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世博会系列报道

　　城市智慧 之  宁波滕头村

　　宁波滕头馆是本届上海世博会唯一乡村馆，以“城市化的现代农村，梦想中的宜居家园”为主题形象展示宁波滕头村这个“世界生态500佳”和“世界十佳和谐乡村”。

　　该馆总面积1500平方米，高13米，为两层独立建筑。外墙采用传统江南民居建筑元素，以浙东最具代表的“瓦爿”外墙，突出“江南水乡，时尚水都”的地域文化特色。

　　展馆一楼为核心展示区，将展出具有科技先进性或创意性的生态技术系统；二楼突出生态屋的理念，以滕头民居为框架，展出家居绿化、风能、太阳能、屋顶种植、水处理、垃圾处理、鸟禽豢养等。滕头馆屋顶有立体种植水稻和果务花卉廊架。

　　世博会期间，参观者有可能在滕头馆参与一系列体验互动项目。例如，生态屋的阳台由控制系统发送花卉香气、风声、水流声等，也可穿着夸张的树桩鞋，土石鞋，戴着花卉帽子，穿植物上衣，在生态屋留影。并可现场采摘水果，馆内或馆外将设有水道，放养鱼鸭，种植浮萍。

　　宁波滕头馆在全球海选馆长。此馆长将同时担任滕头村的低碳规划师。

　　宁波滕头：难以复制的人工花园

　　这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花园，有着浓烈的人工痕迹。从六十年代开始，在每一次时代发展中占尽先机，外部客观条件和村领导人敏锐嗅觉成就了今天的滕头村，注定它是一个无法再次复制的样本

　　本刊记者/杨时旸(发自宁波)

　　半个世纪以来，滕头村只有两任书记。

　　早晨8点半，86岁的老书记在村委会三楼认真地看报纸，门口的牌子上写着“老书记室”，此时，新书记——村人口中直呼其名的“企平书记”——正在老书记脚下的二楼为世博会忙碌。随着世博到来，大批客人、视察的领导、慕名而来的媒体蜂拥而至。

　　办公楼外，一早就能看到一辆接一辆的大客车，满载着来自滕头周边的穿着校服来春游的小学生驶进村子，滕头村世博接轨办常务副主任徐猛挺在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介绍的途中，发现道路上有一块几平米的坑洼，有些不满：“这块路得尽快修补好。现在世博会一开，滕头就不只是宁波的滕头了，是中国的滕头，世界的滕头。”他一边说，一边指挥工人把刚刚制作的世博会吉祥物安放在村口。

　　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宁波馆就是以这个村庄为主题展现“新乡土、新生活”。

　　一平方公里的人造美景

　　所有游客都首先会进入游客服务中心，穿过这个如酒店大堂般的房间就可以进入“花园一样的滕头村”了。“这里到处都是监视器。”导游笑着解释说，“为了游客的安全。”

　　一个一平方公里的社区出现了。沿着石子铺成的小路向右走，街边是白色的路灯，顶上有一个旋转的风车，旁边是一个太阳能采集板，“村子里的能源都是生态能源，”导游很自豪，“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村在景中，景在村中。”

　　眼前确实是一个大花园，新建的小桥、人造的流水，从城市特意搬来的清末古屋、收集的各个时代的石窗、按不同树种植下的树木……导游指着湖中的鸭子强调那是“人工饲养的野鸭”。这个前后矛盾的短语似乎是这个村庄的概括——人工造就的自然风光，到处都是绿色和粉红的对比，像一幅习作水彩画。

　　附近城市的人们愿意在周末带着孩子或者老人，到这个距离宁波市区27公里的村庄踏青或者采摘水蜜桃，只要花50元购买门票，这是中国第一个收门票的村庄，从90年代末开始。

　　90年代，滕头通过家庭承包大规模种植瓜果和苗林，吸引了众多城镇乡村前来“学习考察”。

　　到了1997年，现任滕头村书记傅企平接替执政近40年的老书记傅嘉良，成为滕头新一代的领导人。村属企业滕头集团的董事长职务也在同期发生了变换。在交接会议上，傅企平提出了“三业并进，壮村富民”的口号。随后，滕头集团相继注册成立了植物组织培养中心、滕头农业公司、滕头绿色食品公司、滕头园林绿化公司，又于2002年注册成立滕头旅游公司，由此滕头“生态旅游”的概念正式浮出水面。

