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坎坷“绿”途：先救国，再误国？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孟登科 特约撰稿 朱婧一 王清

　　发自日本东京

　　中国崛起的十年，和日本“失去的十年”，在2010年8月，终于有了最直接的碰撞：中国的经济总量首次超越日本，位列世界第二。

　　日本遗憾，中国警醒，但数字上的高下，并不足以概括全部事实。

　　在绿色浪潮来袭的今天和未来，我们究竟超越了日本什么，又落后了日本什么，依旧值得追问。

　　南方周末记者为期半月，深入日本社会，遍访各界，还原真实的中日差异。“超日之思”专题将以上下两辑的篇幅，超越数字高下，聚焦日本在环保、低碳等绿色领域的成败利弊，以资后来居上者中国借鉴。

　　低碳经济实现的目标不能只是经济上的增长，还要为人民生活水平的真正提高服务，实现低碳的同时，还必须控制失业率过高，而现在，“世界范围内找不到做得很好的国家”。

　　“环境立国”曲折

　　中国如今面临的许多环境污染问题，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也曾发生过。

　　当时日本以水俣病为代表的四大公害，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最为突出。曾经的日本，和中国一样走着以经济发展为先的策略，对于制定产业公害等对策一直持消极态度。日本政府最初在厚生省设置负责公害问题的专家还是1961年，而即便厚生省环境卫生课的这名负责人在“公害问题”之外，还必须承担理发、美容院的指导监督和公共浴场的监督之责。

　　这种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工作安排，恰恰体现了当时日本社会对环境的认知水平。

　　1967年，日本公害基本法得以出台，国会在1970年集中审议了公害的对策，在众所周知的“公害国会”(由于主要以公害问题为议题而得此名)上，制定了多项法律约束，环境治理始步入正轨。

　　今天，四十年前的“公害国会”被冠以日本经济转型开端等标签意义，事实上，这一变化多源于民众的强烈批评。而日本政府的立场亦一直在约束环境和发展经济中摇摆不定，这构成了日本政府之后二十年间推进环境政策的真实逻辑。

　　1970年，时任日本首相的佐藤荣作说，防止公害的同时必须考虑到机构及发展，不能因努力防止公害，而使企业面临倒闭。这其实是当时日本政府和经济界对于环境政策的普遍担忧。对现时中国而言，这样的声音不曾陌生。

　　幸运的是，迅速而来的环境改善增加了日本人坚持环境约束的信心，也让政府无从后退。“公害国会”之后，日本的环境问题迅速得到改善，烟煤、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等环境指标均有明显下降，日本一跃成为治理公害最先进的国家之一。

　　1990年出任经济团体联盟会长(被称为掌握日本经济命脉的经济组织)的平岩外四开始对日本经济界卓有贡献的改造，他凭借领导力使经济界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经济界出台了企业行动宪章，以自身主动约束来应对外部批评。此时环境议题才真正步入政府、企业和民众相对良性互动的轨道。

　　在众议院议员河野太郎看来，日本经济转型肇始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源于两个动力：1960年代的公害问题，促使政府颁布很多法律，这对企业是法规上的动力；而1970年代的两次全球石油危机，使得对石油依存度较高的日本企业有了经济转型的动力，迫切节省能源成本。两者共同发挥作用，缺一不可。

　　1990年代，日本爆发著名的次贷危机，再次触动了日本社会对于经济转型的探索。这时的日本开始把发展绿色经济作为一个正式选项来提出，循环经济、环境立国，包括后来的低碳经济无不发端于此。

　　难挽“失去的十年”？

　　尽管日本学界当时对绿色经济的内涵存有争议，但大多数人认为，绿色经济是日本经济转型的杠杆之一，日本在节能、低碳方面的努力也延续至今。

　　40年前，日本应对第一次石油危机时，还没有低碳概念，“但日本当时的做法就孕育了这个含义，那时叫低石油、低能源，现在可以包括在低碳范畴之内。”河野太郎说。

　　先发优势使得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日本的环保产业、节能技术、新能源利用等都领跑于世界。

　　但这却无法解释，整个1990年代，日本在上述领域保持着较高的竞争力的同时，经济数据则一蹶不振，被认为是“失去的十年”。

　　在河野太郎看来，原因在于政府推动经济转型并不彻底，在众多传统产业领域仍刻意保护落后，最终拖累了经济。

　　他举例说，以日本航空为例，去年就该破产了，按照市场规律，没有竞争力就应该退出市场，但政府受制于选票的考虑，没有果断措施，却用财政进行补贴，勉力支撑，实际上对日本的航空产业并没有任何帮助。

　　可堪佐证的是，日本国土交通省规定，东京的羽田机场飞国内航线，成田机场飞国际航线，这使得九州的市民想要去洛杉矶，就得先飞到羽田，然后转车到成田国际机场，再飞洛杉矶。河野说，对民众而言，与其这样，还不如直接坐飞机去韩国仁川机场，然后直飞洛杉矶，所以国土交通厅的这一规定，实际上裨益的是韩国经济。

