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晨

　　于庆泰说，有些人讲中国经济总量排名、排放量排名，乃至宣扬“G2”，从某种角度看，这是一种“捧杀”。“中国要清醒。我们终究还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才3000美元，还有大量的贫困人口。”

　　7月17日，北京一个闷热的“桑拿天”。虽然是个周末，但是在位于朝阳门外的外交部大楼里，却是一番忙碌景象。

　　虽然，这对习惯于加班的外交官们来说是件平常的事，但那天的情形有些特别。在橄榄厅里，一个重要的仪式正在举行。下午3时许，12位外交官身着正装、佩戴红色领带，举起右拳，面对国旗宣誓。领誓的人是中国新任驻捷克大使于庆泰。

　　此前，于庆泰是外交部应对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亦称“气候大使”。他也是中国首位担任这一职务的人。这次宣誓，标志着他正式卸任此职，标志着他暂时告别奋战了三年的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气候谈判)。

　　上周末，在履新之前，于庆泰来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进行了一次小范围座谈，回顾了其担任“气候大使”三年来，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历程。《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参加了上述活动并做了采访。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时光回到7个月前，2009年12月19日凌晨4点，大雪和寒风夹击下的丹麦首都哥本哈根。

　　彼时，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曲未终，但人已散。几小时前还是“机密”乃至“绝密”的材料，散落一地。人们互相争吵乃至攻讦。这厢，几个发展中国家代表在争吵，要不要接受刚“被通过”的《哥本哈根协议》；那厢，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已经在开始谩骂，说“中国‘绑架’了哥本哈根会议”。

　　在气候大会贝拉中心外的一个角落，连续熬夜的于庆泰面容憔悴，熬夜让他额头上的几道皱纹更深。一位“慧眼”的外国记者发现了于庆泰，走上去想拉住他采访，但被谢绝。于庆泰对记者一向持开放态度，这样的行为不太符合他的风格。同时，他又婉拒了本报记者一同用宵夜的提议，再次走进会场。

　　在气候谈判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一个基本原则，而“双轨制”作为谈判形式是保证《京都议定书》顺利实施的最重要的手段。这些都是促使西方国家大幅度减排，同时保证发展中国家排放权益的根本机制。在这一问题上，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

　　在《京都议定书》存续问题僵持不下之时，一位肯尼亚代表曾激动地拉住本报记者说：“我们支持‘京都’，支持‘双轨’……我们与于(庆泰)站在一起，与中国站在一起。”

　　在于庆泰看来，各发展中国家有自己的主张和立场是自然的，“但贯穿始终的根本分歧就是如何对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这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分歧：一个是要维护，一个是要淡化甚至抛弃。”

　　于庆泰说，有些人在讲中国的经济总量排名、排放量排名，乃至宣扬“G2”，从某种角度看，这是一种“捧杀”的做法。“中国要清醒。我们终究还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才3000美元，还有大量的贫困人口。我们自己的定位要清楚。”

　　于庆泰认为，气候谈判，归根到底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的问题。发展必然要有能源消耗，而这意味着碳排放。

　　他经常讲一个故事：曾经有一个从事气候谈判的西方人对他说，他30年前曾去过中国，那时所有人都骑自行车，没有碳排放；今天，中国有越来越多的汽车，也有越来越多的排放；他很怀念中国的“自行车时代”，认为还是30年前那样更好。

　　而于庆泰则反驳说，一个中国人通过自己的奋斗买一辆车，这是合理的权利。“你们每个家庭至少两部车，已经几十年了，排放已经早就累积在大气层中；我们中国的家庭刚买第一辆汽车，你就告诉我们说自行车好，这是不合理的。”他告诉那位西方代表。

　　20年对中东和非洲外交工作

　　从巴厘岛的“热”到哥本哈根的“冷”，于庆泰经历了中国气候谈判的历程；事实上，他也是这一进程的参与者与推动者。

　　在哥本哈根，以及其他谈判场合，于庆泰与“非洲兄弟”们互相支持、协调立场。而这或许是他长达20年对中东和非洲外交工作的结晶。

　　21岁那年，于庆泰进入外交部工作后，长期从事对中东的外交工作。1977年，他参与了在约旦建立使馆的工作，后来回到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工作，后又被派到驻埃及使馆。“这十几年身处中东这个国际热点、各种矛盾、冲突汇集的地区，收获很大。”

　　1989年到1999年，他主要在国际司和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工作内容主要是联合国系统下的多边合作，其中包括环境与气候变化问题。在从事了8年左右在非洲的工作后，他又回到了国际多边谈判桌旁。

　　2007年6月，中国公布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8月，外交部成立了应对气候变化对外工作领导小组，同时成立了应对气候变化办公室，并设立了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亦称“气候大使”。拥有丰富外交工作经验的于庆泰成为中国首任“气候大使”。

　　于庆泰的出现，给中国气候谈判代表团带来了更多活力。长期跟踪气候谈判的非政府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博士杨富强曾对本报说，在巴厘岛会议之前，一些中国官员给国外媒体留下的印象是：不愿意多交谈，不愿意广泛接触。于庆泰则比较开放，愿意接受媒体采访，也愿意与非政府组织交流。

　　能秉持开放态度的前提是交流能力，其中语言能力是最重要因素之一。1956年出生于天津的于庆泰，其英文学习开始于近40年前。1973年，当时的中国外交领域开始了重大突破。那年，于庆泰17岁，他被派到了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学习语言。“这是我第一次出国，目的很明确，就是趁年轻把英语学好，将来才能胜任外交工作。”于庆泰回忆说。

　　开放与活力并非没有原则。在气候谈判桌上，他努力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推动发达国家履行其深度减排的承诺。

　　气候变化将继续留在工作日程表中

　　生活中，于庆泰践行环保与低碳生活。事实上，他来参加上述座谈就是坐地铁来的。他说，平时自己也尽量少开车、多乘坐公交。

　　但是，他强调，个人行为与国家利益不同。“作为个人，热心环保、热心气候变化，愿意作出牺牲，是值得尊重的；但是作为国家，第一位的是国家利益，唱高调、空谈共同利益不现实。”他说，个人可以不开车，但是中国不能没有汽车工业；个人可以节约用电，但印度这样6亿人用不上电的国家必须发展电力，让人民用上电。

　　今年10月，今年第四次气候谈判将在中国天津——于庆泰的家乡——举行。而到年底，一年一度的气候大会又要在墨西哥坎昆举行。

　　展望坎昆会议，于庆泰说，各方都会以更加平和、务实、理性的态度去参与，不会再走哥本哈根会议之前那种大肆炒作，把期望值无限提高的老路；一些发达国家过去过于注重向中国、印度施加压力的做法可能要调整。

　　不过，他同时认为，气候谈判的三个基本点不会改变：各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将会继续寻求合作；“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将继续是矛盾主线；作为气候变化的受害者，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将会继续捍卫自己的发展空间和权益。

　　本报记者继续问道，你今后怎样面对一些人在气候问题上对我国的误解乃至曲解？“我现在考虑的已经是捷克问题了。”他说。

　　有趣的是，捷克总统克劳斯是一位不相信气候变化的经济学家，曾著书抨击气候变暖学说。也许，对于庆泰来说，气候变化这一话题将继续留在他的工作日程表中。

　　(实习生董小红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