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一场意在恢复国内运动狩猎的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行。不过，坐在“野生动物保护及运动狩猎国际研讨会”横幅下的人们，很难从4年前那场关于“狩猎”的风波中脱离出来。

　　2006年，国家林业局公开拍卖野生动物的狩猎权，并将狩猎者限定为外国人。这次拍卖迅速在民间引起巨大争议。人们不仅质疑对国家级保护动物进行狩猎的做法会减少物种数量，还抓住“外国人狩猎”、“富人特权”等话题不放。结果，仅仅4天之后，国家林业局宣布将拍卖时间推延。当时的口径是“将在以后择期进行”，但这场拍卖会至今也没有被重新提上日程。

　　被推延的并不只是狩猎权拍卖。在这次公开拍卖之前，“国际狩猎”在中国已悄无声息进行了20年，之前一直采用个案审批的方式进行。此后，国际狩猎暂时停止了审批，近40个专门针对外国猎手的猎场失去客源。一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舆论的敏感，主管部门对国际狩猎的态度开始讳莫如深。

　　尽管已经过去了4年，这场风波还是被反复提及。参加会议的人各怀心事。狩猎场的代表希望被叫停的国际狩猎重新开始；学者们试图证明猎杀与保护之间的关联；来自各省的地方林业局官员对那些似懂非懂的名词并不感兴趣，他们更关心的，是什么时候可以在当地也开办一个猎场。     

　　而国家林业局的官员则表情严肃。作为主管部门代表的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管理司副司长严旬说：“我唯一的任务就是带着耳朵来，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以便为今后的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

　　参加这次会议的各方代表并不准备隐瞒自己的态度。包括猎场、官员以及中外学者代表在内的60多名参加者，经过两天商讨形成一份建议，其中提议主管部门“在掌握现有资源状况、科学论证、依法监督的前提下，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运动狩猎”。

　　在沉默了4年之后，关于运动狩猎的话题卷土重来。与4年前民间的一片质疑声不同，这次会议上，人们意见一致地相信，扛着猎枪进入山林原野的狩猎者，将为野生动物带来有效的保护。

　　狩猎的收益应该用于支持当地社区 而不是用于给省里的办公室购置新车和电脑

　　那些一味反对公开拍卖野生动物狩猎权的人们也许并不知道，在国际上，受到管理的狩猎通常不被看作对动物的残害，反而被当作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方式。

　　罗伯特·詹金斯是澳大利亚物种管理专家组织的主席，也是本次会议的主席。他曾经仔细研究过非洲赞比亚等国家通过狩猎进行动物保护的案例，结果发现，在狩猎开放以后，被狩猎的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往往会出现明显的提升，其中包括一些被认为是极度濒危的物种。

　　罗伯特表示，这是因为，在开展狩猎的国家，政府会把狩猎权制作成许可证，销售给个人。这些昂贵的许可证销售收益，主要部分被分配给当地居民，或用于当地社区建设，或投入当地的动物保护资金。这使野生动物生活地区的居民获得实际收益，并改变了他们对野生动物保护的态度，使他们从野生动物的杀害者变成最积极的保护者。    

　　正是受这种已经被确证的成功所鼓舞，中国从1984年开始引入“国际狩猎”。不过，在之后的20年里，它却遭遇了中国式的变脸。

　　国家林业局的资料显示，自1984年第一家国际狩猎场开业后，截至2005年底，中国一共接待国际猎人1101人次，狩猎野生动物总数1347头(只)，狩猎收入3639万美元。

　　这笔资金有多少被分配给当地居民，有多少变为保护资金，并没有权威的数据可以引用。不过，甘肃都兰猎场的代表井发菊告诉记者，20年中，该猎场通过国际狩猎获得收益共2000多万元人民币，其中有400多万元直接上缴地方税收，用于拨付各猎区野生动物资源保护费、草原补偿费、巡山护猎费的一共只有280多万元。剩下的收益除了运营成本外，全都由猎场的经营者获得。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保护生物学博士卡尔·马尔科姆，曾经根据当地官方部门的数据，对1997至1998年甘肃一个外国人狩猎盘羊的项目收益分配进行了测算。他发现，共计21500美元的收益经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层层分流，只有大约4.9%的资金最后分给了狩猎所在地阿克塞地区，用于野生动物保护。    