　　在保护部分落后产业的同时，低碳经济的推进也遭遇前所未有的压力。2009年，首次执政的民主党党首、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在联合国承诺，日本将在2020年达到减排25%的目标。

　　此前，自民党执政时期首相向外界最高承诺也只是8%，日本自民党政策调查会顾问、前众议院议员岩国哲人分析说，自民党奉行只做不说。而鸠山由纪夫更多是为了给外界树立好的形象，才会公然承诺25%。

　　现在看来，这或许是首次执政的民主党竞选公约里唯一阵地，也是民主党唯一能保留颜面的地方。民主党在竞选之初提出的高速公路收费改革、儿童补贴等议题，都已或被搁置、或被修改。

　　在京都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植田和弘看来，撇去党派竞争的政治因素，未来唯一能给日本政府以信心的，就是至今领先的绿色低碳技术，与其他国家相比，这确实是日本率先完成向低碳社会转型的优势所在，但只有这些，远远不够。

　　“25%的目标是误国”？

　　日本能否复制上世纪70年代的成功转型以确立世界经济领导地位的经验，来完成其在低碳领域的最后一搏，则充满变数。

　　不可否认，日本是使用能源最有效的国家，人均消耗的石油只有美国人的一半多，自1973年以来，日本的工业产量已经增长了3倍，而生产部门的能源消耗却大致保持不变。由于政府实行所谓“最优产品计划”，不断提高能效标准，日本家庭的能效比美国家庭高出一倍。

　　但京都大学教授植田和弘仍坚持认为，日本距离低碳经济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光有技术和能效，还不能说是真正的低碳经济”，日本在很多方面仍依赖使用化石燃料。

　　而且，日本因无法兑现《京都议定书》的减排承诺曾一度失信于世界。

　　自1990年以来，日本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实际是不降反升，它引发的思考甚至波及了世界的信心：如果连极端注重能效的日本都不能达标，那么世界其它国家还能有什么希望？

　　岩国哲人的担心是，一方面是企业，包括电视、汽车等传统产业，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制定这样的目标太高了，企业没有承担能力；同时，俄罗斯、美国等排放大国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给予明确支持，单靠日本是很难实现的。

　　日本如果实现25%的减排目标，这意味着它需要把太阳能发电量提升55倍、新车销售量的90%、车辆保有总量的40%的汽车需要变为混合动力、新建住宅100%要进行保温处理，过去的住宅也需要进行100%的改造，日本经济界认为这是不可完成的任务，“25%的削减目标是误国。”这是经济界对民主党政权的一致批评。

　　在植田和弘看来，更大的挑战还在于日本发展低碳经济的产业基础很薄弱。1985年后日元被迫升值很高，日本企业不得不往国际化发展，这是选择方向上的错误，正因为企业外迁，没有在国内改进，所以产业空洞，形成了泡沫经济，“经济问题的解决和低碳发展应该共同解决才是理想的”。

　　岩国哲人则提醒，日本目前的首要问题是经济低迷、失业率增高，优先解决经济和雇佣政策的问题，还是环境政策问题，这对民主党是个考验。

　　这其实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低碳经济实现的目标不能只是经济增长，还要为人民生活水平的真正提高服务。实现低碳的同时，必须控制失业率过高，而现在，“世界范围内找不到做得很好的国家，这也是大家不那么欢迎低碳经济的原因。”

　　“还有一个就是核能的利用问题，”河野太郎补充道，“日本因为减排压力，所以制造了大力开发核能的借口。核能明明不是一个清洁能源，但还是被宣传为清洁能源。过去太阳能发电，日本世界第一，但现在的投资都从太阳能转向了核能，所以太阳能发展就不如中国了。日本的地热资源也很丰富，但是怎么利用地热资源，政府也没有具体的做法。”

　　谏言中国转型

　　尽管日本在低碳经济的探索上喜忧参半，但毫无疑问，这几十年来的转型努力已经足以给中国以启发。

　　在植田和弘教授看来，日本在1970年代克服环境公害和石油危机这双重困难的努力更值得中国借鉴。中国正在面临综合性的课题，一方面要跟着国际步伐，实现二氧化碳减排，同时国内的污染问题仍然严重，再加上医疗、教育等公共问题困扰，所以解决道路会是非常困难。“世界上没有成功的范例可供中国借鉴。”他说。

　　好处恰在于，中国可以利用世界上最先进的绿色技术。不久前，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就曾公开表示，要向日本学习低碳技术。

　　岩国哲人很看好中日两国在这个领域的合作前景，“日本是亚洲最有钱的国家，中国是亚洲人口最多的国家，所以我一直倡导，日本一定要向中国提供技术。”当然，岩国哲人的实际考虑还包括，这其实也为日本提供了市场和利益。

　　“但光有好的技术是实现不了真正的环保社会的，还要学习日本的法律和政策。”植田和弘称。

　　他提醒说，中国推动低碳经济的优势在于中央政府强硬的财政和决策推行能力，但光有这些还不够，没有企业和国民的支持，低碳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

　　(感谢日本新华侨报和东亚环境信息中心对采访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