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 平亦凡 湖北石首报道

　　位于湖北省石首市的天鹅洲长江故道，是“九曲回肠”的荆江江段上一处并不起眼的急弯，江水至此，向北迂回21公里再奔流向东，百转千回、浩荡入海。

　　1972年夏，汛期的大水将天鹅洲两端的河道冲开，弯道取直，自然“开挖”了两公里航道，从此，长江主干道与天鹅洲故道隔岸相望。每年丰水季节，这座江心孤岛被新旧河道围作“天鹅抱蛋”的形状，故名曰“天鹅洲”。

　　10月16日，“蓝思众享气候变化观察团”在细雨蒙蒙中沿江而上，到达天鹅洲——世界唯一一例成功实现鲸豚类动物迁地保护并自然繁殖的保护基地。

　　早在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天鹅洲故道正式成立“湖北长江天鹅洲豚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天鹅洲保护区)，辖管长江89公里石首江段和天鹅洲故道水域。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对鲸类动物进行迁地保护的地区，保护区虽有名头，但牌子却一直挂靠在石首市水产局名下。10多年来，由于没有人员和经费，保护区也只能沦为一纸空文。

　　2006年，噩耗传来。中外最权威的鲸类专家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后宣布：“白鱀豚可能已经灭绝”，和白鱀豚极为相似的江豚遂进入人们的视线。就是在2006年，保护区正式升级为正处级单位，到2008年，保护区管理权最终由地方政府收归湖北省水产局直接监管。

　　毫无疑问，江豚的迁地保护是成功的。然而，饲养和繁殖成功的背后，江豚保护的可持续性依然面临诸多挑战。

　　“只有迁地保护是成功的”

　　天鹅洲故道的确是迁地保护的极佳选择。

　　每年汛期涨水时节，连接故道与长江的小河口闸可以开闸放水，与长江相通；而枯水季节，滩涂裸露，天鹅洲故道又变成相对独立的半封闭式天然水域。和长江相似的水文环境及捕食条件，加之禁航、禁渔、远离工业污染的生存环境，江豚就在天鹅洲故道快乐地生存下来。

　　“长江主干道、洞庭湖、鄱阳湖中江豚数量逐步减少几乎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天鹅洲豚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主任胡良慧告诉观察团，“但是在天鹅洲故道，江豚迁地保护是成功的。”

　　早在1990年，天鹅洲故道就从长江中引进了5头江豚，到现在已经自然繁殖到近40头。每年，保护区都会有2—4头小江豚出生，这也使得天鹅洲保护区成为世界上鲸豚类迁地保护唯一成功的案例。

　　迁地保护之外，保护区还在进行人工网箱养豚的尝试。2008年来到保护区、已经6岁的“天天”和“鹅鹅”就是工作人员们精心豢养的小家伙。

　　来到安装在天鹅洲故道边上、面积约为200m2的网箱前，正是喂食的时间。拿着小江豚们爱吃的鲫鱼和鲳鲦鱼，“天天”和“鹅鹅”马上游来了过来，它们似乎并不认生，欢快地跳出水面抢夺观察团团员们水中的小鱼，临走时还可爱地舔了舔我们的手。

　　“曾经有专家认为在天鹅洲人工饲养江豚并不可行，但是通过3年的豢养，天天和鹅鹅都很健康。”天鹅洲保护区副主任胡红霞告诉观察团，“6岁已经到了江豚的繁殖年龄，我们希望人工网箱养豚也可以实现成功繁殖。”

　　不过，迁地保护的隐患依然存在。

　　“有人说迁地保护会导致近亲繁殖。”胡良慧说，“但我觉得这不一定是件坏事，通过近亲繁殖实现自然淘汰其实会提高江豚种群的质量。”

　　“极端天气是毁灭性的”

　　事实上，很多时候，常年的迁地保护做得再好，也赶不上一夜之间的极端天气。

　　2008年2月2日，南方地区骤然降温，一夜之间，天鹅洲故道全部结冰，厚度达1-2公分。接到电话，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王丁教授的心凉了一大半。

