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起，北京等地严重的灰霾天气，令公众对PM2.5的关注急剧升温。

　　这种直径小于2.5微米的空中悬浮颗粒物，以“消光主因”、“健康杀手”等头衔，成为国人眼中不折不扣的“小粒子、大问题”。虽然环保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征求意见稿已考虑将PM2.5纳入常规空气质量标准中，但这一预计2016年才实施的限值标准，究竟能对污染改善起多少效果？目前仍是未知数。

　　对此，多名环境专家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持谨慎态度。“这里面有很多值得考虑的问题，但最重要的一个，是我国在‘十二五’、‘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长的持续。”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邵敏教授表示，“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去解决PM2.5的问题，全世界都少有先例。”

　　复合型污染令PM2.5“随时可能开花”

　　因经济高速增长而导致“复合型大气污染”，在邵敏教授看来，既是我国目前大气污染的两个突出特征之一，又是有效控制PM2.5的最大“拦路虎”。

　　“人们都说PM10是可吸入颗粒物，PM2.5是可吸入肺颗粒物，后者似乎只是比前者小，但防治起来却复杂得多，因为二者的形成规律并不相同。”邵敏教授告诉记者，PM10主要来自直接的污染源排放，“而研究结果显示，PM2.5有50%以上来自二次污染物，即污染气体被氧化后形成的颗粒物。”

　　他表示，PM2.5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污染物，几乎所有污染物都会在其中有所体现。PM2.5的相当一部分，是氮氧化合物、二氧化硫、挥发性有机物在空气中发生化学反应转化生成的。

　　“这就是为什么PM10的质量浓度，往往到冬季燃煤季节时，才会明显上去。但PM2.5在夏天，同样也会形成很高的浓度。”邵敏教授说，“相应地，要控制PM10，只要把这类污染物的排放源控制住就可以。但要控制PM2.5，就需要控制多种污染源，进入一个多污染物联合控制的阶段。”

　　为何经济的高速增长令“打击”PM2.5格外困难？邵敏教授认为，困难首先就在于我国“短时间内集中爆发的多种污染源”，有条件让PM2.5随时开花。

　　“历史上，欧美发达国家也曾出现过雾霾天气，比如1952年伦敦的‘烟雾事件’，美国上世纪40年代初开始出现的‘洛杉矶烟雾’等。但是，前者的‘元凶’是工厂和住户排出的燃煤烟尘，后者的‘元凶’多为汽车尾气，我们目前的大气污染，则是发达国家各个污染阶段的浓缩体。”

　　邵敏教授告诉记者，在发达国家，基本上是在解决了煤炭燃烧物的污染问题之后，才出现机动车尾气问题，然后又出现其他有机污染问题。“这些气候变化的问题，是一个接一个地发现、解决的。”

　　“但我国的城市化速度和经济发展速度实在太快，发达国家100多年的路，我们用差不多二三十年就走完了。因此，污染的问题也在极短时间内集中爆发出来。煤燃烧及其相关的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甚至还在有所发展时，就又出现了其他问题。”邵敏教授认为，由此形成的各种污染交织在一起的现象，为PM2.5的大量滋生提供了温床。

　　在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张远航教授看来，这意味着，要控制PM2.5，不仅要控制单一的污染物，更要对各种污染物之间的“关联”进行协同控制。这无论在设备、技术还是人力上，对中国都将是一场持久战。

　　排放源变化快，令人难“把脉”

　　据悉，为实现对PM2.5的防治，去年5月起，国务院转发了环保部等9部委《关于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改善区域空气质量的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规定，针对我国大气污染特征的演变，国家将建立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形成区域大气环境管理的法规、标准和政策体系。

　　在该指导意见下，环保部已开始部署国家“三区六群”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规划工作。这个联防联控的规划，非常明确地以臭氧和PM2.5为环境空气质量的目标。

