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早上，浙江省嘉兴市新丰镇，渔民们开始一天的捞猪作业。每年3月是死猪比较多的季节。组图/记者刘有志

3月14日，新丰镇的渔民站在岸边。渔民承包了河道保洁。水面看起来干净，可是河岸脏了。

　　政府的逻辑

　　鱼是否在河水发臭前已死，不得而知

　　渔民多次上访求解水污染问题，未果。随后渔民改行，少有人再谈论该问题

　　“这样的河水怎么还会有鱼？”五十多岁的徐玉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渔民，当别人问她是否捕鱼时，她愤愤地反问道。

　　作为鱼米之乡，新丰镇上、平湖塘边，保留了丰南和丰北两个渔村。早在2003年，包括丰南渔村在内的5个乡镇的9个渔村渔民，就联合向当地反映水域被猪粪污染等问题，在此之后，几乎每一年都有村民联合上访。但河流仍被一污再污，污染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2009年，丰北村渔民许金良接受《嘉兴日报》采访称，2005年新丰镇80%的河里已没了鱼的踪影。2013年3月16日，渔民陈巧珍对潇湘晨报记者说，一开始河流虽然塞了猪粪，但偶尔能捕条鱼，也是臭得卖不出去。前几年则是一条臭鱼都没有了。

　　“我们去上访，他们把材料往抽屉一关，没事了。”丰南社区渔业组组长李辅成说。

　　实际上，政府并非没有回应。

　　2011年10月13日新丰镇政府书面答复徐玉妹等13人向市、区政府上访反映的问题。但这份答复中，镇政府对于水污染的表述令人费解。渔民反映“所在区域内水源污染严重，导致近年来渔业资源匮乏”，政府称，经调查核实，“反映问题基本属实”。但处理意见和依据又说，“我镇南部水域面源污染在部分区域有所存在，大部分流通水域水质还好。”所以政府认为渔民要求政府补偿的依据不足。

　　2011年10月17日，嘉兴市南湖区农业经济局也回应了渔民的问题。这份公文称，河水变黑发臭的原因，“可能是恶劣天气形成的，是暂时的。”接着又用这样的逻辑总结：“你们没有提到河道变黑发臭造成鱼类死亡，是否是(河道变黑发臭)之前鱼类已经死亡还是你们没有提到，我们不得而知。”

　　渔民十分气愤，在当年的10月31日又去南湖区政府上访，他们认为：“由于河水大面积污染，哪来鱼类死亡可言，水中本来就没有鱼。”

　　南湖区政府对渔民们申请的行政复议作了答复，仍支持“河水变黑发臭只是暂时现象”的观点，至于无法捕鱼的问题，区政府回应：“工作人员现场勘察时看到仍有部分渔民在河道内捕鱼。”

　　徐玉妹确实仍在捕鱼。今年3月15日，她告诉记者，她捕鱼捕了一晚上，鱼才卖二十多元。鱼是她偷偷到和别村搭界的水面捕的。

　　偷捕是危险的。陈巧根就被抓到一次，罚了2000元，他捕鱼时使用了炸鱼工具。李辅成经常要处理的问题是，别村书记给他打电话，说抓到他们村的人了，要他准备好钱去领人。

　　不过，在获得南湖区政府对其行政复议作出的答复之后，渔民们不再上访了。

　　2012年年初，河流污染到何种程度，河里到底有没有鱼，少有人再关心——因为渔民们改行了。

　　捞猪的渔民每天可获150元收入

　　污染的河流没有鱼，渔民不再以捕鱼为生；改行捞猪，渔民有优势

　　站在新丰桥上，可以看到丰南、丰北两个渔村的二三十条渔船泊于两岸，渔船多是乌篷船，船在河面勾勒出幽雅的弧影——只是船主现在鲜少捕鱼，而是“捞猪”。只有几米宽的河浜，大的捞猪船进不去，而渔民的乌篷船轻快，容易掌控，它灵活地在河里穿梭，机敏地寻觅着散发恶臭的死猪。

　　李辅成说，目前该村组有职业渔民246人，现在还捕鱼的只有60人，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都在捞猪。记者在今年3月14日－3月16日采访了8个渔民，他们要么正在捞猪，要么已经捞过猪。

　　徐玉妹去年参与捞猪，两人一条船，一人划桨，一人捞猪，两人一天一共可得收入300元。但她只捞了4天，“太臭了，不想捞。”陈巧根坚持下来，他仍担心村委会是否会给到150元/天。记者问徐伟捞猪好还是捞鱼好，他说：“赚钱就好。”