　　1999年，滕头村开始卖门票。“那会来参观考察的人越来越多，来了我们就要管饭，成了一个负担。”滕头村书记傅企平对记者坦言首开进村收门票先河的背景。按照滕头村接待登记记录，1991年前来参观考察的人数达到8415人，第二年又增长3000余人。

　　滕头村由接待向旅游的转型是从学生基地开始的。像大多数类似的城郊一样，滕头村打造了爱国主义、科学普及、生态环保、拓展训练等等模式，以吸引周边学校。滕头逐步开设了古生物展厅、当地英烈祭拜厅、野营磨练基地、花卉育苗基地……这些主题受到中国学校欢迎，滕头逐渐有了名气。

　　这一切只是他们向旅游产业的过渡。

　　一直注重环境的滕头村最初并没有想到可以把自己良好的环境直接变成资本，直到2002年，在宁波市旅游局局长的点拨下，滕头村领导层才开始正式筹划生态乡村旅游。他们聘请了一位职业经理人陆云全面打造滕头旅游。村领导以及陆云开始到杭州学习如何开设农家客栈和饭店。凭借之前奠定的名气，2003年前三个月，滕头旅游收入已经完成全年目标的82.5%。2006年，时值中国第一个“乡村旅游年”，滕头村顺势增加了采摘项目。而2009年，滕头旅游游客已经达到119万人，综合收入超过一亿元。

　　现在，在这个一平方公里的人工花园中，到处飘着世博会的宣传旗。旗子上第一行印着世博会的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而第二行，是滕头村颇费心机的野心“乡村，让城市更向往”。

　　从60年代开启的滕头历史

　　让城市向往的野心是随着经济的好转才蓬勃起来的。在那之前，滕头人并无这样的底气。

　　在村民的记忆中，滕头村的历史是从60年代开始的，在那之前的事，村民们大多已经选择性忘记了，只留下一句顺口溜：田不平，地勿平，亩产只有二百零。

　　1965年冬，老书记傅嘉良带领村民改造土地。这原本追随轰轰烈烈“学大寨”运动的举措，却无意间开启了一个致富的按键。

　　彼时的滕头村田地高低不平，且分割混乱，旱涝交替，其贫穷远近闻名，土改时，全村竟没有一人够得上地主标准。

　　傅嘉良从那时就开始崭露头角，乡村建合作社初级社时，他担任社长，1965年，他到周边某大队学习改土造田经验后，决定翻整土地。

　　“当时有人就说要是能弄好，他把脑袋给我么，还有人就直接把插在地里的旗子拔掉。”如今86岁的傅嘉良对记者回忆。但是，改土造田仍然开始了。变化是一点点显现的，实际上，这项庞大的工程全部完成是15年之后。最后统计，共填平29个河槽，开挖5000米河道，造机耕路8500米。

　　滕头村改土造田期间正值文革爆发，但是傅嘉良和村民在革命的洪流下，一直秘密在尝试种下“资本主义”的苗。60年代，傅嘉良让村民买来橘树苗，种植在垒土堆上。经过多次争取，橘子树最终在斗争中被部分保留，直到1979年，当时省委书记考察时给予肯定，此事才告一段落。种橘树成为了日后滕头村多样化生态农业的源头，虽然当初只是村民改善生存条件的手段。

　　到了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制推行，农村公社瓦解。而伴随的是大批乡镇企业的兴起，从土地上劳作而始终只有温饱的农民大批涌向企业。80年代中期，滕头村九成劳动力放弃了土地。在这样的背景下，傅嘉良和村委会做出了一个颇为超前的构想：搞土地规模经营，搞家庭农场——在个体单干为热潮的时代，开启新型规模经营，确实需要勇气。

　　在大多数村民持观望态度的时候，傅企平出现了，彼时他是村副书记，从那时开始他似乎已经显露了这个村庄接班人的胆量。在傅企平承包50亩土地后，又有两位村民承包80亩。一年后，三人靠土地所得年收入超过一万元。在万元户凤毛麟角的时代，这数字有太大的诱惑力。村民纷纷向土地折返，村里领导经过挑选，选中11个家庭承包400亩土地，翌年，人均收入超过18000元。

