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广丰：国家环保总局环评司巡视员

　　垃圾问题的解决首先在于它的减量化，怎么减量？我觉得我国在减量化这方面做得是最不够的。第一个是过度包装。比如又快到中秋节了，月饼送礼又开始满天飞了，从月饼盒子的包装，就可以看出来多少城市的生活垃圾是由于过度包装造成的。

　　再有一点，是餐饮的浪费。健康的饮食就是七八分饱，可现在北京越是高档的饭馆门口越是车水马龙，官员也好、商人也好、企业家也好，对浪费是见怪不怪，眼皮都不眨。有时候吃掉的饭菜可能只占点菜的20%，大多数都是被浪费的。这种风气不转变，怎么垃圾减量化？怎么节能减排？

　　第三，非理性消费。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消费行为，可能在时尚文化、商业文明的引领下走上了一条歪路。消费心态不是满足自己生活的日常需要，而是图一种快感。这些都导致我们的垃圾减量不了，或者减得很少。

　　世上本无垃圾，只是资源放错了地方，就是资源错位。如果资源都能够利用到位，我们从源头上做到理性消费——这些行为我们能做到了，我们才有资格说垃圾减量化。

　　李军玲：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城市社区项目负责人

　　我们地球村在1996年开始推动社区居民的家庭源头垃圾分类，一直走到现在，我们也总结出来一条经验。我们认为，垃圾分类不是一个目标，循环再利用、末端处理才是我们垃圾最根本的方向。

　　地球村这么多年都在干什么呢？首先是倡导绿色生活，培育绿色社区。我经常去社区给居民做一些讲座，从家庭就开始垃圾分类，建立和传播一种从资源到资源的概念。我们希望能用自己的宣讲，让广大的公众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生活方式。我们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让公众参与到垃圾分类的运动当中来。

　　垃圾分类实际上是一场人民战争，是要靠全民来实行。我们通过倡导绿色生活，培育绿色社区，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让他们从小事情做起，在不知不觉中改变自己人生的价值。

　　郑也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全国著名社会学家、博士生导师

　　如何减少垃圾？关键在减少。关于减少垃圾，我谈几个思路。

　　一个思路是制度革命，要收费。收谁的费？一是收消费者的费，二是收生产者的费，消费者的费难收，生产者的费好收一点。所以我认为比较聪明的做法是把重心瞄准生产者，这些商品是你制造出来的，你要负责回收。我提的路数就是，一件商品报废成为垃圾的时候，生产者就要给一笔钱来回收这个垃圾。

　　再一个是包装革命。有一本书叫《垃圾革命》，举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说包装不是越便宜越好，是越贵越好。易拉罐的材料是铝合金，挺贵的，所以都被收走了，卖钱了。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就包装而言，要追求用贵一点的材料做，这才能保证重复使用，才能保证再生。

　　再下来说商业革命。这种商业革命，就是人们跟一个商家形成永远的服务，建立这样一种制度。举例，我不用买家用电视，我是买家里终生的看电视的使用权。我给你1万块钱，我们家一辈子看电视，东西坏了你就来管，靠这个东西让企业不是老想推出一个新款式，老是不断换代来追求利润——这样，就从商业源头控制住了不必要的浪费和垃圾。

　　周孝正：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著名社会学家

　　现在动不动我们就讲科学，其实科学只能解决求真，不能解决善恶，也不能解决美丑。美并不是科学，美是对社会公正的内心追求，是对美好人生的内心寄托。

　　垃圾与文化也是一个美育的问题，就是以什么为美，以什么为丑？我把它理解为一种信仰，一种对大自然的心灵仰慕。

　　垃圾与文化，就是在追问我们的精神家园在哪？我们必须要再传承一种文化，中国有2000年的儒家文化，这种非常深厚的文化传统，就是以骄奢淫逸为耻。谈到垃圾与文化问题时，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反躬自问，你到底以什么为荣，以什么为耻，以什么为美，以什么为丑？

