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寒夜里的一盏灯

孙葆丽的高考准考证

大学时代的孙葆丽

　　1977年初冬，我从山西榆次到长治参加全省职工篮球赛。骤来的一场寒流，使比赛被迫中断了一天，组委会紧急从驻军调来棉大衣，为参赛队员御寒。刺骨的寒潮中，我们窝在招待所房间里，不敢离开被子。

　　深夜11点左右，招待所的服务员敲门说，楼下有人找我。我哆嗦着钻出被窝，裹上棉大衣，到楼门口一看，昏暗的灯影里站着的竟是衣着单薄的父亲。那时从太原到长治刚铺好铁轨，试运行的火车极不规律且行速极慢。家里发生了什么大事？我感到很害怕，没想到父亲却用欣喜的语调告诉我：他得到了内部消息，要恢复高考了！

　　原来，父亲知道这个惊天的好消息后，马上登上了火车，在既无饮水又无任何食物的火车上，摇摇晃晃坐了十多个小时赶到长治，为的就是早一点让我知道这个在当时听起来让人不大能相信的好事。

　　听着父亲的简单叙述，我的心里仍是将信将疑，想起了当教师的父亲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里，为了让我们几个孩子尽可能多地学习文化知识的情景：父亲从没人去的学校图书馆里给我们找当时无人看的图书，让我们在“读书无用论”肆虐时仍有书相伴；父亲请人把贴着封条的实验室打开，请化学老师教我做小实验；父亲用牛皮纸把我们当时可有可无的作业本细心地“裱糊”；父亲还找来1974年“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小回潮”时第一次考试入大学的试卷，让我试着去做。

　　1975年我高中毕业后，在“插队”潮中按政策获得“免插”资格，进入一家大型纺织机械厂当工人。由于有打篮球的特长，我可以挑工作。尽管去厂医院当护士既轻松又干净，但父亲却坚定地让我进车间当了车工，因为护士不属于“工农兵”。在那荒唐的年代里，父亲仍顽固地保留了让我上大学的梦想，而要上大学，最起码的条件就是当过两年“工农兵”。

　　在轰鸣的车床旁，上大学成了我遥远而模糊的梦。两年工人出徒后，父亲希望我能上大学的梦早已被尘封了。没想到的是，在这个寒冷无比的深夜里，父亲带来的“内部”消息却使这个梦变得如此清晰。接近夜里12点了，我住的招待所里已没有床位，为不影响我明天的比赛，父亲与我匆匆告别，在四面透风的长治长途汽车站熬到天亮，然后乘车返回。

　　父爱如山！在那个永远难忘的寒夜里，父亲为我送来的消息，点亮了我人生的一盏灯！1977年恢复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成了我一生中永远磨不掉的印记！

　　本文作者孙葆丽，教育学博士，北京体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教育委员会委员、东北亚体育史学会理事、中国体育史分会副主任委员、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北京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2001年7月，赴莫斯科参加北京申办奥运会工作，获“为北京申办奥运会做出贡献”等表彰。曾任北京奥组委高级项目专家兼志愿者部培训处处长、北京奥运会会徽、吉祥物评议委员会委员等，获“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先进个人”。

　　来源：北京晚报

责任编辑：邹少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