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铅案”频发，铅酸蓄电池环保整顿风暴开启，环保部与铅酸电池企业上演拉锯大战。 （CFP/图）

血铅含量与身体健康对比图 （东方IC/图）

　　为制止频发的“血铅”事件，一场“休克疗法”式的铅酸电池整顿风暴正在全国上演。但在“旺盛的市场需求”之下，在全行业没有意愿或无能力巨额投资环保之下，肃铅效果有待观察。

　　从浙江到广东，从河南到四川……饱受争议的中国铅酸蓄电池产业正经历一次前所未有的休克式疗法。

　　力度最大的当属浙江。浙江蓄电池行业协会秘书长姚令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浙江省273家铅蓄电池企业，已有近250家被关停，关停比例高达92%。关停者中，不乏天能、超威、南都电源等上市公司的下属企业。

　　用在汽车、摩托车的启动电池和电动自行车上的铅酸蓄电池，因铅污染难消等原因，一直遭受口诛笔伐。2010年国内发生的6起较大铅污染事件中，一半由铅酸蓄电池企业引起。而在浙江，今年不到半年之内，更连出台州与德清海久电池两起血铅事件。

　　铅酸蓄电池企业整治，因此被作为2011年环保专项行动的首要任务。环保部、工信部等九部委2011年4月开始这项行动，要求全面彻查铅酸蓄电池企业环境违法问题。

　　一个月后，5月18日，环保部再度发出通知，要求“加强铅蓄电池及再生铅行业污染防治工作”，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要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落实500米的卫生防护距离、建立重金属污染责任终身追究制。“整顿已事关整个行业的生死存亡。”中国电池工业协会副理事长王敬忠说。正因如此，数周来，蓄电池行业的游说工作已全面发动，中国电池工业协会、中国电器工业协会铅酸蓄电池分会等纷纷出动。

　　交战“500米”

　　游说的重点“在于卫生部的500米防护距离标准”。王敬忠说，中国有95%至99%的企业都达不到这标准。卫生防护距离是指产生有害因素的部门的边界至居住区边界的最小距离。

　　事实上，制定于1989年的这条“500米”标准，在环保部门的环评中长期遭到忽略。曾陪环保部官员多次视察铅酸电池企业的蓄电池专家、苏州大学教授王金良说，2008年前建厂的企业，大多数环评的卫生防护距离并未被严格要求。在行业协会看来，1989年防护距离标准制定时，国内的铅酸蓄电池仍多以手工为主，规模小、技术低、污染严重在所难免。目前时过境迁，这一标准恐有待商榷。

　　此外，许多企业在建厂之初，尚处城郊，多年过去后，规划中的居民区渐渐“包围工厂”，最终让许多企业“被动”地不符要求而遭停产。这样的调整，“让企业承担全部责任也不是很合理”。

　　王金良透露，此前卫生部也曾打算修改早前的防护距离。2009年，他受托主持制定这一防护距离标准的修改。通过一系列测定、测算，最终确定为300米的方案，但报到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后，“不知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批准”。

　　更令浙江企业颇有微词的是，在九部委统一行动下，各省市采取的措施并不一致，“广东、天津执行的是300米的标准，而浙江就一直要求严格执行防护距离，难免会予人不公平的感觉。”一位要求匿名的知名铅酸蓄电池企业董事长说。

　　超威集团董事长周明明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希望能请专家组织专业团队进行整体再评估。经过完整、系统、专项的检测评估后，再确定一个距离，不管最终结果是更远还是更近，都会更科学一些。

　　对于整改工作，周明明建议应分两步来走：一方面最好有个过渡的时间；其次，行业在一定时间内、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最好能尽快量化。“企业就按照这个目标去做，做不到就关停”。

　　当整顿遭遇游击队

　　铅酸电池行业的整治一直在进行。2005年前后，浙江长兴等地曾爆发多起血铅群体事件，一度引发政府铁腕治理。之后，中国更在铅酸蓄电池行业实行生产许可证制度，对于新开办的企业实行严格审批制度。“但糟糕的是，很多作坊式的小企业更像是游击队。”王敬忠说，这边关停了，这些企业又换个地方重新开张。

　　中国电池工业协会对外公布的数字显示，我国有2000多家铅酸蓄电池企业，有生产许可证的企业约1800家，产值在500万元以上的企业只有200多家，不到整体数量的10%，而产值在亿元以上的更少。

　　一幢居民楼，上面是住宅，下面是工厂，七八个人，买来电池的材料手工组装。这样作坊式的小企业，在蓄电池厂商中并不罕见。“根本没有环保设备，基本采取手工或半手工操作方式。”“门槛低、分布散、规模小、水平低，整个行业一直饱受诟病。”5月31日，王敬忠如此概括中国铅酸电池行业的现状。