　　“在下一个阶段，一方面要经济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大气污染控制要实施精确打击。”邵敏教授说。但他同时表示，要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实现“精确打击”，并不容易。

　　“因为排放源的特点，也会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化和能源结构的变化，发生非常大的变化，让人对排放源难‘把脉’。”他说。

　　邵敏教授因此表示，在“十二五”期间，国家在鼓励一些地区率先实行PM2.5环境质量标准的时候，“会密切跟踪这个过程”。

　　北京大学环境与经济研究所所长张世秋教授还进一步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分析，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大中型企业是我国大气的主要污染者，而现在，农业生产、居民的生活和消费，也成为重要的大气污染排放源。

　　“企业毕竟数量少，监管起来相对容易，但现在很多PM2.5的来源，是居民在生活消费中产生的污染，更多地与人的生活质量有关。”张世秋所长告诉记者，在经济高速增长中控制PM2.5，还难在需要一批“刚富起来的”公众，在消费选择上做出某些“牺牲”。

　　她向记者介绍，即便公众的环保意识在提高，但仍然无法立刻停止某些消费行为，比如驾私家车出行。“消费行为的改变，需要一个配套的替代、激励机制。比如，要让人们放弃私家车，就要保证公共交通可以满足出行需求。”张世秋所长说。

　　“这次关于PM2.5的争论让我们明白，要控制PM2.5，不仅要依靠环保部门来制定和执行有效的政策，每一个消费个体也有责任。”她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这必然要动员和组织社会的各个相关方共同努力，是一个系统性工程。”

　　“单个城市控制PM2.5，很难有好效果了”

　　除上面两只“拦路虎”外，邵敏教授还说，PM2.5的远距离输送和转化特点，决定了“打击”它无法再靠一个城市单打独斗。但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如何保证你的“邻居们”在GDP与环境治理之间取舍得宜，“也将是一个不太容易的课题。”

　　邵敏教授介绍，PM2.5在环境影响上，除了形成灰霾、有毒有害外，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相互影响也非常明显。

　　“PM2.5的一大特征是可以远距离输送，因为粒径小了，在空气中待的时间更长。由此造成其不再是单独某一个城市的问题，而是跨越城市、跨省际、甚至跨越国家边界的区域性问题。”

　　近期对PM2.5的报道证实了这一点，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往往一个城市遭遇灰霾天气，该区域内的城市群也被“一网打尽”。

　　“这意味着，单个城市去控制PM2.5，很难有好效果了。”邵敏教授告诉记者。他和张远航教授都表示，要对付这个区域城市“群发”的污染症候，空气质量相互影响的区域内的行政单位，“必须树立区域视野、多城行动的协作机制”。

　　据张世秋所长介绍，目前，这套区域协调机制是通过区域间共同制定一个区域的环境保护规划，来推动区域内建立统一监测、统一标准、统一法规、统一考核、统一监管、统一规划的‘六个统一’管理支撑体系。

　　但仍有公众质疑：如果你的“邻居”只顾GDP，不顾环境怎么办？

　　“国际机构和国内研究人员的研究都表明，不限于PM2.5，各种空气污染都会给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总体来看，各种空气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3%～8%左右。”张世秋所长告诉记者，“因此，适度的‘环保投资’不能简单看成是社会的‘成本’，而是规避当前和未来GDP损害的必要手段之一。”

　　“再一点，当环境的污染切实影响到人的健康状况时，就不能仅仅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考虑成本了，还应该关注人。毕竟，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为了改善民众的福利。”张世秋强调，要么政府今天花费一定的财力、物力去治理PM2.5，要么就得从未来的公共开支中“透支”相当大的部分，来弥补今天的损失。

　　“PM2.5环境标准的执行，需要基础研究工作和决策管理之间非常有力的协调。”邵敏教授最后强调，“希望大家都来关注，看‘十二五’之后，对PM2.5的控制是否会收到较好的环境改善效果。”

　　本报北京12月7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