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有关《世界幸福感报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下简称“《报告》”)的中文报道，强调“中国幸福指数仅排世界112位”，而该《报告》中实际不存在这一看法。这里要进一步指出，这些报道可能忽略了一个真正重大的事件，遮蔽了《报告》本身及发布《报告》的会议的真正意义。这个重大事件即：在今年6月有超过120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的“里约+20”峰会(下简称“峰会”)上，联合国将推出以“幸福”为中心的经济新模式，以代替当前“不可持续的”GDP中心模式。而《报告》实际上是为峰会准备的讨论框架。

　　“联合国历史上最重大的活动”

　　《报告》4月2日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一个高级别会议上发布，联合国官方的新闻通稿将会议名称译为“幸福和福祉：界定一个新的经济模式”会议(Happiness and Well-Being: Defining a New Economic Paradigm，以下简称“会议”)。根据会议邀请函的介绍，该会议是一个“确定新型可持续的经济模式之历史步骤”，目标是研究如何建立一个以人类幸福(happiness)和福祉(wellbeing)为导向的新经济模式，以代替当前的“建立在不可持续基础上的失调的经济体系”。

　　此次会议是将于6月20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里约+20”峰会的预备会议，会议的有关成果将为“里约+20”峰会提供框架。而联合国官网的“里约+20”峰会主页称，此次峰会“预计将是联合国历史上最重大的活动”。

　　“里约+20”峰会即“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与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正好时隔20 年。为纪念1992年通过的《21世纪议程》这一历史性事件，这次峰会被命名为“里约+20”(Rio+20)。联合国称，此次峰会将成为2012年全球关注的焦点，届时将有超过120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这次大会，同时吸引数万名非政府组织领导、专家、媒体社会各界代表，与会人数将超过5万人。峰会秘书长是来自中国的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

　　综合有关信息，《报告》的实际背景为：联合国将在“里约+20”峰会上向各国领导人推出以“幸福”为中心的新模式，以替代GDP导向的经济模式，将推广“GNH”(“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的缩写)核算体系来取代GDP，为此已于2011年7月启动筹备工作。4月2日的“幸福和福祉：界定一个新的经济模式”高级研讨会，即这10个月以来的阶段性成果总结。研讨会由不丹政府作为召集方，不丹政府此前邀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及杰弗里·萨克斯教授主持撰写了《报告》供会议研讨。

　　为了推进能够替代GDP中心框架的“幸福新经济”框架，就必须回答“新框架应包括哪些指标”、“这些指标应如何测度”、“这些指标的规定性范围应如何确定”之类的问题，这就需要有人对“幸福”这个语义庞杂含混的问题做综合研究，提出一些测度该问题所应该考虑的指标，这正是《报告》的任务所在。

　　会议的议程包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讲话、不丹总理和哥斯达黎加

　　总统在内的官员讲话以及一个以《报告》为中心的学者研讨等。潘基文讲话称，GDP长期以来一直作为衡量经济和政治家作为的标杆，但它未能考虑社会和环境为了这种GDP长期增长而付出的代价。世界需要一种“能够将经济、社会和环境统筹考虑、平衡发展的新的经济模式”。潘基文提出了“全球幸福总值”概念，以此作为统合经济、社会和环境综合发展的总框架。之所以由不丹政府召集会议，是因为不丹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就将国民幸福置于国民收入之上，针对GDP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GNH的概念，这可以成为一个样板。而为了把“幸福”纳入到统计体系中来，英国统计已开始尝试增加相关的调查，欧盟委员开展了“国内生产总值和更多参数”的项目，经合组织(OECD)则制定了衡量福祉的方针。

　　根据会议的官方说明，联合国推进幸福中心的新经济模式日程表为：在“里约+20”峰会上推动世界各国达成“走出GDP中心”建立“GNH导向模式”的共识；到2014年，要建立起一套可供操作的指标体系并举行一个大会宣布各国已经达成对指标体系的共识；2015年，GNH中心的指标体系要落实到各国，“新经济模式”在世界范围建立。

　　会议的邀请函则称，2014年的大会将在“布雷顿森林会议70周年”之际举行，这句之后则意味深长地用了一串省略号“……”。笔者认为，这暗示联合国的用意在于，以“新经济模式”为框架代替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的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框架。

　　这样，从20世纪70年代的不丹发轫，经过2009年“萨科齐-斯蒂格利茨委员会”的鼓吹，以及2011年英国、欧盟及中国一些地区的统计指标试探，“幸福新经济”终于将“修成正果”，被联合国奉为正宗了。不过目前来看，联合国只是需要有人对既有的“幸福”研究和实践做个综述，并且评估一下得失，《报告》承担的就是这个角色。

　　幸福的第一要素是工作

　　对联合国来说，《报告》是关于如何制定框架的讨论提纲，以联合国内部的参与者为主要对象，目的是提出问题而非给出答案，更不会做跟目标毫无关系的“排名”，也没有将其发布的意愿。《报告》的发布只是在萨克斯任所长的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网站。《报告》作为“联合国历史上最重大的活动”的讨论提纲，其真正内容是什么，又是如何展开的呢？

　　《报告》标题使用的“Happiness”一词强调的是“主观的快乐”，意思接近中文的“快乐”；会议名称中的“well-being”含有“福利状态”的意思，相当于“被(你的客观处境)决定的福利状况”，与人际关系及健康状况等客观因素有关，大致相当于中文“境况”的意思“境况”既有客观的“处境”之意，也有受到客观处境影响的主观“心境”之意。为准确阐述《报告》内容，这里将“happiness”和“well-being”分别译为“快乐”和“境况”。

　　《报告》没有自己的一手数据，只是对一些重要的调查进行了综述。《报告》通过综述得出，造成人们不快乐，即痛苦感(misery)的头号因素是失业。《报告》认为，失业会对人们的主观境况造成突然的惨重打击，只有通过重新就业才能恢复，这种打击的惨重程度只有生离死别才能与之相比。失业对人们的主观境况造成惨重打击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地位的沦丧感，其中的主导因素是自尊心的打击和工作社交的丧失。

　　因此，为了提高社会总的快乐水平，就需要尽可能实现充分就业。如何才能实现充分就业呢？显然这需要建立在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基础上的经济发展。美国《福布斯》杂志对《报告》的报道认为，这里存在一个悖论：目标是走出GDP中心主义，然而却要通过提高GDP的方法去实现！无怪乎《福布斯》杂志打趣称，萨克斯是否会说：虽然这是我写的，但是我不同意其观点！

　　实际上，《报告》真正要探讨的是“哪些因素影响快乐/境况水平的高低”，并且得到一个很纠结的发现：促使人们更快乐的事情也在促进经济增长，但促进经济增长的事情未必促使人们更快乐；导致人们更痛苦的事情也在妨害经济增长，但妨害经济增长的事情未必导致人们更痛苦。

　　《报告》认为，影响人们快乐/痛苦水平的因素可以分为“外在因素”和“个人(内在)因素”两组，分别对已有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从而给出一些方向性的判断。

　　外在因素组包括收入、就业、社会资本(社区与治理)、价值/宗教等四个要素。个人(内在)因素组则包括心理健康、生理健康、家庭、教育、性别年龄等五个要素：

　　需要指出，以上9个要素其实是《报告》通过对以往调查数据的分析概括出来的，是对于下一步制定指标体系工作的参考建议。至于说基于这些要素的调查统计，则根本还没开始做，当然更不存在基于这9个要素的调查得出的“幸福指数”，更别说排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