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龄的雄性普氏原羚 摄影 耿栋

　　普氏原羚，我们拿什么拯救你

　　撰文/耿栋  摄影／耿栋  协助/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在美丽的青海湖畔，生活着一种中国特有羚羊——普氏原羚。它们比比世人热切关注的藏羚羊更稀少，比“东方宝石”朱鹮更濒危，比国宝大熊猫更珍贵。

　　由于环湖地区的生态状况日益恶化，这个过去在草原上自由驰骋的精灵，已经面临着种群灭绝的危险，目前仅存的种群规模不足1000余，如不加强保护，该物种很有可能在短期内即从地球上消失。 

　　普氏原羚，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濒危的羚羊之一。人类怎样才能拯救这即将失去的精灵？

　　普热瓦尔斯基——“我们被高原芭蕾舞者迷住了”

　　在俄罗斯伊塞克湖滨陡峭的崖岸边，每年都有一些游客驻足于一块突起的山岩状纪念碑前，上面镶着一枚皇家科学院铸造的青铜奖章，题词是：“奖给亚洲中部大自然的第一位考察家”。一百多年过去了，获奖章的人早已远离褒贬，但他的考察将和本故事的主角——普氏原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这位“亚洲中部大自然的第一位考察家”名叫尼古拉·普热瓦斯基，是一名沙俄情报军官，也是是一位自学成才的自然博物学家，十分爱好收集野生动植物标本。1870年11月，他率领着一支有骆驼和马匹组成的考察队，带着“不能让别人在亚洲这个地区的考察超过我们”的想法，从俄罗斯边界上的恰克图出发，经库伦(今外蒙乌兰巴托)，穿过蒙古荒原至张家口，抵北京，而后横穿内蒙南部，前往青海。

　　他在选择探险线路时，尽量劈开人烟稠密的地方，专绕道走那些人迹罕至的草滩、沙地、荒漠。“我们一天天行进在索然寡味的旅途中。一般都是正午上路，到夜半时分才停下来休息，平均每天要走40多公里。” 尽管历经周折，他们终于来到了青海湖。那一刻，他看见了通体透明、色彩幻化的青海湖，普热瓦斯基迎风而立，大声说：“我平生的理想实现了，探险队梦寐以求的目的达到了！”

　　考察队并没有携带多少食品，他们靠一路上猎杀野生动物作为肉食。原来，普热瓦斯基的考察队队员个个都是好猎手。每天傍晚，他们在临时扎下的帐篷旁，将白天射杀的猎物开膛破肚，把肉块扔进沸腾的汤锅里，留下皮张和骨骼作标本。考察队的骆驼背着的大包裹中鼓鼓囊囊地塞满了各种动物、鸟类和植物的标本。

　　一路上他注意到了一种叫黄羊的野生动物，“我们一见到这种先前从未见过的动物，马上就给迷住了，兴奋得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一连好几天我们都在不停的追逐着成群的黄羊，它们奔跑时像离弦的箭，跳跃时更像高原芭蕾舞者”。

　　作为一个博物学方面的专家，他详细记录了这种黄羊的生存环境，“黄羊通常只选择山石略有起伏的丘陵地带。”化了很长的时间观察这种黄羊的生活习性，“它们一边啃食绿茸茸的小草，一边悠然的晒着太阳。它们总是小心地劈开高高的芨芨草丛，只有到5月的产仔期，母羊才会出现在这种幽深的地方，为的是把新生的幼仔掩藏起来。小羊才出生没几天，就像影子一样追随着自己的母亲，奔跑起来的速度，几乎和成年的黄羊差不多快。” 

　　这种黄羊的视觉和听觉非常发达，嗅觉较差，但生性机警，行动迅敏。一旦受到惊吓，它臀部的白毛会竖起外翻，在绿色和黄色草地的反衬下格外醒目，警示同伴有危险临近，一旦受惊，就会快速奔跑逃离，奔跑的时候像离开弓弦的箭，轻灵而矫健。正是靠着快速的奔跑和有力的弹跳，才能一次次的躲避狼的猎杀，但没能躲过普热瓦斯基的枪口。他们在祁连山的山谷和在青海湖畔猎杀了很多黄羊，为的是带回去更多标本。

　　1873年，历时三年的艰难考察结束时，普热瓦斯基一行共收集了40多种哺乳动物的130张兽皮和头骨标本、230种近千只鸟类标本、10种爬行动物的70个标本、11种鱼类标本和3000多种昆虫标本，这些标本送给了俄罗斯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其中包括那些像“黄羊”的动物头骨和皮张。

　　普热瓦斯基从中国带回的标本极大地丰富了俄罗斯科学院对中亚动植物标本的收藏。很多动物标本都是动物学家们以前从未见过的新物种。为鉴定那些从高原带回来的像黄羊的动物标本，动物学家更费了一番功夫。从一开始起，普热瓦斯基带回国的那些像黄羊的动物标本在动物界的分类地位即是一个谜。这些皮张和骨骼在圣彼得堡被动物学家Büchner鉴定为一个新的动物Gazelle przewalskii(普氏羚羊)，以纪念该物种的发现人。

