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气候谈判在经历了两年多的争吵后，终于“吵”出了还算像样的谈判文本草案；但各方在诸如《京都议定书》存续、发达国家减排任务等核心问题上仍然存在很大分歧。

　　国际气候谈判在经历了两年多的争吵后，终于“吵”出了还算像样的谈判文本草案。这样，气候谈判终于进入了实质性的文本谈判阶段。

　　8月2日至6日，联合国今年第三次气候变化谈判在德国波恩举行。在为期一周的激烈谈判后，“双轨制”下的两个特设工作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称《公约》)下长效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AWG-LCA)与《京都议定书》下附件一国家继续减排特设工作组(AWG-KP)——均形成了新的谈判文本草案。

　　中国代表团团长、发改委气候司司长苏伟对记者说：“在巴厘路线图之后经过两年半时间的辩论，从这次会议开始才真正进入了具体案文的谈判，这是达成最终协议所必须经历的阶段。”

　　今年年底，《公约》第16次缔约方大会将在墨西哥坎昆召开，会议开幕前的气候变化谈判时间已所剩不多。《公约》秘书处新任执行秘书克里斯蒂安娜·菲格雷斯(ChristianaFigueres)在闭幕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本次谈判取得的一个重大进展是各方更加清楚地勾画了坎昆大会将要取得的成果。一方面，在一些可以立即执行的关键问题上，如管理和利用气候资金、促进技术转让、加强能力建设以及采取措施适应气候变化等，坎昆大会将形成一系列的决议；另一方面，坎昆大会将制定时间表，明确何时将最终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面协议。

　　不过，目前谈判的进展并不尽如人意。各方在诸如《京都议定书》存续、发达国家减排任务等核心问题上仍然存在很大分歧。此外，在无数具体问题上，各方分歧多且杂乱。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波恩会议观察员昂莉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目前针对各个议题的谈判文本基本上只是简单地叠加了各个代表团体的想法，使得文本冗长。在天津会议上就能以此为基础开始逐条谈判有一定难度。在一些主要议题的讨论中，很多时间花在谈判过程的讨论，针对一些很核心问题的讨论时间有限，例如资金来源问题。

　　菲格雷斯说：“从天津会议开始，他们需要表明的是大家共同的立场的是什么。为了在坎昆达成期望的目标，各方必须尽快开始减少‘备选项’。”

　　条文充满“选择题”

　　所说的“备选项”，是指各方在同意大的框架的情况下，对文本的一些问题有不同表述。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AWG-LCA的最新文本中，有一段表述是这样的：

　　“正如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的材料所示，科学认识要求大幅度削减全球排放量，以通过减少全球排放量使与工业化前水平相比的全球气温上升幅度维持在[1][1.5][2]℃以下，并且，缔约方应当按照科学认识和在平等基础上采取行动，争取实现这一目标，[同时考虑到历史责任和对全球大气空间的公平利用。]”

　　这一段中的三个中括号括起来的数字表示，各谈判方都承认要大幅度削减全球排放量以控制全球气温上升幅度，但在升温幅度上有分歧，有国家主张2℃，有国家主张1.5℃，还有国家主张1℃。《哥本哈根协议》将全球升温幅度规定为2℃，主流国家也持这种立场，但一些小岛屿国家主张更激进的1.5℃乃至1℃。因此，各方要在不同的度数中“选择”一个，这一过程也被戏称为“做选择题”。

　　而“同时考虑到历史责任和对全球大气空间的公平利用”则被中括号括起来，这表示有些国家对这个表述不同意。非政府组织全球化国际论坛中国项目负责人文佳筠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这是此次会议的一个很大的进展，因为从历史责任来看，发达国家已经占用了过多的碳空间，还将继续占用跟他们人口比例不相符的碳空间；现在，发展中国家对碳空间有平等权利的说法被写进了文本，尽管是有括号的，表示有争议，但是已经是一个进步了。

　　不过，这两份文本中的备选项还是有很多；在AWG-LCA中，会后的备选项甚至比会前更多。这不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WWF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计划主任杨富强博士认为，此次波恩会议后，各方在发达国家的减排目标、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等核心问题上仍有分歧。此外，在资金管理机制问题上，尽管各方已经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但是具体的钱到底怎么分配、钱数是多少、什么时候开始等，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聚焦碳公平

