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世博百年难解情缘

　　那些中国早期参与世博会的记录，浓缩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落后、屈辱、觉醒与奋斗

　　文|本刊记者 罗屿

　　《红楼梦》里，曹雪芹“安排”贾宝玉梦中游览了太虚幻境。而在《红楼梦》成书200余年后，另一位清代作家吴趼人在其小说《新石头记》中让贾宝玉再次入梦。只是，这次的宝玉未见警幻仙子，也未看“金陵十二钗” 判词。他做的应算是一个“强国梦”——宝玉在某“文明境界”体验陆军水师的精良，感受亦真亦幻的人造四季。

　　其后，在友人的呼唤下宝玉梦醒。他被告知“不到几时，中国就全国改观了。此刻的上海，你道还是从前的上海么？大不相同了。治外法权也收回来了，城里及南市都开了商场，一直通到制造局旁边。吴淞的商场也热闹起来了，浦东开了会场，此刻正在那里开‘万国博览大会’。 这‘万国博览大会’，是极难遇着的，不可不看。”于是宝玉和友人径奔博览大会，“一出门外便是会场，各国分了地址，盖了房屋，陈列各国货物。中国自己各省也分别盖了会场，十分热闹，稀奇古怪的制造品，也说不尽多少。”

　　如今看《新石头记》，颇像是把2010年上海世博会提前预演了100年。大概也正如此，在今年世博会举行前夕《新石头记》再次出版。不过，它是与梁启超1902年完成的《新中国未来记》、陆士谔1910年创作的《新中国》集结成一册，冠以共同书名《世博梦幻三部曲》。

　　之所以是“三部曲”，是因梁启超、陆士谔和吴趼人一样，这三位清末文化名人竟在一百年前分别发表的三部小说中，不约而同地预言了上海将举办博览会。

　　皇室成员首次世博行

　　其实，梁启超、陆士谔、吴趼人借由小说记述 “上海世博”，倒也并非凭空想象。毕竟在他们著书之时，“万国博览会”已诞生了50余年，而首届世博——1851年“伦敦万国工业大博览会”上就已出现了中国人的身影。

　　更值得一提的是，吴趼人著书的前一年，也就是1904年举行的美国圣路易斯世博会，更是中国参与世博的重要一笔——那是中国首次以政府名义组团参展，在此之前，中国人走进世博，或是商人游客的自主行为，或是由中国海关的洋人负责组团。

　　正因是首次官方参与，清政府对自己的世博“第一次”极为重视，不仅派出亲王级官员溥伦贝子成立专职委员会，携75万两白银前往圣路易斯。另外，还花巨资在世博会场建立了中国馆。

　　溥伦的中国馆建得颇为用心。他把自己在北京故宫里的住室复制缩小到了世博园。其建筑包括一间卧室、一间会客厅。卧室内有镶金雕刻的床，床上铺陈锦被，床外挂着中国刺绣的豪华床帘，房间内还有一把镶嵌着珍珠母的精致坐椅；另一间会客室中摆放着几把精美的檀木坐椅，桌几上放着精美的中国瓷器，墙壁上挂着中国画。世博期间，溥伦还请来中国艺人在他的“住室”内高唱《茉莉花》。

　　当然，中国人的热情远远不止于费心尽力地建立中国馆。为参与这次博览会，中国各地商人从1903年起就陆续将自己的货品运往美国；当年的上海《东方杂志》也把溥伦作为封面人物，并对其进行跟踪报道；而大洋彼岸的华人更是为溥伦的到来欢欣鼓舞，1904年4月22日，美国华人报纸《中西日报》刊登了溥伦的大幅照片，结果报纸很快售罄，为了满足那些“不得其玉照为憾者”，该报在次日将贝子的照片刊印于小纸上随报附送。

　　只是，中国人的热情并没换来对等回报。有记载：参与世博的中国商人抵美后，受到多达61款特殊条令的限制。他们被强制交纳500美元的保证金，保证不轻易离开世博会会场。而这些特殊条款并不适用于其他与会各国。

　　在这届世博会上，还出现了一名侍茶的中国小脚妇女。她与来自南美的巴塔哥尼亚巨人、来自非洲的侏儒、来自加拿大的爱斯基摩人等被安排在一处，供游客观赏猎奇。

　　如果说小脚女人的出现，刺伤了与会的自尊而敏感的中国人。那么溥伦挑选的那些展品，则是在国人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也正因如此，许多年后有人谈起1904年的世博，宁愿只提一句——当年正在美国开展革命宣传的孙中山恰好也参观了本届世博，并盛赞“此会为新球开辟以来的一大会”。

　　溥伦究竟带来了什么展品，使得中国人心寒到宁愿集体封口？原来，当年中国展馆曾展出这样一组人物雕像：有苦工、乞丐、娼妓、囚犯、衙役、和尚、鸦片鬼等。消息传回国内，引起轩然大波。无数中国人痛感屈辱悲愤，有报纸还专门辟出大幅版面只为讨论一个问题： 中国应向世界展示什么。