　　相比之下，他曾经研究过巴基斯坦一个类似的地区项目，该项目把狩猎所得收益的75~80%分配给了当地社区，这些钱用于在当地修建学校、医院，或者用于动物保护。“在这方面，中国的成绩并不令人骄傲。”卡尔说，“必须确定，狩猎是用于支持保护的工具，而不是为了使经济收入最大化。狩猎的收益应该用于支持当地社区，而不是用于给省里的办公室购置新车和电脑。”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温亚利也认识到了同样的问题。他认为，必须对当地社区和公众在保护过程中的成本进行分配性补偿。这些成本，既包括为保护野生动物而放弃生产活动造成的损失，也包括因野生动物直接造成的人身、财产损失。然而温亚利发现，在中国，一次狩猎之后的收益分配非常分散，其中直接分配到地方管理者和成本承担者身上的比例较低。     畸形的收益分配，可能会让原本有效的狩猎式保护失去效力。据蒙古野生动物基金会的办公室主任沙麦德奥奇介绍，在蒙古国，因为运动狩猎的主要收益没有分配给当地社区，国内的许多民众至今仍对这一方式不满。

　　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的中国副研究员解炎表示，如果能够切实执行“当地人获利”的模式，那么运动狩猎在中国会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执行力度不够，最后的收益流向其他地方，则会使这种在国外被证明为很成功的措施失去效果。

　　她举了非洲的例子：最初，非洲的运动狩猎获利的主要也是商人和官员，而不是当地群众，结果进行一段时间以后，根本没有起到保护的作用，因为当地人仍然在捕猎野生动物。

　　解炎担心，在中国，目前无论是管理上还是操作层面上，问题还有很多，在这些问题解决以前，运动狩猎应该有一个较长的规划和摸索的过程。

　　杀戮真的可以促进保护

　　研讨会上，卡尔将自己演讲的题目定为“杀戮是为了保护”。他表示，将狩猎作为一种动物保护措施的做法，在国际上已经进行了很多年，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美国，主管部门每年在经过调查后，会为每种动物设立狩猎限额，并根据这些限额制作狩猎许可证，公开出售。只要花费几美元到几百美元不等的价格购买这种许可证后，当地居民就可以猎杀一定数量的猎物。而这些购买许可证的费用，多数成为动物保护的相关资金。

　　在中国曾经开展过的“国际狩猎”，是狩猎中比较高端的一种。在国际上，这种狩猎被通称为“运动狩猎”、“战利品狩猎”或“游戏狩猎”。猎手的目的并不是获取猎物并出售，而是享受狩猎、追逐的乐趣并将猎物作为纪念品永久保存。杀死一只猎物的许可证价值往往高达几万美元，如果加上与狩猎相关的服务费，花费更加巨大，已经远远高于猎物本身的经济价值。    

　　参加会议的6名外国专家，分别来自蒙古、津巴布韦、澳大利亚和美国。他们有的在大学进行研究，有的则是狩猎基金会的管理者。他们为参加会议的人们展示了运动狩猎在动物保护中的成功应用。

　　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的教授级高工唐小平研究了中国的情况。他发现，自从某些地区开展了针对盘羊的国际狩猎以后，盘羊的种群数量上升得非常快。

　　对此，新疆林业厅一名处长解释称，过去当地人盗猎盘羊，出售后收益非常少，但开展狩猎以后，狩猎许可证销售为他们带来的收益，要远大于单纯猎杀盘羊的收益。此外，因为每年的狩猎额度要根据猎场当地的野生动物数量来确定，猎场主为了保证足够的资源以获得更高的狩猎额度，会成为动物保护的最有力执行者。   