　　这份文本中的另一个段落则对“哥本哈根之谜”解了惑。文本中的第4条这样说：

　　“缔约方[应][应当]集体使全球排放量在2050年之前比1990年水平减少[50][85][95]%，并[应][应当]确保全球排放量随之继续下降。发达国家缔约方作为整体[应][应当]使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50 年之前比1990年水平减少[75%~85%][至少80%~95%][95%以上]][在2040年之前比1990年水平减少100%以上]。”

　　一份据说从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泄露出来的“谈判记录”显示，在大会最后时刻，西方国家曾提议，发达国家到205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80%，并试图将其写入《哥本哈根协议》。这遭到了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据说，德国总理默克尔当时显得非常生气，说：“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们设定我们自己的目标？”一些人甚至据此宣扬，说“中国‘窒息’了哥本哈根会议”。

　　上述条款至少能够部分解答这个疑问。第一，很多发展中国家认为，80%的长期减排目标仍然不够，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包括小岛屿国家的力推下，才有了“95%以上”和“到2040年减排100%以上”两个备选项。杨富强对本报记者表示，WWF支持“95%以上”备选项。

　　第二，发达国家的减排目标与碳空间的分配密切相关。在这个问题上，物理学高材生默克尔似乎也是算术高手。杨富强分析，按照这个文本，如果到2050年全世界整体减排50%，发达国家减排80%，那么留给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碳排放空间大约4~5吨，而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空间将会很少，大约只有是2~3吨。印度环境部长拉梅什后来对本报说，如果当初同意了80%，那不 仅意味着发达国家的减排力度不够，还压缩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

　　杨富强表示，目前的焦点还是在于，发达国家目标不够，留给发展中国家的空间很有限，发展中国家能贡献多少也还要看发达国家资金和技术的支持。

　　通过谈判“瘦身”

　　这些括号(备选项)越多，意味着各方分歧越大、越多，其结果就是文本更长。因此，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有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只要看文本的长度，就能大体判断各方分歧大小。文本越“肥”，意味着分歧越大；文本越“瘦”，意味着越接近达成协议。因此，也有人将接下来的谈判戏称为“减肥瘦身”。

　　非政府组织“绿色和平”气候变化项目主任李雁对本报记者表示了谈判进程的忧虑。“虽然AWG-LCA的主席文本被各方接受为谈判文本，这使得气候谈判现在已经进入了逐条谈判阶段，但是其实并不能说取得了真正的进展，反而是有一些倒退的。”

　　此前，AWG-LCA曾发布了一个长度为45页的主席文本。她认为，在此次波恩会议上，并没有看到国家和集团去“做减法”，而是又回到哥本哈根以前的那种气氛上去，即各方一次地把自己的立场往文本里塞，“做加法”。目前，原本还算苗条的45页文本又变成超过100页的“胖子”。“这体现出各国不愿妥协的态度。”她说。

　　会议结束时，AWG-KP也发布了一个新的谈判文本，长度为50页。在天津会议上，各方将在这两份文本的基础上继续谈判。

　　苏伟对《人民日报》说，虽然文本篇幅变得更长，内容上也存在很多分歧，但这恰恰体现了缔约方为主导，是多边谈判重要的一步，为接下来文本的“瘦身”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发达国家减排漏洞多

　　在“双轨制”谈判体制中，参加《京都议定书》的发达国家2012~2020年(第二承诺期)的减排被纳入AWG-KP。文佳筠认为，此次波恩会议的另外一个亮点，就是AWG-KP文本对发达国家减排的力度有了一个更透明的评估判断；然而，这一亮点同时也让人沮丧。

　　此次会议中的“工作坊”对发达国家现有的减排力度做了一个评估。结果表明，目前发达国家的减排力度不足，使得全球升温幅度直奔3.5℃而去。发达国家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后提出的《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减排力度，以1990年为基准线，到2020年，名义上的减排力度只有12%~18%，低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提到的25%~40%，更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要求的40%~55%。

　　文佳筠还说，我们还要考虑到发达国家现在能够使用各种各样的“漏洞”，估计能够占其1990年排放的21%。这意味着发达国家2020年被允许的排放空间比1990年还高。

　　来自非政府组织“第三世界网络”的林丽珍对本报记者表示，至少有四种类型的“漏洞”：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与森林(LULUCF)；包括清洁发展机制(CDM)在内的市场机制的“额外性”；“热空气”(AAU)；国际航空与航海。她说，发达国家可以利用前三者，制定计算规则，以这些有“水分”的内容代替强制减排；而《京都议定书》未对国际交通产生的碳排放进行界定。

