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代表团坎昆实战：争取更主动地位(图)
“中国绝不成最后说的人”
中国代表团坎昆“实战”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袁瑛 发自墨西哥坎昆
中美“休战”
“你如何看待美国的减排措施？”一位来自美国的记者在中国代表团办公室采访中国谈判代表苏伟时，抛给他这样一个最简单，也是最挑衅的问题。此前无论是哥本哈根还是天津气候会议上，苏伟都以类似“猪八戒照镜子”这样充满“火药味”的比喻来回应同样的问题。
没想到，苏伟笑着回答说，“美国还做得不够，但我们理解，美国仍在努力。”这位记者失望而归。
中国和美国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对于很多人来说，没有了中美之间充满火药味的争执，似乎谈判少了很多看点。
人们或许还记得，在一年前的哥本哈根会议上，中美之间在谈判第一周就已经唇枪舌剑。苏伟那些经典语录，包括“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资金支持一人均，连买杯(口)咖啡(棺材)的钱都不够”，至今让人记忆犹新。
然而，这样的舌战也使得中美成为了近几次气候谈判大会关注的焦点，中国尤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为此，中国代表团的官员在各种场合，都试图避免陷入与美国的“舌战”。“中美之间基本达成了这样的谅解，就是不在公开场合互相指责，不要把气候谈判大会变成‘中美争论’的会议。”中国代表团谈判官员李高对记者说。
事实上，正如一位代表团资深谈判代表所说的，“如果谈判中出现了中美争论，中国就陷入了美国的谈判陷阱。”
美国一直以发展中国家减排行动的透明度为理由，作为自己在资金、技术等已经有共识问题上的交换，“落入跟美国的口舌之争，只会帮助美国转移问题实质的焦点。”上述中国谈判代表分析。
“相比哥本哈根，中美之间达成了很多共识，只要坐下来，很多问题我们可以一起解决。”12月6日，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事实上，中美之间如此积极、正面的讨论氛围，并不意味着中美在气候问题上的重大分歧正在缩小，如此选择更多考虑的是应对谈判的策略。
来自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芭芭拉的观察指出，中国政府在谈判中惯于“被动防守”，很少“主动出击”。“如果中国不仅仅是在其他国家对中国横加指责的时候，才做出被动的回应，而是能针对争论焦点或对方的质疑，主动拿出自己的一套具体的解决方案与对方进行商谈，也许将帮助中国在谈判中取得更加主动的地位。”芭芭拉说。
中国代表团似乎也逐渐摸索出了气候谈判的关键技巧。“目前的气候谈判谁最后说‘NO’，谁就要承担谈判破裂的所有压力和指责。”解振华在一次媒体见面会上坦言，中国代表团准备好了各种预案。
“绝对不在最后成为说NO的那个人，这是我们的底线。”解振华说。
资料来源：文佳筠 第三世界网络(Third World Network) Matthew Stilwel，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实习生 王淏童/整理 (李伯根/制表)破解”神秘“中国代表团
“贴这合适吗？”坎昆大会第一天，中国代表团的新闻官们就在为了手里一张纸贴在哪里而犯愁。
这张纸上写有中国代表团媒体联系方式，他们希望告知参加坎昆会议的媒体，尤其是外国记者——到哪里、通过什么方式可以找到中国代表团。
一个小小的举动，对于中国代表团来说，实属不易。一年前的泰国曼谷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一次新闻发布会都没有召开过；去年年底的哥本哈根大会上，中国代表团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新闻发布室，磕磕碰碰地召开了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你能帮我联系到中国代表团吗？“坎昆会议开始以来，记者几乎经常被外国同行问同样的问题。在他们的眼里，中国代表团一直“很神秘”。
保持“神秘”付出的代价就是沟通不通畅带来的误解。自2002年就参加气候谈判、现任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首席代表的邹骥依然记得，“几年前，代表团只有十来个人，有时候一个人要同时负责三个议题的谈判。”谈判桌上尚且如此捉襟见肘，更不用说应对形形色色的中外媒体了。
此次中国80人的代表团，分两批抵达。谈判团代表苏伟于11月底第一周抵达，先行开始工作组级别谈判；而由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率领的第二批代表团在谈判到一半时，参加部长级谈判。
2009年底哥本哈根大会上，最后48个小时中国没有利用好媒体发出声音，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代表团的“切肤之痛”。哥本哈根之后，国际媒体对中国谴责声一边倒。
“谈判会场里，各国都在利用新闻发布会抢占道义的制高点。”解振华在赶赴坎昆之前，如此总结哥本哈根的教训。
延续天津会议中国代表团较为开放的态度，出发之前，中国代表团在国内进行了两场媒体见面会，其中一场解振华很坦诚地与国内媒体交代了中国代表团的“底线”。
不过，这些在外国记者看来似乎还不够。12月3日，一场由中国、日本、欧盟以及小岛国国家谈判代表参加的记者“答辩会”上，面对中国代表冗长的发言，坐在记者旁边的巴西记者Andrea苦笑着说，“这哪是记者会，分明是个人演讲。”
兜售“十一五”
12月1日，中国政府在坎昆会展中心举行的第一场主题为“中国的节能减排”的边会上，出席的三百多人以外国人居多。
会上，由来自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南方中心(发展中国家建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世界资源研究所的专家与苏伟一起，介绍了中国的节能减排政策、措施以及存在的问题。“比起中国人自己说，这些国际机构的专家的发言更令人信服。”发改委一位官员说。
从台下国外听众的问题即可看出，“十一五”以及未来的“十二五”计划是很多人关心的焦点。“这对世界意味着，中国这个历史排放大国在未来5年能为全球减排贡献多少份额，与此同时也给更多发展中国家、更为发达国家做出了榜样。”南方中心执行主任许国平告诉记者。
事实上，这样的“边会”传统来自天津会议，早在今年10月天津举办联合国气候大会的时候，发改委就第一次举办了介绍性的边会，即平行于谈判大会而召开的一系列研讨会议，这些会议更好地帮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的节能减排工作。
与此同时，远道而来的国内地方官员，包括广东省发改委副巡视员赵建华、河南省嵩县县长李大伟也在坎昆会场外，进行着另一场别开生面的“介绍会”。
“没有肉，一刀切到了骨头。”来自国家级贫困县嵩县的李大伟这样形容节能减排给这个依旧挣扎在贫困线之下的小县城带来的“高昂代价”。这样的切身体会，是解振华以及任何发改委官员无法准确描述的。
两天内，两位官员总共接到了来自彭博、美国之音等数十家国际媒体的采访邀请。“他们一个代表国内沿海发达地区，一个代表内陆欠发达地区，在节能减排上所做的努力、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也是不同的，这样的差异性更利于国际社会了解我们的现实情况。”气候组织中国区吴昌华说。
“你说我们嵩县有那么丰富的森林碳汇，是否能够通过碳交易的平台卖出去呢？”在一个关于“中国日”的主题活动上，李大伟，这位来自河南的县长反问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