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有2.4万名代表参加；而今年，与会代表只有约1.7万人。这一数字的减少，虽然不一定能说明问题，但至少对这场一年一度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已有越来越多的人不抱希望。

　　今年，从11月26日至12月7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第18次缔约方会议还没结束，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徐晋涛教授就对《青年参考》记者直言，对这场注定“扯皮”到底的会议，他已失去了关注的兴趣。

　　的确，在已过去的多哈气候大会第一周，各方没能取得丝毫实质性进展，《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德班平台”规划等重要议题，都没谈出个所以然来。

　　最后这几天里，进入更高级别的谈判能否把争执不下的诸多问题搞定，如“第二承诺期究竟是8年还是5年”、“如何解决2013年到2020年间的资金问题”，将直接决定今年的气候大会，是会有所进展，还是继续维持着那份“谈而无果”的尴尬。

　　20年“谈气候”，越谈越悲观

　　2012年渐入尾声，就在各国高官忙着奔赴卡塔尔“谈气候”之际，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最新数据告诉我们：2012年是人类自1850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之一。

　　近期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上的一篇论文，通过对近30年卫星记录的比较，进一步论证了人类活动与全球气温上升之间的联系。

　　最新的世界银行报告直接指出，如果当前减缓变暖的承诺不兑现，那么不到50年，人类就可能被迫过上热浪滔天、干旱严重的日子。届时，全球都将遭遇大灾难，非洲、中东和南亚都可能会面临全国范围的水荒。

　　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有无数的争吵、纠结、和一次次破灭的承诺，世界各国高官还是要一次次聚到一起，讨论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

　　今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诞生正好20周年，世界人口已从1992年时的50多亿增长到70亿。而这20年中，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最大突破，恐怕要数1997年通过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了，因为它为发达国家设定了强制减排的目标。

　　2008~2012年，是《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根据协议，发达国家的排放量需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但如今，美国与加拿大已退出《京都议定书》，而2012年后的减排目标迟迟确定不下来。从2007年至今，在印尼的巴厘岛、丹麦的哥本哈根、墨西哥的坎昆，各国外交人士多番谈判，却始终无法就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问题达成一致。

　　于是，便有了2011年的“德班平台”，被《金融时报》撰稿人皮利塔·克拉克描述为“在南非德班的联合国会谈上勉强达成的脆弱协议”确定，各方最迟在2015年，要敲定一项能在2020年生效的新的全球气候契约。

　　《金融时报》称，单单是将新的气候契约生效期推迟到2020年，就会加大实现控制气温上升的难度与成本。

　　而今年的多哈大会，更进一步考验着各方在“减排目标”、“资金支持”、“技术转移”等一系列“老大难”议题上的谈判能量。

　　“我个人持比较悲观的看法。”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余万里，谨慎地对《青年参考》记者表示。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徐晋涛则直言不讳地说，从哥本哈根会议以来，他就对气候谈判完全失去了信心，认为它基本没什么用处和意义。

　　没钱，“谈气候”很难！

　　300亿美元，1000亿美元？

　　发展新能源，开展节能减排，实现低碳发展，还要应对气候灾害——发展中国家要想加入为气候问题作出贡献的队伍，钱，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2010年到2012年的3年间，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承诺了300亿美元的“快速启动资金”。在多哈会议上，新西兰等国声称，这笔钱已有320亿美元到位。尽管这个数字由于透明度不足、重复计算严重、以低息贷款形式发放等，被指责存在着大量的水分，但好歹聊胜于无。

　　在接受《青年参考》记者采访时，绿色和平组织中国区媒体主任余冲表示，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在多哈会议上落实2013年到2015年未来3年的“中期资金”。

　　“这笔钱有没有、有多少、从哪儿来、如何分配，都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和清晰的安排。”余冲说，赠予国应该明确资金分批发放的时间和数额，受赠国也必须明确这些钱都要花在哪儿。

　　如果没有这笔资金，那么气候问题的资金安排在时间线上就会衔接不起来，甚至出现致命的“资金断崖”。绿色和平组织的英国政策顾问鲁斯·戴维斯和巴巴多斯国代表甚至以“多哈成败在此一举”，来描述这笔钱的重要性。

