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鄱阳湖流域渔业因旱灾遭重创，渔民从自家承包的鱼塘打捞死鱼。 （张海岩/CFP/图）

鄱阳湖水鸟（胡国封/CFP/图）

　　南方周末记者 吕宗恕 实习生 沈念祖 祝杨

　　“江西人有一个梦，那就是希望在鄱阳湖口建一个湖控工程。”在旱涝急转的新背景下，控湖梦想也许又多了新的“筹码”。

　　清晨，风在水上滑行，湖边的泊船轻轻地摇动，偶尔撞出亲昵的响声。一只水鸟在桅杆顶上打了个趔趄，翅膀散开来，拍了几下，终于站稳。然后就神气活现地站在那里，不时勾下头，啄一啄羽毛。

　　大白天，天和水在很远的地方连接起来。天上一丝云也没有，水被天照出一片白亮，刺得眼睛生痛。不时有冒着浓烟的拖船拽着的驳船和缀满了补丁的绛红色或土黄色的帆从那白亮上划过。

　　薄暮时分，最远的天边，横着条状的金色云霓。巨大浑圆的太阳在那条云霓上面若有所思地注视着将要进入黑夜的世界。一行雁笔直地向上扬着，在它面前缓缓移过。一片帆长久地在太阳的圆心处停着，凝然不动。淡淡的紫色的暮霭弥漫过来，把湖罩在一片柔和明亮的光晕里。

　　——《重归鄱阳湖》陈世旭

　　6月5日，156天以来的第一场暴雨倾倒在了鄱阳湖上，抗旱四级响应甫一解除，防洪预警又声声急。

　　旱涝急转间，有人憧憬“想泄洪就开闸，想蓄水就闭闸”，沉寂了一年的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动议再度拉弓上弦。江西新设的“鄱建办”(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近日密集进京，新版《鄱阳湖综合规划》早已上报国家发改委、水利部，报批工作已进入决战阶段。而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仍是其中重中之重。

　　不过，环保部副部长李干杰6月3日公开表示，还没有收到有关建坝工程的环评申请，也没有进行这方面环评报告审查和评估工作。民间的质疑声亦再度响起，有人称这是“以三峡的方式对抗三峡”。

　　三十年控湖梦想跌宕至今，这会是最后的争论声吗？

　　“摸不准她的脾气”

　　望着窗外瓢泼大雨，谭晦如喜忧交加，“再下几天，说不定鄱阳湖又要闹洪灾了。”

　　干旱本是鄱阳湖今年的关键词，自1月1日以来，江西降雨量异常偏少，鄱阳湖水域面积剧烈“瘦身”，至5月18日，水面仅为2009年同期的一半。“守着中国最大的淡水湖却无水可饮，实在不可思议。”1971年，谭晦如从江西农学院毕业后分配到鄱阳湖畔的进贤县康乐堤农场工作。那时鄱阳湖水域一望无际，烟波浩渺，“时常看到有渔民捕到了跟八九岁小孩差不多大的青鱼，搬都搬不动。”

　　自古以来，鄱阳湖区就是农桑富庶之地，鱼米之乡。鄱阳湖经湖口连通长江，每逢江汛逼近，大浪滔天，雾幔蔽日。风浪过后，鸥鹭翻飞，蔚为壮观。67岁的谭晦如感怀那些在湖滨和渔家一起饮酒畅谈的时光。

　　择水而居，以渔为生，过去的鄱阳湖人总是“捕一年，吃三年”。家在南昌市南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李发平记得，那时，一湖清水，有时一晚捕鱼能卖三四千块钱。每逢汛期，洪水漫至家门口，一到端午节，湖里赛龙舟。

　　而现在，除了一望无际的草滩，湖水早已干涸。站在惟一的湿地出入道路上，南矶湿地国家级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辛勇说，若是去年，这里早已没入湖中，进出只能靠船。