　　“我只问一个问题。”这名处长向那些质疑狩猎能起到保护作用的人反问，“一个农场主、一个牧场主和一个猎场主，谁会更在意自己领域内野生动物的数量？”

　　罗伯特表示，在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很多国家，运动狩猎带来的收益在扣除分配给社区的部分外，成为野生动物保护资金的重要来源。卡尔介绍说，在美国，有数量庞大的专门针对狩猎行为进行监督的森林管理员，他们的经费来源就是狩猎许可证的销售费用。一份数据显示，在美国蒙大拿(MONTANA)州，野生动物保护经费有90%来自出售狩猎执照的收益。     卡尔表示，如果在中国开展运动狩猎，相比建立保护区的模式，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减少在环境脆弱地区的大量基础建设，从而激励人们保护栖息地。

　　“在很多发达国家，猎人才是动物保护的领导者。”他说，“在中国，采取正确的方法也可以使之成为现实。”

　　科学家难解狩猎的社会学玄机

　　但这个“正确的方法”远不像口头说的那么简单。来自中国的许多专家，对于将狩猎收益合理分配的前景，并不乐观。

　　事实上，坐在乌鲁木齐的这间并不宽敞的会议室，人们的心情丝毫不能轻松。在把运动狩猎的优点讲述了很多遍以后，人们仍然不得不忧心忡忡地把话题转回到4年前那个让人沮丧的时刻。

　　卡尔在美国也遇到过反对狩猎的人，他们多半是动物保护主义者，认为人没有权利对动物进行屠杀。不过，他的中国同行们所面对的远不止这些。

　　当初，公开拍卖狩猎指标的新闻传出后，除了从动物伦理的角度进行反对以外，很多人担心，由于管理的混乱，这样的狩猎会导致对野生动物的过度猎杀，甚至导致灭绝。

　　对此，罗伯特表示，运动狩猎是在一个非常低数量的水平上开展的，每年允许狩猎的数量非常少，远低于动物的自然死亡率，因此不会对动物种群造成伤害。

　　罗伯特曾经对中国的法律进行过研究，他认为，中国无论是野生动物保护法律的严格程度，还是执行力度，都要高于津巴布韦、赞比亚等已经成功开展了运动狩猎的非洲国家。因此，他认为仅从运动狩猎本身的角度来讲，问题并不大。

　　根据国际惯例，政府部门在确定每年的狩猎额度时，需要对种群数量和分布趋势有科学、精确的测量，并且听取专家的意见。对此，有人担心，科学家的不够独立可能导致这个额度被放大。对此，罗伯特认为，科学家应该提供正确的数据和建议，而不能造假。不过，他认为，运动狩猎是一种非常保守的狩猎方式，通过造假、伪造数据来扩大限额而导致种群危机，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     

　　青海省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郑桂云表示，运动狩猎在中国之所以引起误解和恐慌，是因为“缺乏理性分析”。她分析说，过去中国粗放式的极端狩猎后果太严重，给许多人造成了阴影，以至于如今一提“狩猎”，就会让人觉得担忧。

　　进入中国以后，在国际上顺风顺水的狩猎式保护，开始遭遇意想不到的阻击。毕竟，这是一个“均贫富”口号不断被提出并一度被执行的国家。在2006年那场关于狩猎的争论中，参与者给这个话题添上了其他微妙的情绪。许多人对这种昂贵的富人运动表现出高度敏感，认为狩猎是在凸显特权阶级的专利。    

　　对这些数据不能回答的问题，这群成天跟野生动物打交道的自然科学家们似乎无计可施，很少有人愿意发表评论。

　　不过，参与组织会议的国家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的曾岩博士表示，不管怎么说，有争论也比沉默好得多。她甚至认为2006年发生的狩猎权拍卖风波，从国家管理上来讲是件好事。曾岩担心，由于舆论的压力太大，主管部门不愿意承担责任而将国际狩猎的审批无限期搁置，“没有人讨论才是最可怕的”。(本报记者 张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