　　“江豚每隔4秒就要出水呼吸一次，故道冰封，全部江豚随时可能窒息而死。”回忆起当时的场景，王丁依然惊心动魄。

　　保护区20多艘渔船全部出动24小时破冰，连续作业半个多月，基本清理了所有结冰江面。然而，2009年刚开春，漂浮在天鹅洲上的江豚尸体陆续被发现，一共6头，都是伤口感染致死，其余20余头也都有伤痕。

　　“江豚为了呼吸想用背部顶开冰层，因此每只都有受伤。比较严重的无法自愈，到了春天，随着温度上升，伤口感染都感染了。”参与救护的天鹅洲保护区工作人员丁泽良告诉观察团。

　　然而，气候变化对天鹅洲的考验还远不止此。

　　2011年5月，长江大旱，天鹅洲故道的水位由正常时期的31米下降到了29米。更为严重的是，天鹅洲沿岸20万群众的生活用水常年来依靠故道中的江水供给。为了保证生活及灌溉用水，临江的监利县村民加了2个抽水泵从天鹅洲取水，故道水位一度降到了27米的历史最低值，严重威胁江豚生存。

　　“这边石首的村民偷偷停掉了抽水泵，监利村民以为是我们做的，300多人来到保护站把我们的办公楼砸的干干净净。”天鹅洲保护区主任胡良慧叹了口气，“最后，我们和闸口协调，开闸放长江水才缓解了江豚的危机。”

　　“保护区面临三大困境”

　　人与动物的争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在天鹅洲保护区似乎也没有例外。渔民生存与保护江豚的矛盾裹挟着水位的逐年下降、水质的日渐降低，勾画出国家级保护区也不得不面对的无奈困境。

　　早在保护区建立之初，根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相关规定，天鹅洲故道水位在34.5米以下的地区属核心区，34.5米—35.5米为缓冲区，35.5米—36.5米为试验区。

　　然而，1998年长江洪灾之后，为了保证天鹅洲故道沿岸居民的安全，当地政府在联通长江与天鹅洲的水道两端修建了大坝，仅留小河口镇天鹅洲闸一处可与长江相通。曾经汛期涨水季节大量长江水汇入故道的局面不复存在，如今，保护区核心区的水位只能达到31米以下，水域面积也由1998年的5万亩下降到现在的3万亩。

　　“天鹅洲故道的库容量一直在减少。”胡良慧说，“去年只有一周时间开闸放水。”

　　没有活水汇入，天鹅洲变成了静止的湖泊，水质问题随之而来。

　　事实上，保护区周边并没有工矿企业，但沿岸滩涂上的居民和被强制弃渔转产的渔民大量种植水稻和棉花，每年春天，梅雨季和棉花打药的季节相伴而来，于是大量农药便随雨水排入江中。

　　“打渔的收入其实更高些，但建立了保护区不让打了。”61岁的兰佑林在天鹅洲捕了32年的鱼，是地地道道的老渔民了。去年，他和其他500多位渔民一样放弃了个人打渔，开始接受保护区的统一管理和农耕生活。

　　“现在只有30户渔民在保护区的统一组织下进行捕捞，每年只有四个月开渔期。由于江豚只吃小鱼，所以捕到2斤以下的鱼必须放掉。”胡良慧告诉观察团。

　　“保护区为我们500多人争取到了400亩地，我们家有1亩2分田，可以种些菜，但主要收入还是靠给天鹅洲开发区成立的渔业公司打鱼，这样一年能赚8000元。”兰佑林说。

　　其实，关于水位和水质的治理，保护区早有想法。

　　位于天鹅洲故道东侧、绵延10公里的黑瓦屋故道，东联长江主干道，可与长江自然相通，西距天鹅洲故道仅几公里之遥，若将二者打通，则可解决天鹅洲保护区的水位及水质循环问题。

　　“我们希望可以打通，但要贯通两个故道，需要经过农田和大堤，拆迁、建道、经济补贴是很大一笔钱，现在我们还没有和当地政府谈妥。”胡红霞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