　　河水受到污染，鱼类鲜见，渔民们不再以捕鱼为生，而是捞猪。当记者把这个有点荒谬的问题提给李辅成时，他的脸色变得异常认真、严肃。

　　他从信访资料中找到一份“外荡水面使用证”，他们村有水面3556亩，“渔民拥有水面和农民拥有土地一样。”他指着这本1986年颁发的证书逐字念，“自发证之日起，本证确认的使用权属受法律保护，长期不变。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随意变动和侵占。”随即他抬高声音说，“现在水都污染了，我们怎么办？你说怎么办？”

　　2011年，李辅成向镇政府请求政府给渔民安排河道保洁的工作。

　　河道保洁原本不是承包给渔民，现在都包给了渔民，承包规格是：2000元/公里，4个人承包20公里，算起来每人一年能赚上万。今年承包价涨到3200元/公里。

　　渔民10天或一周清理一次所承包的河道，他们只负责打捞白色垃圾，捞垃圾时会经常碰到死猪，但渔民们不会打捞。原因之一是渔民捞了没地方放——岸上是农民的地。

　　为让河面干净，保洁员把死猪藏在水草里。等到死猪多得藏不住了，村子里的捞猪船队就过来大批量打捞。有的渔民就加入捞猪的专业队伍，毕竟捞猪一天下来可以获得100元或150元的收入，而从事河流“保洁”工作，则每天只能拿到80元。

　　陈巧根独居在渔民宿舍，宿舍门前的河道里停着一条捞猪船。捕鱼的网晒在草地，久不使用。他觉得，捞猪，渔民比农民有优势，因为渔民熟水性，懂驾船和拉钩技术。

　　他没有意识到这个工作另一个不利的地方——当他捞完死猪到镇上打的士，身上淡淡的猪尸味，让出租车司机不自觉地面露难色。

　　农户的考虑建死猪无害化处理池，成本太高

　　养猪户对自身利益的过分考虑，政府监管的无奈和投入的不足，成就了一河死猪

　　当最反对养猪的渔民，也渐渐接受了捞猪的事实，污染河流的恶魔，就失去了它的最佳敌手。

　　3月14日下午，记者希望租一条船去采访捞猪。渔民徐玉妹帮记者联系了4户开船的渔民，记者的租船要求遭到拒绝。

　　3月15日早晨，记者在丰北渔村租船，依然没有人愿意出租。

　　河边洗衣服的年轻女孩、浜前煮猪食的老人、桥上溜达的路人，记者发现他们似乎没有多大兴趣谈论河流污染问题。

　　面对发展养猪业带来的污染问题，当地政府其实一直在努力改变。早在2003年，当地就提出养殖应适度集约，粪便应集中处理。对于养猪户乱扔死猪和偷排猪粪的问题，当地也曾花了很大力气追查。但在许留根看来，乱扔死猪、偷排粪便问题，政府不可能管好。“养猪的主要是散户，政府不可能时刻派人盯着养猪户，他们或许对河流污染的问题重视不够。”

　　3月上旬的一个傍晚，许留根在民丰村亲眼看到一个农户提着一大塑料袋猪去浜里扔，他呵斥后，对方又提回去了。陈巧根说，有一次他捞到一头死猪，尸体上还绑着块砖头。

　　3月13日，养猪户接受《东方早报》记者采访称，乱扔死猪因为“死猪一点用处也没有，反而有很多烦恼”。养猪户忌讳死猪，在波动的猪价面前，他们不希望自己死猪成为一个不利的竞争因素，自行处理死猪的成本又太高。竹林村去年新建了一个100立方米的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池，投资12万。

　　养猪户对自身利益的过分考虑，政府监管的无奈和投入的不足，“成就”了一河死猪。

　　这几天，丰北渔村几个渔民，领到了7条政府发的载重量2吨的铁船。“因为渔民的渔船用来保洁和捞猪，太小了。”许留根说。

　　对于现在政府采取的打捞措施，李辅成说，“投入了资金，但没抓到根本。”

　　3月15日，许留根认为，治理污染最重要的解决办法是：对污染进行曝光。“死猪这么多，河水这么脏，农民也要看到，政府也要看到，这么脏怎么办？应该让所有人都来看，都来想办法改变。”

　　就在他说完这些话的第二天，3月16日，他从手机上看到了嘉兴市召开的新闻发布会的报道，发布会称，全市近一周收集乱扔死猪只有3601头。“你看看，这个数字……他们要掩盖什么？”许留根说。这一天李辅成也看了电视，他说：“嘉兴的两个环保局长，两个人异口同声地说，嘉兴市的水质是合格的……河里都没有鱼了，水是合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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