　　发展中国家集体呼吁，发达国家应拿出更多钱来用于应对中期需求，数额至少也应翻番，达到600亿美元。按照2010年坎昆气候大会的约定，这笔资金应达到1年1000亿美元的规模。发展中国家对此十分关注，但发达国家的抵触情绪却比较大，尚没有明确表态。

　　余万里对《青年参考》表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主张减排的那些国家站在了道德制高点上，占有绝对优势；而那些即使不愿加入气候谈判的国家，也不敢公然站到对立面上。于是，气候谈判就成了两层皮，“各国在这场互相扯皮的游戏中大唱高调，但一涉及到自己的饭碗或者真金白银，就马上缩回去了。”

　　“欧盟都向后缩，还有谁会往前拱？”

　　冗余排放配额(即“热空气”)问题，正在成为多哈大会最大的悬疑。

　　早在1997年《京都议定书》通过之时，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被获准设定了比不采取额外减排政策的“基准情景”更为宽松的减排目标。随着《议定书》第一承诺期走向尾声，多哈大会必须就第二承诺期达成一致，对遗留下来的“热空气”问题如何处置，便成为亟需回答的问题。

　　在这个节骨眼上，一向表现良好的欧盟却在这一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内部分裂。

　　产煤大国波兰坚持要将“热空气”全部带入第二承诺期乃至2020年之后。但大部分西欧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立场一致，更倾向于保有《京都议定书》的实际减排效力，对“热空气”加以限制，并不希望被波兰牵着鼻子走。

　　如果欧盟向下届气候大会举办国波兰屈膝，那么欧盟这个气候变化方面多年的“领头羊”，将会有史以来第一次被指责，在阻碍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所以，欧盟这次要想保住自己在德班获得的“气候谈判推动者”的美名，实需再加把劲。

　　对于欧盟在多哈气候大会的表现，绿色和平组织的德国气候问题专家马丁·凯瑟评论称：“欧盟在多哈还没有拿出任何有实际贡献的举措，既没有对130亿吨‘热空气’的注销表态，更没有将自身减排目标提升到30%。欧盟的领导人需要拿出气候方面的领导力来，而不应为高排放企业代言。”

　　绿色和平组织的余冲对《青年参考》表示，在气候谈判之初，欧盟只有8个成员国，无论从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水平和环保意愿上讲，都堪为气候谈判的领军人物。但如今，欧盟不断东扩，成员国增加到27个，波兰等煤炭大国也被纳入进来，欧盟内部本身开始存在利益冲突，于是便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立场。

　　即使如今态度不再积极，余冲认为，欧盟依旧是多边谈判中最重要的发动机。短时间内，美国很难有意愿站出来，担任气候谈判的领袖，其他国家更没有这样的能力，因此，欧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北京大学的余万里则认为，“好学生”欧盟作为发达的老牌工业化国家，其环保意识、环保技术和经济实力都很强，这使它在气候谈判中一直以来都表现积极。但是，欧盟在这次的多哈会议上表现不佳，这与它的经济状况不无关系。金融危机之后，老百姓迫在眉睫的就业问题、吃饭问题都被摆到了桌面上，欧盟不可能因为环保问题而影响本国的经济状况，何况还有一大群“穷亲戚”等着伸手要钱。因此在多哈会议上，欧盟也只能低调、低调、再低调了。

　　不过，更严峻的问题在于，如今，这场欧盟不愿再做“领头羊”的多边会谈，似乎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中，谈判进程由此愈加艰难。因为，“连欧盟都往后缩，还有谁会往前拱？”

　　别指望美国做什么！这是块“老化石”！

　　作为历史上排放温室气体最多的国家，美国曾宣布愿承担“发达国家可以做到的实际承诺”，但前提是“不损害经济”。可如今，比起走出经济衰退这样的议题，不论是美国政府还是民间，似乎都对全球变暖没什么热情了。

　　今年，美国遭受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干旱，11月的飓风“桑迪”也把纽约地铁淹没了近一个星期，影响了这个国家三分之一的经济。即便如此，环保议题在美国大选中也一直处于边缘，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选民将其当做“非常重要的议题”。

