此吸引“好”生源。同时，组织小分队深入有初中毕业生的学校，或个别疏通校长、老师，或普遍走访毕业班级，直至宣布不适当的承诺，打下不该打的“包票”，以引诱毕业生报考；始料不及的是，由于过度宣传，致使达到这些学校录取分数线的考生爆满，反而容纳不下，又不得不往外“吐”。家长因此理直气壮地说招生学校有言在先，现在岂能说话不算数？意见纷纷直至四处上访；教育主管部门因此措手不及，只得穷于应付，加以分流。前不久，媒体还报道了一些民办高中也打起了高分复读生的争夺战。一所民校给有望考上北大、清华的复读生这样的优惠：免学杂费、住校费，安排专门住宿，再资助5万元人民币而且当场兑现。这样，吸引了一部分高分学生慕“利”转学。其他民校见势不妙，只好采取相应的“倒贴”措施，以留住高分复读生源，稳住阵脚。争夺战打得可谓如火如荼。令人更加不解的是，堂堂的高等学府也在推波助澜。为了争夺“好”学生，不少大学乃至名牌大学竟然也不惜采取“收买”政策，利诱高分学生。去年，某些大学就明码标价，凡是一省高考前几名的考生，愿意上该大学的，可获得5万至10万元人民币的“奖励入学”费。作为一个“老教育”，我真不知道中国的大中小学究竟到何时才能够确立这样一个正确的教育理念：既能因得天下英才以教之而高兴，又能因得普通学子以育之而快乐？

　　五曰“失败心态”病

　　自从重点中学体制出笼之后，在中国各省市都有一批省、市级重点中学，但数量极少。后来，说是要取消重点，却又悄悄刮起了“示范风”。于是，省重点中学很快都变了脸，成了“省示范”。由于“省示范”有包括提高收费标准在内的特殊政策，致使诸多中学趋之若骛，纷纷“争创”，申请评估；其中有不少获得通过，也挂上了“省示范”的牌子。暂时不够“省示范”条件的中学，有一些则“争创”成了“市示范”。可是，不管你名称怎样变，老百姓心目中的重点，依然是原来的省重点（以下简称“老重点”）；原省重点之外的“省示范”（以下简称“新示范”）不过是“次重点”；市“示范”则是“次次重点”；那些与省、市“示范”无缘的（以下简称“非示范”），便是“非重点”了。至此，普通中学无形中被分成了四等。客观地说，取消重点，评估“示范”，意在革除“重点中学体制”不利的一面，其出发点是好的。但从实际效果看，不仅难以革除原来的弊端，而且带来不少新问题。其一，重点被泛化了。“示范”数量不断增加，而且又程度不同地是“重点中学体制”的翻牌，使得重点被道地泛化了。其二，学校的“等级壁垒”分明了。原来，重点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学校虽然也有一些所谓的“高”、“低”之分，但从总体上看，界线还是比较模糊的。现在，由于教育部门评估挂牌，一路“示范”下来，使得大多数中学的“等级壁垒”分明了，边缘清晰了，“社会公开度”也大得多了。其三，一部分学校更难办了。市“示范”和“非示范”生源不足及生源质量下降的问题更加突出，“非示范”的日子尤其不好过。第四，“生源大战”更为激烈了。“新示范”为了与“老重点”一比高低，“市示范”为了有所发展，“非示范”为了能够生存，都要在争夺生源尤其是争夺“好”生源上费尽心机。争夺生源的基本措施之一便是办重点班——“新示范”、“市示范”和“非示范”都认为，非此举不能与强于我者相抗衡。可是，在社会和家长眼中，重点班于是又有了层次：“新示范”学校重点班——“市示范”学校重点班——“非示范”学校重点班。如果说，学校被分成了四等，那么，重点班则被分为三等——真可谓三六九等，阵线分明！由于病根子较深，平时又处于潜伏状态，人们可能不以为然。但是，一到暑期招生，此病急剧加重，种种矛盾都开始表面化。我过去曾经多次说过：“在招生问题上，没有上策；找到中策，就是上策。”说的就是这种体制给暑期招生工作带来的难度——唯其难，方方面面都不能不重视。可是，这种体制给成千上万学生所带来的精神伤害，却被人们大大地低估了，远未引起重视，颇为令人担忧。君不见，一批学生估价一番自己之后，满怀信心地首选“老重点”。由于选报的人数远远多于招生人数，其中相当一部分被“刷”下来，只好带着失败的心态等着“新示范”的通知。这时候至少会出现两类、四种情况：一类是等到“新示范”通知的，都要千方百计“挤”进重点班：小部分“挤”进去的，第一次失败心态或许稍有弥补；而大部分“挤”不进去的，则莫名地带着二次失败的心态上普通班。一类是等不到“新示范”通知的，只得无奈地带着二次失败的心态上“市示范”，上得了的，又要千方百计“挤”进重点班：小部分“挤”进了的，心情也或略有安慰；大部分“挤”不进的，则无端地带着三次失败的心态上普通班。至于“量量”自己之后，只能分别首选“新示范”和“市示范”的，都会一轮一轮地出现上述情况，不再赘述。据笔者了解，经历了一两次、两三次“失败”的学生，上了高中一两年之后，心态依然调整不过来者，大有人在。至于最终上了“非示范”的学生，学无兴趣、自暴自弃者，则不计其数。他们深感在学校“壁垒”如此分明、如此公开的形势下，面对着家长和社会的压力，该有的“名分”而没有（即没有上到理想的示范学校或重点班），甚至一点“名分”也没有（即上了“非示范”及其非重点班），总是无颜见江东父老。据初步统计，每年暑期，上高中如愿或基本如愿的学生大体只有30％左右，70％左右的学生会成为程度不同的精神受损者。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城市的初中毕业生是两万人的话，那么其中的心态失败者将不会少于一万三四千人。我们的基础教育在学生远未走向社会之前，仅仅因为不良的学校评定体制（其他诸多方面尚不论），仅仅在暑假期间（其他诸多时间还未说），就“造”出了如此众多的心态失败者，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岂能不令国人首先是教育界同仁深省？！