　　所以垃圾问题，最后就是一个文化问题，也就是你到底想怎么样度过自己的一生的问题。

　　梁平：《环境与生活》杂志社执行总编

　　在理论上，很多专家说得非常好，让我特别受启发。刚才郑也夫提了很多解决方案，这种解决方案，也许有的有点超前，但确实能给人很多启发。

　　我记得采访过一个台湾专家，也是垃圾分类专家，他说两岸都是中国人，坏习惯都一样，既然台湾今天能做到垃圾零废弃，资源全回收，我相信大陆人也能够最终做到。当然，我们可能必须非常乐观才行，可能这个路还很漫长。

　　我是一个操作性的人，总愿意从操作层面考虑垃圾问题，但今天听到这么多专家从理论上，从文化的角度把垃圾问题说透了，说到位，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刘明：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行政学院教授

　　我对垃圾问题一直很关心，但是也是非常悲观的。为什么这么讲呢？我跟梁从诫先生很熟，跟他也交流过。从梁从诫先生搞NGO，搞环境保护，到现在大概有20年时间。这20年间，中国垃圾积累的速度快，还是垃圾处置的速度快？我看是垃圾积累的速度快，并且越来越严重，没有得到消解。

　　垃圾危机源于西方的消费主义，而在西方，消费主义已经走到顶了，必须要解决了，所以西方的绿色组织，后工业时代，声浪很高，观念也深入人心。而在中国，我们的消费主义、GDP主义还在往上蹿，全民都拜金，全民都拜GDP。人家到拐点了，我们还在往上走。

　　第二，我们政府强势，民间弱势。在中国，政府强势的事情都比较好办，但是垃圾问题，垃圾危机，垃圾围城，垃圾围乡，政府这个事能不能处理呢，我还展望不到这一点。所以这个东西要靠公民社会，要靠NGO非政府组织一起来出力。

　　但是我们现在的NGO不发达，公民社会还在雏形，这给我们的垃圾处理带来很大的麻烦。

　　曹增节：杭州市品牌办副主任、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垃圾与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我有个感觉，就是我们这个会议的规模太小。现在我们对垃圾对城市的影响，对垃圾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应该大声疾呼。在垃圾与文化的关系之间，传播非常重要，要把我们的理念，要把我们行动的计划，向全社会进行有效的传播，要发出我们的声音，让这个世界听到有这么一种非常严肃的、牵扯到每一个人的、涉及到未来的声音。

　　我们要影响有影响力的人，而不是针对于一般的老百姓，要影响那些高官，要影响那些城市的管理者，要影响那些大财团，要影响那些大富人。环保的意识，垃圾处理的意识，在中国已经走过了十年、二十年的道路，但它的成效跟预设的还差得很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把声音直接传播到那些有影响力的人那里。

　　我们的强势政府，作为一个城市的管理者，他为什么要来关心垃圾，他有什么动力来关心这个事情？我觉得最有效的一个手段就是考核。我们讲绿色GDP，中间能不能增加一个跟垃圾处理有关系的指标，一定要建立对这些官员的约束机制。道德是重要的，感情也是重要的，但是我觉得对于社会管理的现实来讲，要法治。我觉得应该建立对官员考核的绿色指标，应该建立约束机制，建立一个比较好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王翼奇：中国辞赋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辞赋学会会长

　　我们现在大声疾呼垃圾文化，那肯定跟诗要有关系，因为诗可以变化人的内在气质。一个高华大美的人，他当然不会乱扔垃圾。孙博士提到“河阳一县花”的潘岳，潘安是美男子，他不但形体美，也有内在美，他才会在河阳种花种树，做这么美的一件事。

　　杭州是一个诗词之都，曾有两个大市长，都是诗词大师，一个是白居易，一个是苏东坡。白居易的《忆江南》，江南多美。苏东坡在《饮湖上初晴后雨》中有一个天才的联想，从西湖联想到西子，这个比喻也非常美。现在杭州申遗成功了，杭州是天堂，但是杭州市民的气质上去了吗？内在的美有了吗？这个很重要。我刚才不断地强调变化气质，升华人的内在美，垃圾减量，不妨从改变人的内在美，变化人的气质做起。