　　铅酸蓄电池专家、苏州大学教授王金良说，铅酸蓄电池产业的污染主要来自两个环节：生产与回收，其中再生铅的回收污染则比电池生产更为恶劣。由于小作坊多为露天熬制，挥发后四溢的铅烟，冶炼后随处丢弃的铅渣。小工厂在回收电池过程中，把酸液直接倾倒，酸液所到之处，寸草不生。“这样的小企业，没有现代的生产工艺，产品质量没有保证，污染行为没有约束，对整个行业负面影响很大。”王敬忠说。

　　长兴当地一名地方官员坦承，游击队式的小作坊并不少见。长兴蓄电池占国内45%左右市场份额，2004年长兴“500儿童血铅中毒”事件后，蓄电池这一“支柱产业”遭受重创——许多小企业被清理关停。

　　不过，转眼间，这些企业便成为安徽、江西等欠发达地区招商的香饽饽。

　　与长兴接壤的安徽广德县一名官员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广德一度成为长兴落后电池企业的接收地。虽然条件不符，但依然有数十家涉铅企业涌入县内，其中更有24家取得合法手续。落后的工艺很快引发了环境危机，直至2008年原广德县委书记邹河要求全面关停，才告一段落。

　　有意无意的环境监管不力也成为污染事件的推手。多位业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虽然蓄电池企业大多无法达到环保要求，但许多地方政府出于经济利益考虑，依然让他们通过了环评。“更糟糕的是，许多引进的企业中还有当地干部的干股。”

　　社会稳定亦在考虑之中。知情人士则说，在企业大规模停产的“蓄电池之乡”长兴，政府已派干部下乡维护停产企业的稳定，并给部分企业员工发放每月300元的补贴。

　　环保不投，血铅难除

　　整治能否逼迫企业进行环保投入？至少现在来看，铅酸蓄电池产业的环保投入颇巨，非一般小企业所能承担。

　　王金良介绍，目前工厂每生产一万千伏安时蓄电池的环保运行费用大约需要3万到6万元，而其销售收入不过五六百万，利润率很低，大多数企业净利润只有3%，最高也不会超过5%。

　　“产值几千万，拿出几千万投资，还要每年上千万的维护费用，怎么可能？”王敬忠说。也因此，国内企业的环保设备投入和运行积极性普遍不高。

　　“只有规模化企业才能承担得起巨额的环保投入。”王金良说。美国铅酸蓄电池产量跟中国差不多，但却只有33家电池厂。在良好的管理下，美国铅酸蓄电池产业还以每年2.8%的速度增长，在蓄电池里也占到61%份额。

　　“根本的问题不在于防护距离，而应对环境进行严格的评价。”王金良说，以他了解的美国江森自控公司为例，作为全世界最大的铅酸蓄电池公司，江森旗下的铅酸蓄电池企业，环保设施做得很好，有无卫生防护距离并无太大区别。

　　“他们车间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铅粉尘，几乎全被9台除尘器吸收重新利用。单除尘这一项，一年电费开支近千万元。”一位曾参观过长兴引进的美国江森公司项目的电池企业老总感慨说，该项目仅用于环保设备的一次性投入就达到1000万美元，仅此一笔，在国内就可再投资多个规模生产企业。

　　准入门槛正在重新制定。王敬忠透露，中国电池工业协会已配合工信部起草了废旧铅酸电池回收处理行业的准入条件。新建厂年处理能力要达5万吨以上，老厂也要达到2万吨，“达不到一律淘汰”，初步设想是最终保留二三十家回收企业，最后向社会公布资质。

　　铅酸蓄电池生产企业的准入条件也在起草之中。草案从规模和环保设计方面提出更高门槛以阻止落后企业进入，“老厂要在20万千伏安时规模以上，新建的也在年50万千伏安时规模以上”。达到如此生产规模，产值达8000万以上到一个亿，才有能力投入环保设备。“通过整顿来进行产业整合与提升”或许是中国蓄电池管理部门的现实做法。王敬忠说，在当下的国民经济中，铅酸蓄电池拥有广泛的使用领域，举足轻重。它涉及国防、电动自行车、轻型电动汽车、太阳能风能储能电池等诸多领域，仅以电动自动车为例，其保有量就达1.5亿辆。

　　但更关键的是，如王金良所说，由于“铅酸电池性价比更高、性能更稳定、更安全，加上铅的回收率已达到98.5%”，当下铅酸蓄电池依然无法被新生的锂电池替代。“既然这个行业必须继续存在，我们更多考虑的就应是怎么来帮助它发展、规范它，而不是抹杀它。”天能集团董事张天任说。

　　调整或已开始。2011年5月30日，姚令春参加了由浙江省环保厅召开的联席会议，讨论的正是行业整治后的验收标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