　　1888年，普热瓦斯基将那些小羚羊标本定名为卡氏羚羊(Gazella cuvieri)。可是不久后人们发现卡氏羚羊已经被用作一种非洲羚羊的种名。于是，动物学家将那些小羚羊标本更名为藏原羚种普氏原羚亚种。最终，将普氏原羚定为一个物种的是俄罗斯动物学家Stroganov。他在1949年研究了前苏联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标本馆的馆藏标本，确定普氏原羚为一个独立的种。

　　乔治·夏勒——“在中亚，知之甚少的是普氏原羚”

　　“我喜欢一个人独处，因为我是个目标很明确的人，我只对野生动物和环境感兴趣。”说这句话的是一位身形颀长，气度优雅，有着一双浅褐色眼睛和挺拔鼻子的老人。在演讲台上用幻灯片为听众讲述他自己的野外故事时，脸上时刻流露出孩子般的好奇和喜悦，和75岁的年龄并不相称。 

　　他叫乔治·夏勒——美国 《时代》周刊评选出的20世纪3位最杰出的野生动物研究专家之一，至今依然经常活跃在海拔4000多米的山峰上。上世纪50年代，他最早对大猩猩进行了研究，并将这一与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物种从灭绝边缘挽救回来；他是第一位到中国研究大熊猫的西方人，并发表了轰动一时的“箭竹开花”威胁熊猫生存的不同看法；他最早发现了西方沙图什披肩和藏羚羊绒之间的关联，从而促使欧美世界禁止沙图什贸易，仅次于格陵兰岛的世界第二大自然保护区羌塘自然保护区也因此建立……

　　在《青藏高原里的生灵》一书里，他提到了普氏原羚，“在过去100年内，该动物的已知分布范围是三块面积较小的区域：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甘肃中部和青海湖周围地区。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和甘肃中部，有人曾于1911年发现许多普氏原羚，并将它们作为“主要的肉食来源”，然而根据我们在1996年的调查，普氏原羚可能已经在上述两个地区灭绝了。而在青海湖地区存在三个普氏原羚种群，总数少于200只，绝大多数生活在湖边沙丘和草原地带。”

　　普氏原羚的家园曾经很大、很美，在中国西北和华北出土的羚羊化石向人类诉说着一个古老的故事：在地球上还没有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之前，西北地区与现在的华北地区一样，气候温暖，森林交替分布，羚羊自由驰骋在广袤的草原上，是盛极一时的优势动物种类，这些羚羊是现代原羚属动物的祖先。当青藏高原开始隆升，黄土高原逐步形成时，环境变化使羚羊产生了种的分化，形成了今天青藏高原特有的羚羊类群——普氏原羚。

　　普氏原羚能够在青海湖地区生存下来，和青海湖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这里是青藏高原的最东北端，是青藏高原海拔最低、自然环境条件较好的地区，同时是沙漠与草原的交错区。湖周围有半固定沙丘和流动沙丘，沙丘中人迹和家畜罕至，成为普氏原羚的避难场所。“我们主要在干燥生境中发现普氏原羚，这就将他们和藏原羚在青海湖地区的分布从生态上隔离开来。”夏勒这样说到。

　　乔治·夏勒1998年在《Wildlife of Northern Tibetan Steppe》一书中描述普氏原羚的濒危状况：“在中亚，人们知之甚少的羚羊是普氏原羚。”20世纪60年代初，普氏原羚和青海湖裸鲤曾是人们度过饥荒的主要食品，牧民们回忆，在那时青海湖附近还有“成千上万”只普氏原羚。20世纪80年代后，草原牧业的快速发展和青海湖地区农业的扩张，使得仅存的普氏原羚栖息地被进一步减少。据报道，1986年生活在青海湖地区的普氏原羚已不到350只。

　　20世纪90年代，大面积推广的牧民承包网围栏，再次分割了草原牧场，普氏原羚栖息地进一步被隔裂开来，变得破碎化。1994年，中国科学院动物所蒋志刚考察的普氏原羚已经不到300只。他在1995年发表的论文中写道：“普氏原羚还能够生存多久，尚难定论。该物种很可能在我们了解其生态、进化和遗传特征之前，即从我们这个星球上永远消失。” 

　　进入新世纪以来，旅游业的发展，公路和铁路的扩建使得普氏原羚栖息地破碎化状况更雪上加霜。2003年，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所叶润蓉等人的野外调查记录种群数量为602只。谁也没想到，那漫山遍野、奔腾如飞的普氏原羚会慢慢消失在草原上，以致于登上了世界濒危动物的红色名录。

　　普氏原羚的极度濒危状况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颁布1996年版、2000年版的红色名录和1998年中国濒危动物红色名录均将普氏原羚的濒危程度评定为极危(CR)级(极度濒危，IUCN，1996)。2000年，蒋志刚、乔治·夏勒、李迪强、吕植、张恩迪等科学家联合在互联网上发布了倡议书：《普氏原羚生存面临危机——对保护这一珍稀动物的紧急建议》，引起关注。

　　2000年，国家林业局将普氏原羚列入了《全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急需拯救的十五个野生动物之一，青海省林业局也在普氏原羚野外种群调查、巡护监测、栖息地恢复扩大、野外救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乔治·夏勒和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在2006年与青海省林业局深入环湖地区普氏原羚的主要分布区进行了实地考察。这次考察有利的促进了对普氏原羚的拯救保护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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