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海仁

　　强迫他人为善不可为，暴力行善亦需要检讨。但现行法律在动物保护方面也非尽善尽美，亟待改进。

　　近几年来，动物保护志愿者救助危困动物的义举频频见诸报刊，他们的爱心和精神令人敬佩，事实上，倘若没有他们一次次挺身而出的举动，更多的动物将会以各种 “正当”理由被虐待和残杀。然而，与同样引起争议的官方“打狗队”行为相比，民间救狗的某些过激行为在表达爱心的同时也引发了合法性争论。

　　2011年4月15日，北京一些动物保护志愿者以强制的方法截停了一辆运载了520只狗的运输车，不仅如此，志愿者们在人多势众的情况下向车主强行买下了这批待屠杀的狗。无论拦车行为还是强买行为都是不规范行为，前者妨碍了车主的道路行使权和正常的道理交通秩序，后者则违背了商品交易应遵循的平等自愿原则。对此的判断取决于如下事实：第一，经北京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核实，河南当地动检部门开具的检疫证等真实有效；第二，车主运载的这些狗早已有了“买主”，车主违反了他与东北那家屠宰场的约定。

　　强迫人为善不可为，暴力行善亦需要检讨。拦车救狗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暴力行善的性质，救狗的善举不以牺牲法治为代价。不论作为动物爱好者的伴侣还是朋友，狗在法律上不是权利主体，它们与其他家禽一样是受物权法保护的财产。法律不禁止人们为了盈利目的从事包括狗在内的运输、贩卖、屠宰，只要这些行为符合相应的运输、贩卖和屠宰规定。对于没有违法现行法律从事动物运输、贩卖、屠宰和食用的人而言，指责他们没有“爱心”、缺乏文明素养，虽增添了道德争议的内涵，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暴力行善的理由，为善的目的正当性应与行善的手段合法性达成某种平衡。

　　当然，现行法律对动物保护并非尽善尽美，在某些方面具有普遍意义的动物保护的国家立法依然是空白，这与日益高涨的动物福利观念(更不用说动物权利观)仍存在较大的距离。根据国情以及与国际社会接轨的现实，一些有识之士不断要求制定具有统一性的动物保护法，这样既能避免行善者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也能提升动物维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在这个意义上，一味地指责动物保护者违法行善也是缺乏说服力。

　　在这场争议中，引起注意的还有动物保护中的不平等观念问题。暴力行善有时候与这种任意给动物划分等级相关联。在拦车救狗事件中，当其中的一个动物保护志愿者被问到“如果车里装的是鸡鸭牛羊猪中的某一种，是否也去解救”时，该志愿者的回答是否定的。同样作为生命主体，动物也被划分为三六九等。有的动物(如大熊猫)有人上人的超凡待遇，有的动物(如鸡鸭鱼)则被置于任意宰杀的境界。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观念乃至歧视惯性地强加给了动物界。就保护动物而言，除非确立动物保护的普遍道德意识，以至明确所有动物生命的主体身份，否则任何意义上关于动物保护的法律与道德冲突命题都缺乏真实性，例如，以人道的方式宰杀动物就真的可以缓解动物的恐惧和痛苦吗？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