　　一年前的鄱阳湖著名景点落星堆本是孤岛，四周一片汪洋，现在却是草原广阔无垠，牛羊撒欢。“汛期无汛，春夏连旱，实属历史罕见。”研究了近四十年鄱阳湖的谭晦如有些失落，“我都快摸不准她的脾气了。”

　　“控湖”梦想的起点

　　谭晦如的记忆里，鄱阳湖汛期总是如约而至，甚至来势汹汹。在信江入湖口康乐堤农场第三年，他甚至亲眼目睹了鄱阳湖发怒的样子。1973年夏季，汛期来势凶猛，信江大水。一天，他和同事正在湖堤上巡逻，只见对面余干县的围堰突然决口，滚滚洪水直扑村庄，随后听见哭喊声一片，那凄泣之声至今犹在耳，当时人们只能望水兴叹！

　　防洪是控湖梦想最早的起点。江西省水利厅鄱阳湖水文分局闵骞说，即便上世纪九十年代，鄱阳湖平均水位超过近50年来的任何十年，灾害性洪水年年都有，大洪水接二连三。

　　何止是洪水。1974年，谭晦如从农场调到进贤县农技部门工作。那年，他不幸染上血吸虫病。一种含重金属的药剂经静脉注射到人体后，时有加速心血管硬化的风险，他至今心有余悸，“要治愈至少要打二十针，每针下去都必须静卧，否则随时可能血管爆裂。”

　　“到处是疫区，到处是大肚子晚期感染者。”他当时已负责湖区农业病虫害预测预报工作，亲睹着政府先用大型拖拉机翻耕灭螺，再出动飞机向草洲湖滩大量撒药，“最后杀死了钉螺，也毒死了鱼虾，连飞鸟也很少见。”

　　当时的谭晦如研究发现，“钉螺是血吸虫的中间寄主，而连续三年淹没钉螺八个月则能有效灭螺。”他在当时一篇呈报给江西省人大的研究文章中，以蓄水灭螺力推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早日上马。

　　而今天，却是干旱成了加速江西推动控湖的动力。“鄱阳湖遭遇的枯水困境一年比一年严重，尤其三峡截流之后。”此时已在江西省山江湖区域发展中心从事研究工作的谭晦如直言，只要三峡蓄水，下泄流量开始减少，因水位差，鄱阳湖出湖流量就会增多。

　　以2007年为例，当年三峡开始汛末蓄水，数天内，鄱阳湖自湖口入长江的流量骤增至每秒6000多立方米。而同期，五条河流的入湖流量只有每秒1000多立方米。35天后，鄱阳湖的部分水位就从15米降至不足10米。

　　此后，江西省水利科学研究院曾就三峡工程运用后对鄱阳湖及江西“五河”的影响开展专题研究，结论是工程导致枯水和干旱的提前和加剧。“而如果有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湖区抗旱肯定不成问题。”谭晦如说。

　　屡动议，屡挫折

　　人力控湖真正成为动议摆上桌面，始自1980年。“实际上是被‘逼’出来的。”谭晦如的好友、江西省水利规划设计院退休的教授级高工熊大衎回忆，时任江西省水利厅厅长周景山在1980年长江中小游防洪座谈会上代表江西提出兴建鄱阳湖出口控制工程，“首先是为了防洪”。当时，上游省市采取新的防洪方案，导致下游鄱阳湖水位抬高。支持者相信，工程建成后，有利削减洪峰。

　　此时已是进贤县科协副主席的谭晦如被抽调到省科学院，参与鄱阳湖历史上第一次综合科学考察。这是鄱阳湖第一次摸家底，始于1983年。这次科考中，鄱阳湖因一次发现840只鹤群而震惊世界。见证科考全程的谭晦如说，这项惊人发现为人工控制鄱阳湖再添依据，“为了防止湖区因生态缺水出现退化，只有建闸并蓄一定高程的水，才有利于保护鹤群等飞禽栖息地和食物链”。

