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校园血案看新边缘人群的文明困境

　　光天化日之下，一名歹徒手提一把砍刀，一脚踹开万州卫校408教室的前门，当着正在上课的30多名同学的面，将20岁的女生黄兴凤连砍17刀，致使其当场死亡(详见本报上期记者调查《一场早有凶兆的校园血案》)。

　　这起血案的制造者名叫袁华军，曾经化名杨杰；其公开身份之一，是被害女生黄兴凤的男友。

　　透过黄兴凤喷溅在教室四壁的斑斑血迹，一些有责任感的社会人士强烈呼吁：正视校园安全问题，已经刻不容缓！

　　但如果我们细细分析本案就可以发现，由黄兴凤被害案所释放出的社会信号，绝非只是一个“校园安全问题”那么简单。

　　很多人将本案之所以发生的最大责任归咎于保安失职，其推理是，假设学校保安尽职，完全可以阻挡袁华军进校。可惜这假设不太经得起推敲。袁华军的公开身份是黄兴凤的男友，我们不可能想象，当一名该校女学生的男朋友要求进校探访时，把门的保安除口头盘查之外，有权对其先作一番“例行搜身”，从而发现此人携藏管制刀具并提前报警。

　　不是说保安没有责任，当袁华军进校门时，保安是否对他进行了认真的身份核实与盘查？是否对其作了有效证件的相应登记？在学生上课时间，是否有充足的理由放任社会闲杂人员(即便是在校女生的男友)进入教学区……等等，都是值得校方检讨的。然而，真正值得引起社会警惕的问题不在这里——透过记者对于本案的描述，我们可以知道，早在血案发生之前，即有一系列“凶兆”陆续出现。正是由那些细微的“凶兆”所一环套一环组成的绞索，最终勒杀了一个花季少女的生命。

　　最早的“凶兆”出现在黄兴凤认识袁华军之后不久。当时，袁对黄介绍自己的姓名叫“杨杰”，黄兴凤发现“杨杰” 只是一个化名。从那时起，咱们这位没有任何社会经验的农村少女便开始对自己新交的男友作起了“反侦查”：他是谁？他曾经是谁？他为什么要隐瞒自己的身份？他有没有正当职业？更骇人的是——“听说袁华军曾经在万州高笋塘地区杀过人，因此他不大敢到万州卫校所在的高笋塘地区来……”

　　一个接一个的疑问，都需要少女黄兴凤去逐一查证。从今年5月两人认识到10月11日黄兴凤被杀，仅有5个月。就在这短短的5个月里，黄兴凤被控制了行动自由，过得很不开心，“每日以泪洗面”，先后被袁华军带至武汉、云南，数次从家人和同学好友的视野中失踪，她不断逃离，又不断重新落到袁华军手里。在一个有社会经验的人眼中，这一切都很荒谬：她到底是在谈恋爱，还是在作“卧底”？

　　今天，魂断校园的黄兴凤已经不可能再向我们透露——在那场长达5个月的噩梦中，发生在她和那个杀手之间的全部故事了。但即便那些故事“缺席”，我们依然可以根据已有的事实寻找到悲剧的源头：自始至终，不仅黄兴凤没有向社会求助，而且，社会也没有向那个深陷于恐怖泥沼的女孩提供任何帮助。黄兴凤一次次脱课，一次次彻夜不归，一次次神情恍惚憔悴脸带泪痕走进课堂……她仿佛是一个与我们周围的社会现实无关的人，绝望而孤独地在自己的青春困境中挣扎。

　　关于黄兴凤与袁华军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看起来更像是媒体制造的新闻噱头；而冷酷事实的另一面是，性格孱弱的黄兴凤根本就不知道如何摆脱袁华军——即便她清清楚楚地看出自己正落入虎口，也不知该如何向社会求助！

　　在转型期的中国，尤其是在转型期的中国农村，国家政权的影响力微乎其微，而社会的自组力量尚未真正形成，在此前提下，一个缺少社会化洗礼的乡村女孩进城之后，是无法自动地获得在城市中与他人(校方，政府，警察，学生会组织，同学，恋人，都属于社会学意义上的“他人”)打交道的经验的。黄兴凤面对危境时的无助，不但是心灵的无助，更是文明的无助。

　　十多年前，笔者在南方漂泊时，曾经结识过一个来自革命老区罗霄山脉、名叫阿洪的流浪汉。此人下巴上蓄一撮山羊胡，喝酒海量，熟读古代兵书，崇拜刘备、黄巢、宋江和希特勒，痛恨鱼肉乡里的村干部；每当喝醉酒后，这哥们除了神侃《我的奋斗》之外，还要吹嘘他的狂想：在某省建立黑社会。

　　如今，十多年过去了，不知阿洪是否终于实现了他的狂想，但我们却可以从同样来自贫困乡村的袁华军身上，部分地看到阿洪的影子。

　　在那片缺少新文明生长的贫瘠土地上，在一个逐渐被边缘化的庞大群体中，不但生长出了阿洪、袁华军这样的冷血怪胎，而且生长着成千上万必然要走出乡村、走进城市的黄兴凤们。

　　关注这个找不到心灵归依的群体，让黄兴凤们失控的青春不再流浪，让阿洪、袁华军们获得较正面的社会经验与文明威慑，为中国的新乡村建设注入更多的法制力量——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从“10·11校园血案”中吸取的深刻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