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的吉普车

2001年春节，扎巴多杰的妻子和儿子到保护站看望志愿者。

　　“野牦牛队”28名队员中的24人被归入管理局，其中3名正式工、21名临时工。这些队员大都安排在了青藏线上的各个保护站，被志愿者封为“站长”的索南达杰保护站常务管理人员之一的扎多也是“野牦牛队”队员。扎多全名是扎西多杰，1978年出生，治多县索加乡人，1995年初中毕业加入“野牦牛队”，多次深入可可西里腹地与盗猎分子做生死搏斗。他说他的哥哥和索南达杰关系很要好，每次索南达杰巡山或到索加下乡，都是他哥哥带路。

　　有一天夜里，我和扎多踡在床聊天，他突然特别认真地问我：“你知道98年我们在这里建站的时候，最爱唱的是什么吗？就一句！”看到我怎么猜也猜不中，他蹦下床，目光炯炯地边挥拳边唱：“该出手时就出手啊！”原来是刘欢的《好汉歌》。扎多似乎不过瘾，又蹦又跳地唱了好几遍，很难想像他是沉浸在当年弛骋高原、除盗灭贼的豪情中，还是在发泄另归他门、无所适从的郁闷。

　　当时，在公开场合谈论“野牦牛队”已经有些不合时宜，而提到索南达杰保护站竟也难免尴尬。管理局工作人员对我说，在撤消合并“野牦牛队”时才发现，索南达杰保护站不是西部工委的，而是民间环保组织绿色江河建立的。在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明显感觉到，索南达杰保护站的去留也开始成为提到议事日程的话题了。才嘎局长在繁忙的工作中接受了我的采访，并在管理局食堂请我吃了工作餐。他快人快语，对很多问题都不避讳，包括索南达杰保护站的去留。他认为，第一，绿色江河注册地是在四川，在青海设置机构没有取得青海民政部门的许可，这是不合法的；第二，根据保护区管理条例，在保护区内开展包括科研在内的活动必须要征得管理局乃至上级部门的同意。

　　这个时候，我才开始意识到，我来到这里不是采访，而是在履行报名义务。领导出面可能并不因为我是NGO的志愿者，而是一名警方的记者。这个时候，我才开始意识到，这一路很多打量我的目光，不光是因为这里还没置换的99式警服，可能更多的是身份以及身份背后更多的东西。

　　人们的视听在很多时候是很单一的，在藏羚羊的反盗猎的新闻传播中，我同样只是看到了很少的一个侧面。今天写稿时，我意外地在电脑的文件夹中检索出了一篇公开信，是梁从诫就保护藏羚羊、支援野牦牛队的问题写给胡佳的。想不起这封信当时我看没看、或者是看没看明白，现在看来，梁先生等人早就看得很透彻了。

　　2003年1月1日，索南达杰保护站移交给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统一管理。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三

　　6月1日早晨，勘测青藏铁路的铁一院的一行4人来到保护站来看望志愿者。谈话间，我发现保护站西南前方1公里左右，4个人从货车上奔下路基，几只护雏的斑头雁欲飞又止。我们坐上铁路方面的“切诺基”呼啸而去，当场逮个现行，缴获幼雁3只。非法狩猎者是西藏安多县道班的3男2女，东风车车门两边还喷有交通部奖及“天下第一道班”字样。经过紧急商议，决定由扎多和高兴押着3辆货车前往10公里外的楚玛尔河保护站，毕竟他们才真正具有执法权。

　　不久，扎多等人和楚玛尔河保护站的林政人员更尕返回。由狩猎者出了40元(2分钟)的海事卫星电话费，更尕向才嘎局长电话请示后，决定将狩猎者带到格尔木去。由于斑头雁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据更尕介绍，非法狩猎者达瓦才仁触犯了刑法第364条，可能被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但鉴于其犯罪情节不太严重，并且认罪态度端正，根据《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第35条规定，应处以3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更尕认为处以罚款5000元即可放人。第二天上午，狩猎者司机到保护站取车，告知结果“罚款200元”。

　　就是这样一起事件，志愿者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也有不同争议。对于3只幼雁的去留，余玲执意放归自然。更尕则认为与其放生，让其自生自灭，不如当作证据带到管理局，让局长和杨欣来处理，其他人则表示同意。对于抓捕中的揪打以及后来狩猎者下跪求情，余玲后来提出不该当着他们4岁儿子的面：“今天肯定是孩子最难忘、最恐怖的‘六一’儿童节。”扎多反驳：“那3只幼雁过的什么样的儿童节？”

　　情与法可能真得很难交融。记得扎巴多杰书记当着电视镜头讲述了一段往事，在一次巡山中，“野牦牛队”陷车多日，备用粮食已经耗尽，又没有外援。这些爬冰卧雪，风餐露宿，渴了就喝车辙压出的泥潭雪水的汉子全都精疲力竭。为了活命，扎巴多杰毅然把枪口对准了一只藏羚羊，他相信自己的枪法不会伤着其他藏羚羊，他相信自己的眼力选择得是没有幼羚的藏羚羊。但是，能端起枪、能当着镜头说出这段旧事，是需要何等的勇气！有谁，又能说得清罪与非罪？

　　2001年3月16日，“野牦牛队”8名队员被捕，原因是“涉嫌贪污”。他们在1998年将巡山查获的藏羚羊皮卖掉后，补发工资，人均分得4000余元。其实，所有涉案人员在当时已被行政处分，并已还清所得款项。当下，有4人被保释，在押的4人可能会以“倒卖枪支”等罪被起诉。在走访一些队员的家属时，靳炎祖(在押)和尕仁青(在押)的妻子无助地直抹眼泪。我们听说，涉嫌队员和当年他们抓获的盗猎者关押在同一看守所。涉嫌队员身处其中的感受我们不得而知，队员家属说心里很不是滋味，而且这还会助长盗猎者的嚣张气焰。

　　此时，再看“野牦牛队”旧址早已物是人非，尘封已久的办公室玻璃大门已被砸了个大洞，大红对联“藏羚羊保护神”也被撕得七零八落，墙上的“拆”字却依晰可见。中国环保最高荣誉——“福特汽车环保长城奖”没来得及兑现，30万元的奖金变成了尕仁青(在押)家中墙角的一张空头支票样票。靳炎祖(在押)家中挂着一幅《长相思》填词书法，这是一位记者在中央电视台新千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看到“野牦牛队”身影后的即兴填词，从北京寄赠。靳炎祖听到“野牦牛队”被撤消的消息后，把字画从单位拿回家里，他说：“这算贪污，我也认了。”

　　已经记不清是今年什么时候扎多给我来的电话了，他的话很短：“我要回索加了，那里才是我的家。”从此，杳无音信。

　　在索南达杰保护站时，扎多喜欢韩红的《家乡》，他在唱时特意把“日喀则”改成“索加乡”。

　　凄美的旋律常常萦绕在耳畔，还有那反复吟唱的：

　　唵嘛呢叭咪哞——

　　唵嘛呢叭咪哞——

　　文章选自《亲历可可西里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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