　　尽管奥巴马在上个月连任之后曾承诺，要在第二任期内表现出“气候领导力”，事实上，奥巴马至今都不曾成功地把气候政策排上过他的日程。反之，《金融时报》称，在美国媒体上声音更大的，是那些坚信全球变暖不过是虚张声势或浪费时间的反对者。

　　因此，美国依然扮演着一个巨大的“阻碍者”角色——阻挠其后谈判取得实质进展。

　　因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回避减排义务、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方面反应冷淡，美国在本次多哈气候大会上，再度被非政府组织荣幸地授予了“化石奖”。

　　余万里认为，美国之所以在气候谈判中表现顽固，与其历史、现实状况密切相关。与欧洲的“前卫”观念相比，美国的意识形态一直以来都偏于保守，对于环境问题不像欧洲那样重视和支持，环保技术也比欧洲要落后一大截。

　　尽管奥巴马所代表的民主党比起共和党，态度要更加开明，但随着金融危机的愈演愈烈，美国国内关于环境问题的讨论依然是趋向于一致的保守态度。

　　更何况，美国的碳排放很多都来自于消费性排放，而非生产性排放，比如冬季取暖、大功率汽车等。此外，习惯了大手大脚的美国人，很难为了环境问题，而放弃自己舒适的生活方式。

　　余冲在这一问题上则比较乐观。他认为，在奥巴马执政期间，特别是在今年飓风“桑迪”的影响下，美国人在气候问题上的态度已有所转变。只不过在这么短的时间线上，很难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快速反映在多哈的谈判桌上。

　　但他同时也表示，重视美国行为、对游离于国际公约之外的美国怀有过多期待，本身就已经陷入了一个误区。在明知美国不会有任何产出和贡献的情况下，世界其实应该果断地抛弃美国，由其他国家承担起领导者的角色。

　　发展中国家：分化成两派，诉求各不同

　　余冲表示，在“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这一原则基础上，减排的责任也要覆盖到发展中国家的身上。可是，目前谈判面临的最大挑战是，随着经济格局的变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

　　在余万里看来，不同国家之间、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分歧很大，因此很难指望今年的多哈会议有多大进展。从整体来看，近几年的气候谈判是处于一个势力下降的状态中，未来可能保持相对平稳。在维持谈判机制继续运转的同时，短期之内很难有什么突破。

　　事实上，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各国的立场和需要承担的责任有很大变化，发展中国家也正在分化为两大派。

　　一派是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他们虽后来居上成为新一代的温室气体排放大户，尤其中国，目前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已经接近第二名美国的两倍，但这些国家目前正处在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时期，这个时候谈减排对于经济发展非常不利。

　　因此，这部分国家普遍不希望被具体的减排目标所束缚，而希望更多由发达国家承担起节能减排的责任。《华盛顿邮报》就在报道中表示，让发达国家继续承担大部分减排任务，而中国依旧只需要少量减排，“不仅在政治上是荒谬的，西方的选民们也不会同意”。正如有人相信美国应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负起责任来那样，美国也相信，坚持让发展中国家在扩张经济的同时尽本分减排是有必要的。

　　而中国首席气候谈判代表解振华在今年的多哈大会上已表示，明年中国GDP的单位能耗有望下降3.7%，与美国政府类似，他们更乐意谈单位能耗的下降而不是总排放量的下降。

　　另一派则是马尔代夫一类的太平洋岛国，海平面上升意味着对其国家的致命打击，因此，它们态度非常积极，站在一起迫切希望气候谈判能达成协议。然而，由于这些国家实力弱小，它们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话语权。

　　不过余万里提醒，其实各国面临的环境问题并不完全一样。比如中国，二氧化碳并不是最重要的环境问题，二氧化硫和北方水资源污染问题，才是重点。这个时候一味地去讲减少碳排放，反倒不符合各国实际国情。

　　之所以在今年的这个节点上，会感觉谈判进程尤为缓慢，难有突破，余冲认为，是因为在过去的20年中，各国的经济状况和排放情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各国排放份额与之前相比，也出现明显区别。问题在于，如何去应对这种变化，重新“洗牌”，组织一个适合的轨道，推进谈判进程。高珮莙 黄昉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