　　骆宏：杭州市五云山疗养院院长，心理学博士、副教授

　　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垃圾与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如何围绕垃圾文化，激发一种积极的情绪？这是我思考的主题。

　　我有个反省，我们坐在这里呼吁，到底能影响什么？我们心理医生很难做，上一堂课可以赚很多钱，但做一个咨询，要让人家发生行为上的变化非常难。

　　我今天在论坛上也听到了这样一种情绪，就是严厉的、忧虑的和无可奈何的情绪。我们每次在讨论生活问题、社会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最后都是以这种情绪来收场，收完场以后我们大家还是该干什么去干什么。

　　而我是一个心理医生，别人付费给我，我必须要去处理他的问题，我必须思考到底用怎么样的咨询方法、怎么样的心理疏导才能让一个人的行为发生变化？

　　我把现在我们国家让一个人行为的变化归纳了6个字，叫“威逼、恐吓、利诱”——这是一个误区。如果我们想推动持久的变化，不能停留在意义、历史上，不能变成忧国忧民的事情。

　　在垃圾问题上，我们要营造一种舒适的、放松的气氛。我们要把垃圾与文化打造成一种时尚去影响年轻一代。我们要让年轻人觉得，我环保，我时尚；我环保，我让别人羡慕。同时我们要让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来引导这个时尚。在垃圾、环保的事情当中，要让不同的人群体会到不同的积极情绪，体会到垃圾与文化中的时尚感。只有时尚，它才能引领潮流。

　　洪丽华：浙江省歌舞剧院合唱团副团长、青年指挥家

　　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垃圾与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在文化解围的道路上，我认为是不能缺少音乐的。它符合一个规律，用美来美化我们生存的社会环境。我们改造环境，不正是一种审美活动吗？我们追求环境美，创造环境美，不就是为了自身和谐发展吗，不就是为了我们和子孙后代获得幸福美满的生活吗？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文化是我们追求环境美，创造环境美的一条必胜之路。

　　中国垃圾事业打破围城的高峰体验，要靠文化先行，先知者先行。这个世界从来都是先知先觉的人领导后知后觉的人，再开发不知不觉的人。所以我在想，作为中国垃圾事业的先知先觉者，我们应率先走入围城，并带着各自不同的文化武器，带领围城里的人走出来，同时也吸引更多的民众走进围城，并最终打破围城，实现中国垃圾事业的高峰体验。

　　蔡树农：《美术报》书法周刊主编，西泠印社社员

　　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垃圾与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地球是因人类更美妙了，还是因人类提前遭遇了危机？人类应不应该称作万物的主宰，人类在大自然的浩瀚进程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说人类渺小，她创造了多少奇迹，说自然伟大，经人类无节制的疯狂蚕食，自然正日趋暴露出不自然的不和谐的脆弱。天人合一的愿景尽管一次次被提及肯定，但适宜天人合一的自然条件却一天天滑向深渊——谁能拯救人类，谁就能拯救地球！

　　破坏是容易的，报复是容易的，一刹那，一眨眼，山崩海裂，家园尽毁。重建则是重负，难以一蹴而就，有些东西失去了会永远失去，不要说重建，重温都是问题。根本方面，人类不可能是自然的对手。

　　“人有性灵。草木亦有性灵。大自然的美是纯净的，极致处，可以用来疗人之‘毒’；然而，这种美也是脆弱的，又是容易被人污染的。”一位画家朋友如此忧郁地忧患。

　　污染的结果是产生垃圾，垃圾遍野、垃圾围城、垃圾泛滥，精神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活的垃圾像躲不过去的瘟疫警示人类处处当下留情。保护地球—地球污染，情何以堪？

　　人类需要有未来，地球需要有未来，未来的彼岸闪烁蓝色的星光，她可以清洁人类的灵魂，可以荡地球的污浊。彼岸之蓝，渡一切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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