　　杨富强对本报表示，AWG-KP进展缓慢，问题的关键是在减排目标的设定上，发达国家不愿意作出承诺。目前，很多发达国家第一承诺期的目标即未完成。“如果第一承诺期的条款没有做到，那么这些国家应该进行什么样的检讨？只有找出问题来，才能进行第二期。”

　　美国还是“老大难”

　　早在此次波恩会议之前，就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美国参议院的气候立法搁浅。杨富强表示，如果美国没有法律的约束，那么按照照常排放情景，到了2020年美国只会在2005年基础上会减少14%，相当于在1990年基础上持平。按照奥巴马此前说的17%，也仅相当于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了3%。《京都议定书》规定，美国应该减少7%，这样，美国就没有履行《京都议定书》的承诺。

　　2001年，布什政府宣布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为了能把美国拉上“减排列车”，2007年底的“巴厘路线图”设计了一个“双轨制”谈判体制，美国通过参加AWG-LCA实施与《京都议定书》下的发达国家可比的减排。

　　不过，这给了美国一个空子可钻：在两条轨道中找到更有利于自己的方案，以此规避其减排责任。美国在此次波恩会议上提出，《京都议定书》应该向AWG-LCA“看齐”；同时，美国试图找出AWG-LCA中一些跟《京都议定书》不一样的文本。这就是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比较担心的。

　　杨富强介绍，在此次会议上，一些“伞形集团”成员也与美国有联动。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都存在动摇心态，它们质疑，如果AWG-LCA对美国的要求如此之低，而《京都议定书》对它们几个国家的要求那么高，那么这些国家愿不愿意坚持《京都议定书》就很成问题。

　　据一些前方观察员对本报介绍，在此次波恩会议中，正当讨论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强制减排问题时，美国突然抛出了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三可”)提案。这个提案对发展中国家信息透明、国际磋商与分析进行了非常严格的规定，当时在会场上就激起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不满。由此，整个谈判进入了僵持状态。

　　李雁认为，对美国等发达国家来说，对于发展中国家“三可”的关注，多少成为其阻拦讨论自身的减排目标的手段。而其他一些非政府人士更是直言不讳，认为美国不断提出“三可”等苛刻条件就是一个“借口”，以此逃避国际条约对其碳排放的限制。

　　一位美国环保人士私下承认，美国的政治现实是，即使中国和印度承诺可量化的减排(这不符合《公约》、《京都议定书》的原则与“巴厘路线图”的规定)，那么美国也仅仅是“有可能”承诺可量化减排而已。

　　一位非政府人士说，这次波恩会议的进步之一就是大家包括非政府组织对美国的真实面目有了清晰的认识。“目前的现实是，全世界都被美国国内政治的不作为绑架，我们如何建立更多的共识，然后找到一个共同的、建设性的策略，还需要时间探索。”上述人士说。

　　天津会议“未知数”

　　10月4~9日，今年第四次气候谈判将在天津举行。这次会议将进入基于上述两个文本的逐条谈判阶段。

　　与此前一些会议不同，此次只有两个特设工作组的谈判，这也体现了中国方面维护“双轨制”谈判主渠道的一贯立场。苏伟表示，中国政府承办会议，体现了中国政府对气候变化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我们对推动联合国进程的积极姿态，“中国正在通过实际行动，为落实巴厘路线图作出自己的贡献。”

　　杨富强说，天津会议是中国第一次承担这样的会议，受到了各方的欢迎。但是，这次会议只有一个礼拜，不像其他会议有两个礼拜乃至更多的时间。那么，很重要的就是，在会议之前七十七国集团+中国、欧盟等“小会”中会不会有一些进展。

　　李雁认为，由于波恩会议未能尽如人意，因此各方对天津会议的期望值很高，天津会议的担子很重。不过，究竟能取得多少实质进展，还是未知数。

　　在本文的采写过程中，我国甘肃舟曲正在经历着泥石流的肆虐，军民正在抢险救灾。一些气候研究者认为，极端天气与气候灾难增多，可能正是气候变化的结果。

　　苏伟在波恩会议最后一天说，今年春夏以来，世界各地极端气候事件增多，全世界都对气候变化问题有了直观感受，采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紧迫性正在日益提升，这都要求国际社会必须尽快完成气候谈判并立即付诸行动。

　　(本报记者宋冰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