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员林晶晶

　　在石首天鹅洲保护区，胡良慧主任就着保护区区域地图给我们介绍了天鹅洲保护区的概况，从地缘政治方面看，保护区的管理就存在着严峻的困境。地理上，天鹅洲故道水供养着50万人口，日用饮水、农田灌溉都指望着这条故道，相邻两村村民还曾因用水问题而动过干戈。而自98年三峡水坝建成之后，水温大幅度下降，天鹅湖故道每年只有7、8、9月才有可能与长江相接，这还是降雨理想的情况，因此长久以来天鹅湖故道成了一个无法自发循环的死水区，水体无法自净，水质大大下降。此外，旱期裸露出来的湿地又被普遍为生计发愁的转产渔民开发来作农田，农作物种上以后，村民就再不愿意大坝主动防水提高水位了，因为那意味着他们的农田将被淹没。还有，现在村民的主要农作物是水稻和棉花，最明显的还是大片大片的棉花田，棉花的种植不仅要求灌溉大量的水，还需要使用大量的农药，这些农药又会被或吸收，或排放到天鹅洲故道里，使得水质更加下降。虽然是这样，毕竟还是属于保护区的水体，据我们观察天鹅洲故道的水质还是明显比非保护区江水段要好(据说属于二级水体)。

　　水质问题是一方面，周遭村民的生计问题更是影响保护区治理情况的关键因素。保护区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故道的捕鱼活动，类似炸鱼、毒鱼、电打鱼、“迷魂阵”等极端的捕鱼手段容易造成江豚的伤亡，然而天鹅区故道周遭的村民本来是主要靠渔业维持生计的，政府勒令其转产的手段却显得生硬又缺乏成效。通过对渔民(包括现任渔民和已经“转产”了的渔民)进行一番沟通，我们就能了解到普遍的转产措施是每人分“一亩二分田”，通常耕作的都是中老年人，而年轻劳动力则鼓励外出务工。有渔民明确表示转产之后的年收入明显下降了。虽然有村领导宣称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15,000元，生活水平中等偏向，却有渔民私下表示以往能捕鱼的时候年收入也不过8,000元，而且现在还差了些，另外还有已转产的渔民表示政府一直保证的相关转产补偿措施拖了许久都不见落实，而且可能还将无限期地拖欠下去。

　　尽管政府有关部门、科研机构认识到了保护江豚的重要性，对江豚生活区周遭的村民而言，更重要的却是自己和家人的生计问题。就渔民个人层面而言，是政府突然下令让其转产，迫使他们改变长久以来的营生手段，但又没有提供其他至少同等有效的生产模式。对没有其他更合适的营生手段的他们而言，放着那么多鱼不让捕实在没有道理，而保护环境保护物种多样性这些口号对他们而言实在是空洞无力。

　　事实上，保护区也会进行捕鱼活动的，这种号称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捕鱼活动是经过相关部门许可的，天鹅区故道还人工饲养了一些江豚，喂食用的小鱼也是通过这种手段捕捉上来的。相关领导表示“捉大放小”等措施可以保证这种捕鱼活动是在不影响江豚的前提下创收。事实上，他们还成立了一些公司来经营捕鱼、卖鱼事业，由于天鹅洲故道的环境是经过特殊保护的，水质也相对较高，据称该水体里捕出的鱼肉质会更结实，这种走“绿色渔业”路线的公司希望能在市场上找到立足点。

　　如果能积极利用保护区资源，在保护江豚的前提下创收自然很理想，然而这里面还存在着利益分配问题。由哪些人获得许可“有组织地”进行捕鱼活动，收益又归哪些人这些敏感问题还没有得到回答。

　　不久之前就发生了这么一出事故，有村民因不满保护区限制捕鱼活动的措施而发起暴动，致使保护区的一名技术人员严重受伤。尖锐的矛盾使得周遭村民的敌对情绪日积月累，恐怕在相对不透明的，缺乏监管的情况下出台的地方利益分配方案也愈加刺激村民的神经，对“不公”的敏感再加上经济上的考验终于使得冲突发生。江豚保护区的产权问题和利益分配问题一天不解决，这样的事情仍旧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