　　以不变应万变

　　如今回望历史，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世博会引发的“中国展品之争”，其实早在多年前就埋下了引爆的因子——在此之前，不止一位亲历过世博的中国人，都会向自己的同胞提出这样的警醒：在西方国家先进的科技展品中，清帝国的展馆所能提供给世界的，永远都是绸缎、茶叶、瓷器乃至纯银打制的27套件挖耳勺这些带有“浓郁民族特色”的“珍品”。

　　强烈的中西方展品对比，让亲眼所见的人内心五味杂陈。于是，他们用文字把自己的所观所感记录下来，留予后人。

　　1889年巴黎世博会结束后，其亲历者、当年驻法参赞陈季同就写了一本《巴黎印象记》，记述了他参观巴黎世博标志物埃菲尔铁塔、走访证券交易所、登上热气球的感想。陈季同还在书中引述了另一位同胞寄给他的世博感受：登埃菲尔铁塔，人们更愿意乘坐一个两层的笼子，在骇人的噪声中开到塔尖，速度之快，还来不及背三句《论语》；一个叫爱迪生的美国人将声音抓住，然后粘到一卷转动的蜡纸上，你只需要将这卷蜡纸寄给朋友，他们就能让它转动，声音立刻说话，无论重复多少遍都行。

　　陈季同所描绘的“抓住声音”的怪东西，被后人称为留声机。而爱迪生的这项伟大发明，也不是于1889年第一次在世博会中现身。1878年的巴黎世博会上，留声机就曾引起巨大轰动。到会的中国官员——清政府派驻西方的第一位外交官、首任驻英法公使郭嵩焘更是购买了一台。不过事后，郭嵩焘被清廷的保守官员讥讽为“喜好奇巧淫具”。

　　显然，与郭嵩焘一同参与1878年巴黎世博会的清政府外交参赞黎庶昌也是个“喜好奇巧淫具”之人，因为他在人山人海中排了许久的队，终于登上了世博展品热气球，飞向1000米高空。此后，黎庶昌在世博游记《巴黎大会纪略》中，详细记载了热气球的原理与构造。

　　像黎庶昌、郭嵩焘，其实都是素来喜欢西方高科技产品的人——在参与世博前，郭嵩焘刚刚在自己住处安装了一部电话机，并时常和随从张德彝感受隔空传声的神奇——“你听闻乎？”“听闻。”“你知觉乎？”“知觉。”“请数数目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在一次次体验后，郭嵩焘还写出了使用心得：“其语言多者亦多不能明，惟此数者(即通话中数‘一、二、三……’)分明。”

　　郭嵩焘倒也不是对电话机痴迷的第一个中国人。1876年美国费城世博会上，来自中国的海关文员李圭见到那个可传话的物件后，大为惊艳。而更让他震撼的是“可以代替钢笔书写除簿记以外各种文件的机器”，后人称其为打字机。

　　参加世博会后李圭写出《环游地球新录》一书。书中不仅详述了他在世博期间所见的各种工业发明，同时还有他对西方“政治之善”进行探讨的文章，他介绍西方妇女地位与男人平等，并对国内鄙夷现代机器的心态进行反驳。这本描摹外部世界极其详尽的书籍在李鸿章作序出版后，引起中国知识分子极大兴趣。据说，康有为读到此书后大受鼓舞，从此，走上了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道路。

　　李圭在1876年美国世博会上，还看到了在美学习的中国幼童。这些幼童于1872年由“留洋事务局”选派出国。费城世博会期间，117名中国幼童在中国官员和美国教师的陪同下，来到会场参观。这些孩童一个个精通英文，谈吐和礼仪完全西化。当李圭问他们世博的益处时，有的幼童称“新器善法，可仿而行之；又能联各国交谊，益处甚大”。这些回答“简捷有理”，让李圭“颇感惊喜”。

　　只是，让李圭“惊喜”的回答，在国内却引起许多惊恐。众多守旧者认为，幼童们传统文化基础薄弱，即使学成回国，也“无益于国家社稷”。在种种非议声中，1881年清政府裁撤了“留洋事务局”，将幼童全部撤回国内。

　　留洋美国、参观世博会的经历，到底给这些中国少年留下什么，已无从考证。只是，百余年后我们偶尔仍会提到他们的名字：铁路之父詹天佑、矿冶专家吴仰曾、清政府驻美公使梁晟、民国政府首任国务总理唐绍仪……

　　除了陈季同、黎庶昌、李圭外，为后人留下世博文字记录的还有曾经的《申报》总编纂王韬。而王韬与世博会的相遇却是起源于一场逃亡。王韬这个从小便志锐气壮的才子，因曾和太平天国有所接触被清政府“通缉”，从上海流亡到香港，又从香港到达欧洲。正是这次逃亡，让王韬有机会亲历了1867年巴黎世博会，在其后写出的《漫游随录》中，他记录了一个广东戏班在世博会上的演出。这是首次见诸中国人笔墨的世博印象。在目睹了巴黎的街灯、商场和一系列工业建设后，王韬感叹“眼界顿开”。