　　六曰“热衷借读”病

　　“老重点”、“新示范”、“市示范”、“非示范”的录取通知书都发下去了，闹哄哄的暑期似乎波澜不惊了。其实不然，相当一部分学生及其家长正在上下奔波，绞尽脑汁，不惜代价，“拼搏”借读。借读的首选当然还是“老重点”，“新示范”及其重点班则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事情。借读的方式有权力借读、关系借读、金钱借读等。权力借读者，或有间接的却是较高的行政权力，或具直接影响学校生存和发展尤其是可以卡住学校脖子的权力等，不论权力大小，也不论有何种权力，都会拿来用上，极力较量一番，目的不外乎确保借读成功，而且尽可能不花钱或少花钱。关系借读者，会将学校有借读决定权的人（一般是学校主要负责人），从其直系亲属的父母兄妹到旁系亲属的表叔二大爷，从老同事老同学到老领导好朋友，都调查得一清二楚；然后竭力找到并充分运用这些关系，对有借读决定权的人造成几乎是透不过气来的巨大压力，迫其就范，以达到与权力借读者同样的目的。大多数无权无势、无关无系的老百姓，当然只有靠“倾囊”说话，以钱一“搏”了。据一家权威报纸披露，一个相关的课题组在对全国10个城市40多所高中的调查中发现，约有20％的学生是通过交赞助费和择校费进高中的，城市重点高中的择校生达到25．2％，有的城市则高达39．7％；此外，少则6．5％、多则10％的学生，是由家长动用了社会关系进重点高中的。调查还显示，农民家庭的子女多数只能靠分数上的优势进重点中学，通过的比例也最高；拥有更多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家长可凭借所拥有的资本来弥补子女分数的不足，因而，通过交赞助费、择校费和熟人、社会关系进重点的比例，私营企业主最高，中高层管理者次之。不难看出，让子女进重点中学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家庭的一种“奢侈”的追求�潯１唤瓒恋难�校虽然经济收益颇丰，却也苦不堪言。为尽可能不被人找到，校长只得三十六计“躲”、“拖”为上，断绝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躲一天是一天，拖一天是一天；以致苦躲到使其顶头上司都找不到的程度，局外人自然更不在话下了；软拖到开学后十天、半月以致一个月，令“借读意志”坚强者都难以坚持下去的程度，“借读意志”欠强者也就不得不打退堂鼓了。校长苦躲、软拖——这种“不是办法的办法”，给学校的全面工作带来的影响，是不难想象的。至于相当数量的借读生到来，使学校规模一再突破，使班级规模达到极限，给学校正常教育秩序和教学质量带来的负面影响之严重，更是不言而喻的了。就学生及其家长来说，花了代价借读，效果究竟如何呢？请看下表*。

　　2004届合肥五中外出借读考生与本校同一分数段考生高考成绩对比表

　　此表出自合肥五中胡玉明老师所写的《诊断“借读病”》一文。看来，胡老师是一位教育科研有心人。我多次给《教育视线》和五中同志说过，这是到目前为止，我所读到的关于借读问题的一篇好文章；好就好在该文不但有客观的理性分析，而且用实在的数据说话，叫人无可辩驳。只须将此表提供的数据稍加分析，我们便不难看出：第一，理科，合肥五中2004届高中毕业生高一入学时成绩在600分以上者共14人，其中留校就读的7人，外出借读的也是7人；留校就读7人高一入学的人均分数为628分，外出借读7人高一入学的人均分数为632分，后者比前者高4分；三年后的高考成绩，留校就读7人的人均分数为590分，外出借读7人的人均分数为506人，后者比前者低了84分！第二，文科，合肥五中2004届毕业生高一就留校学习的11人（人均分数是577分），高一就外出借读的7人（人均分数是581分），后者人均分高于前者；三年后，留校者高考人均成绩是547分，外出者高考人均成绩则是510分，后者在基数偏小的情况下，与前者的差距仍达37分之巨！第三，还是理科，高一入学成绩在560～580分之间，留校学习的有四位（分别是575分、561分、559分和585分，人均为570分），外出借读的有两位（分别是574分和564分，人均为569分）；三年后的高考，留校的四位人均成绩为525分，借读的两位人均成绩只有403分，后者与前者相差竟达122分！由此看来，很可能还存在一种高一入学成绩越低，外出借读效果则越差的趋势。尽管如此，学生及其家长依然盲目跟风，热衷借读，以致择校热、借读风，依然年复一年，愈演愈烈。作为一名“老教育”，所写这些，无非是想引起疗救的注意。我这个人历来不担心教育上存在包括暑期病在内的种种教育病态，担心的倒是不重视寻找病因和采取根本性的疗救措施。我是一个乐天主义者。我确信，随着教育体制和运行机制更加深入的改革和创新，包括暑期在内的种种教育病症必将日渐根治。*见2005年4月11日《中国教育报》第三版*见2004年8月16日《合肥晚报·教育视线》何炳章（来源：合肥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