　　这项历时五年的科考，一共70个课题项目，“鄱阳湖控制工程”位列第32位。科考第三年，考虑到工程投资规模，控湖工程出现了全控与分控两种方案。1986年，江西省在此基础上邀请国内顶级专家进行工程论证，其结论是“基本肯定”。

　　有了专家们的“肯定”，江西控湖热情由此高涨。也是鄱阳湖第一次科考那年，江西在全国率先设立了行政级别为副厅级的山江湖开发治理委员会，省委书记亲任委员会主任，力推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要钱出钱，要人出人”。

　　而江西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先后向省两会和全国两会提交提案与建议。意外的是，工程提议遭到水利部的质疑，从此沉寂。据谭晦如后来得知，当时部里之所以不满意，担心工程会影响整个长江防洪部署，不想成为历史罪人。“再到1998年的长江大水，真该对鄱阳湖想想办法了。”谭晦如说，控湖工程再被提起，相关研究再度展开。

　　当时的省领导对来赣视察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周铁农动情地说，“我们江西人有一个梦，那就是希望在鄱阳湖口建一个湖控工程。”

　　2002年3月，江西本打算以集体名义向全国两会提交一号提案，却因省人大相关负责人的反对意见，不得不改为代表提案，经四十余名江西代表联名后递交了大会，结果不了了之。

　　最被动的时刻是，2009年十五院士学者联名上书国务院，反对鄱阳湖控湖工程。江西紧急进京说明情况，承诺不在湖中建坝，也不发电，并立即着手修编规划。该省一在场的水利官员甚至抛出“湿地迁地保护”之说，更是招来在场专家的“嘲笑”，“那你们一定要在原湿地上空竖一块大大的告示牌，告诉白鹤们，你们搬家了，你们该去哪里找新家。”

　　现实是，很多比鄱阳湖控湖工程更为浩大的水利枢纽早已在其他省份上马，而江西仍寸步难行。谭晦如说，“一大批水利专家为工程都熬白了头发！”

　　进入决战阶段？

　　数次遭挫后，江西学会了策略，从2009年开始调整控湖思路。

　　新方案核心是调枯不调洪，将坝改闸，汛期行洪，枯水期落闸蓄水，当初涵盖防洪、发电、灌溉和航运的综合水利枢纽的诉求渐被淡化。

　　为了论证控枯工程的可行性，江西省委省政府出面，耗资1800万，聘任曾上书国务院公开反对控湖工程的众院士担纲课题负责人，致力于防洪、泥沙、候鸟等六大课题研究。

　　这些院士专家因此遭遇“被招安”的争议。一年后，六大课题研究成果获专家一致通过。

　　这还不够，江西省政府再次投入2800万元，花一年时间就鄱阳湖地理信息、植物资源等展开调查。后来，这一颇有技术含量且仍以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为主的《鄱阳湖区综合规划》也在一年前上报至国家发改委和水利部，当地媒体说，“报批工作已进入决战阶段”。

　　推动者刻意对媒体回避，甚至要求有关控湖工程的交流材料都不得对记者公开，唯恐节外再生枝。

　　谭晦如甚至已经和同事在构想“鄱阳湖水济京津”，通过长约1100公里的预应力钢桶混凝土管，将优质的一湖清水输到京津，而这些都应在鄱阳湖驯服的基础之上。

　　复旦大学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所所长陈家宽仍不赞同“控枯”，“从生态的角度来讲，这项工程百害无一利。”

　　在这场暴雨来临的前两天，6月2日，总理温家宝到鄱阳湖考察旱情。江西省省委书记苏荣在陪同考察时说，“希望中央尽早批准兴建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听完恳请后，总理说，“我们要科学规划，保护鄱阳湖的生态环境，给鄱阳湖‘一湖清水’。”

　　一位参与陪同的江西水利水文系统负责人事后对谭晦如说，“总理并未就该工程直接表态”。不过，他相信，在旱涝急转的新背景下，控湖梦想也许又多了新的“筹码”。