　　在流亡22年后的1884年春天，王韬终于回到阔别了半生的上海。晚年时，他约见了一个从广东出发向李鸿章上书的南方青年，此人正是孙中山。王韬帮助他修改了上书，并给在李鸿章幕中供职的朋友写了一封举荐信。

　　无数寻梦“第一人”

　　正因王韬是目前有史可查的、为后人留下世博文字的第一位中国人，因此他也获得一个很荣耀的名字——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其实，若是把百年世博中出现的中国名字一一罗列，能获得各种殊荣的“第一人”还有很多。

　　比如上海商人徐荣村，他是中国向世博送展的第一人。徐荣村本是广东人，清道光年间，来到上海经营生丝与茶叶，并很快致富。1851年当他听说伦敦将举行首届世博会时，就命人精选12包“荣记湖丝”急运至伦敦。由于包装粗糙，“荣记湖丝”在伦敦最初遭到冷遇，后来在长达数月的展览期间，“荣记湖丝”的品质逐渐为大家赏识，会后评选时，众评委一致“推君丝为会中第一，中外人无异词”。“荣记湖丝”一举夺得金、银大奖，英国女王亲自颁发奖牌与奖状。此后，徐荣村还专门请来画师，将所获奖状上的“翼飞美人”图案临摹下来，作为以后荣记产品的商标。

　　其实，徐荣村倒也不是参与1851年伦敦世博会的唯一中国人，当年的会场中还出现了一位清朝“特使”希生——在维多利亚女王为开幕式致辞完毕，唱诗班唱起优美的合唱曲后，前排嘉宾中头戴红顶花翎、身穿蓝色袍褂的希生“特使”，在众人的注目下，径直走到女王维多利亚面前，优雅地向女王行了礼。

　　当然，中国政府当年是没有派代表出席世博会的，这位“希生老爷”不过是主办方找来的演员，他的真实身份是英国商船 “耆英”号的船员。早在1848年3月，希生就和30多位广东同乡一起，乘坐满载中国特色商品的 “耆英”号来到了伦敦。“耆英”号停泊在泰晤士河畔，成为伦敦著名的旅游景点。“用一小时就能了解中国。”“耆英”号的几名英国船主在伦敦大做广告，吸引了成千上万人来参观这艘“流动的中国博物馆”。而希生和其他中国船员则穿着各式中国服装，每天为游客表演中国人的生活起居。

　　到第一届伦敦世博会开幕前，3年多来，有数百万伦敦人参观过“耆英”号，包括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写出《双城记》的文学家狄更斯等。首届世博结束后又过两年，展览了多时的“耆英号”离开泰晤士河，英国人将它解体。至于“希生老爷”，很遗憾，再没有看到资料记载他的下落。唯一可以欣慰的是，英国伯明翰造币厂此后专门制作了一款“中国人希生”纪念章。“希生老爷”大概可以算是因世博登上纪念章的中国“第一人”。

　　和王韬、徐荣村、希生类似，在中国世博史中，还有一位颇具分量的“第一人”不可不说。他就是主张上海办博的“第一人”郑观应。郑观应是中国清末维新派代表人物。1893年，一部体现其维新思想的著作《盛世危言》出炉，书中除了详述“富强救国”思想外，郑观应还大胆提出了在上海举办世博会的主张。

　　他写道：“故欲富华民，必兴商务，欲兴商务，必开会场。欲筹赛会之区，必自上海始。”为什么要在上海举办呢？郑观应认为：“上海为中西总汇，江海要冲，轮电往还、声闻不隔。”

　　百年之后，世博会在上海召开。早已离世的郑观应倘若感应得到，会不会笑着感慨：梦想照进现实。然而怀揣着世博梦的中国人又何止郑观应一个，徐荣村、希生、王韬、李圭、郭嵩焘、黎庶昌、陈季同……是他们让中国睁开眼看清了世界。而他们谱写的世博往事，也正体现了古老中国从落后、屈辱，一路走向奋斗与觉醒。2010年5月，为什么是中国上海？答案就在历史的演进中。

　　中国的雏形“世博会”

　　1910年，南京举办过一次规模盛大、轰动中外的商业博览会—— “南洋劝业会”，这是中国以政府名义主办的第一个全国性博览会。“南洋劝业会”6月开幕，历时近半年，吸引了超过30万人次的中外宾客；东南亚、日本、英国、美国、德国等国也多有展品参会。“南洋劝业会”自筹办之初，就表示将借鉴日本及欧美的博览会，“以资比较，以供研求”；而劝业会举办的章程、办法、奖评等也都是效法各国博览会。“劝业会”让当时追求近代文明的中国人大开眼界。当年，任职浙江绍兴中学学堂学监兼博物教员的鲁迅，便率全校200多名师生赶来观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