　　由于早先的改造田地，已经修葺了平整的土地，村里购买了农用机械，到1991年，当地家庭农场已达11个。曾经以革命名义被禁止的其他作物也终于大面积“还魂”，全村120亩柑橘、60亩桃子、10亩葡萄、20亩竹园、154亩林地和村办苗圃由个承包组承包，他们的收入甚至高出外出务工者三分之一。

　　老书记缔造的难以复制的花园

　　在供游人玩赏的花园一侧，是几排三四层高的小楼。滕头村早已没有典型的农村宅院，村民已经全部入住住宅小区。早期的村民住宅楼尚且有着仿造城市建筑的风格，但后期的建筑已改为灰顶白墙的江南民居式样，古朴安静。全村800余村民只有几位从事花木园圃种植，还算是农业工作，其他村民都在各类工厂、公司任职。而外来的超过万数的工人很多都租住在村内的早期楼房里。这些服装厂、旅游公司、苗木公司等企业成为滕头村的经济支柱。2009年，原村民数仅800人的滕头村创利税4.22亿元。

　　村民住宅拆改和工厂建设都起始于70年代。文革期间，除了带领村民种橘树以外，傅嘉良还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1969年，和几位村民一起办起了一家胶木厂，生产塑料和橡胶制品。他们把机器藏在杂物间以避人耳目。十年之后，地下工厂才转入地上。

　　1979年，改革开放后的第二年，全国对于未来走向尚处于迷茫和争论之中，傅嘉良就决定办一家服装厂。滕头村所在的奉化，是“红帮裁缝”的故乡，傅嘉良前往上海搜集信息，聘请退休技师。把村里的养鸡场改为厂房，利用村民家中的几台缝纫机为上海服装厂做加工生意。一年后，这家代加工厂获利6万元。如今的书记傅企平是滕头服装厂首任厂长。

　　那是一个从零开始的时代，抢先的胆量是获得经济回报的首要条件。傅嘉良似乎是一个中国村庄领袖的样本。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条件下，成功的村庄都有着强势的村长和他极长的执政时间。

　　1981年，在服装厂的基础上，滕头又增加了电子配件厂和缝纫机台板厂，并且组建了苗圃园艺场和林果特产队等等。这些组织日后都各自发展成为果木和生态农业的各类公司。服装厂开办两年后，他们放弃了代加工，转向自创品牌。政治经济的解冻、当地江浙一带的商业传统和强势大胆的书记，成就了滕头的天时地利人和。

　　经济向好，直接改善着滕头村民的生活。和大多数农村不同，傅嘉良一直重视村庄的公共设施，那些日后被外界看做环保绿色的理念，在当时只不过是朴素的、改善居住环境的愿望。“当时谁懂得环保是个什么，”傅嘉良说。早在80年代，滕头村就已经投入数十万元修建了地下排污系统。并且开始拆除旧房，让村民住进统一的32栋住宅楼——在20年前，傅嘉良就遭遇过钉子户，最终他以按人均面积分配的方法妥善解决。

　　1998年，滕头村开始建造小康别墅楼，分为每户196平方米、230平方米、360平方米三种户型，村民自己出资8.5万元、9.5万元和17万元，其他由村里补贴。现在，所有滕头村民均有养老医疗保险，可以像城市人一样退休。子女考上大学和研究生的村民，村中分别奖励5千至5万元。

　　滕头村民只有800余人，而外来此地工厂的打工者多达过万。曾经的村属小企业早已成为滕头集团，旗下囊括服装制造、酒店管理、房地产开发、园艺苗圃等多个领域。村民住宅随处可见太阳能设施；路上看不到痰迹，公用厕所中都装有水循环再利用系统；游乐场旁边装有空气质量检测器，此地空气质量一直为优。

　　这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花园，有着浓烈的人工痕迹。从60年代开始，在每一次时代发展中占尽先机，外部客观条件和村领导人敏锐嗅觉成就了今天的滕头村，注定是一个难以再次复制的样本。  ★

　　(文章部分内容参考柴小华著《滕头村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